电影英雄营销案例

『壹』 《大圣归来》为什么营销得如此成功

我们见证了大圣的逆袭，甚至对很多人而言，我们参与了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而且还取得不错的成绩。这是场盛大的狂欢，我们感激制作团队，为他们在逆境中的坚持，我们也感激层出不穷的自来水，为他们不遗余力的让更多人知道这样一部片子。然而我们同样看到了，这样的成功背后是什么样巨大的付出和努力，制作团队的努力，自来水们的努力。大圣之所以成为一部现象级的作品，是因为它的难得——难得的诚恳，难得的被众人承认，口碑上的和票房上的，同样是因为它的”难“得——它诞生得艰辛，也成功得艰辛。原来的回答之所以拿小时代和栀子花开来说事，仅仅是因为这是大圣同期上映的作品，它们本身并不重要。我在意它们与大圣的票房对比，因为这是最能反映一部挺好的作品和一部不那么好的作品的人气的数据；我同样也不那么在意它们与大圣的对比，因为这不该是大圣的目标，不该是我们的目标，也不该是中国电影的目标。今天，我或许可以说大圣是一个成功的营销案例。而我更希望，下一个大圣，不再需要这么成功的营销，才能达到今天的成绩。这问题我答不了，所以自作主张换个问题来回答：为什么其他电影不能像大圣营销的这么成功？这个问题就好回答多了。首先，作品本身拿得出手。介于这个问题专注于营销，就不多说了，但这是前提条件。一般电影的营销，主要是营销关注度，制造话题，吸引眼球，通过各种活动手段广而告之，小时代虽然不是好的电影，但在营销上的成功不可否认。这需要什么？充足的经费，完整的的推广团队，参演明星的知名度和话题度。现在绝大多数都是这么做的。由此也能佐证为什么翻拍这么被青睐，因为它先天有营销优势。同样大圣作为国民男神，这个优势同样存在。但是，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的必然产物是，海量信息迅速发布，但无效信息大奖充斥眼球。片方花大力气发布的大量信息，大多以通稿的形式存在，这往往是很多人眼中的垃圾信息，即过目便忘，不知所云，最多记住个名字。而粉丝的热情基本是，啊啊啊，某某好帅某某电影好好看，这种级别的。属于半垃圾信息，多数人看见后，最多是在去电影院的时候，在一堆没见过名字的电影中，因为见过这个名字所以多点关注。而大圣不是。大圣的传播并非以这样种传统渠道完成的。当然它未必不想，但钱是死穴。它的推广一开始是用点映来让人知道这样一部高质量的作品。然后，这里是关键，随即喷涌出的是各路大手的长评，手绘，剪辑，手工作品！这不同于大v们随手转个推荐，这些作品无疑是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这种推荐对阅读者而言就不会是垃圾信息，它们是有效的甚至高效的。看到这类信息的普通观众至少会有这样的直观感受：它至少是值得花时间去看一看的。尤其是，这类大手平时并不是那种为了某个偶像就无条件推荐的粉丝，他们会热血会疯狂，但更多时候是节制而理性的。这就是传说中的自来水，然后，这一情形发酵，以几何倍的速度扩散，这才导致我们现在感受到的热力营销。而这种模式的难以复制在于，他不是片方所能控制的，片方可以花钱请明星大v来转发提高热度，但没有办法请这么多的水军来制作有质量的推荐（当然，对于某些本身没质量的作品，要做出有质量的推荐本身就很难实现），并且要有源源不断的新自来水来补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我想说，很遗憾，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成功更多的是口碑层面印象层面的成功，而不是经济上的成功，在很多人二刷三刷的情况下，大圣的票房依然落后于小时代和栀子花开，这是非常无可奈何的现实，我们唯一期待的是，十年之后，当已经没人记得小时代和栀子花开的时候，大圣归来依然能是一代人绕不过去的作品。

『贰』 英雄造势时的例子啊！！！

如果要辩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我认为首先要给英雄下个定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期，英雄的定义有所不同。

人们对于英雄的含义可能还没有一个比较概括比较定义的说法，英雄而只是在我们心中存在的一种东西，说到英雄，我们脑子里第一出现的词是不畏危险，英武勇敢的那种铁骨铮铮的好男儿的形象，但更多的时候，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其实要称上英雄，这几个词语远远表达不了英雄的真正的内含。
在我看来，英雄不敢有能有武有谋有略，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为了大局或者说为了实现一种特定的思想或者说为他人而舍自己而承担着别人所不能所无法承担的东西，一种使命。不知道你们看了张艺谋的电影《英雄》没有，我看了后半部，前面已不用看，我看出了张艺谋想要表达的东西。张艺谋的《英雄》虽然残酷却很震憾。英雄是什么，英雄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宁，不是忘了家仇，家仇日日夜夜侵拢着他们，但是他们知道无法杀秦始皇，不是杀不掉，而是局势让他们杀不了，所以他们只有自己死。他们是英雄，秦始皇虽然也把他们杀了，我想在张艺谋看来也是英雄，因为他是一代皇帝，无法不杀。英雄是什么。我所喜欢的佩服着的英雄就是张艺谋《英雄》里面的英雄——那个跟秦始皇有着杀父之仇最后却不杀秦始皇的男主角之一。

这里面就是英雄造时势，如果杀了秦始皇，那么时势不同，历史要改写。中国历史上，我们最熟悉的战乱时代该是三国了，三国时代时势“造了”不少英雄，战乱时代，总有人会出头，不是诸葛亮就你张三，不是周瑜就是他李四，反正总是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当先前的英雄隐去了踪迹，自会有后来者补上。所以，我觉得对于英雄一词的定义甚是重要。

英雄，也许只是指某个特定时期的风云人物，也许只是指对某个时代的造成影响的人物，若英雄只是称谓，对时局毫无影响，不足以称英雄。
是英雄，就能把握大局，是英雄，就能决策千里，帷幄筹中。

“《吕氏春秋》的《贵因》篇，让我知道“因”的重要。顺应时势，因时因势，才能无敌于天下。”

关于上面一大段的古文，看起来麻烦吃力，偶就不看了。从这里说起吧。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内因决定外因，外因反作用于内因的理论来说，“顺应时势，因时因势”是不能无敌于天下的，因为时势，因势都只是外因，而内因才是起决定作用的。

“再想到“势”。 有一个比喻，说一块石头，放在平坦的地上，没有任何力量，因为“势”没有形成。可是，如果把它放在高山上，就有了“势”，一旦滚落，其力量不可小视，因为“势”成了。”
说到势，我就打一个很不恰当的比方，石头在高山上，如果它对没有滚落，即使它在高山上
有了势，但它还是巍然屹立。英雄没成。
大石头即使在平地，它稍微挪动个地方力量也不可小瞧，甚至让你躲闪不及；小石头则不然，小石因自身力量的弱小，就算滚到你脚下，你还能一脚把它踢开呢。

天时，时机，是成英雄的有利条件，不是必然条件。顺应时势，是英雄当仁不让。但不是说有了时势就能造出个英雄来。

英雄却可以以自己的智慧造时势，中国近代历史上毛泽东，蒋介石，可以说是时势给他们造了条件，让他们成“英雄”，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造就了历史。造了时势。这是大局势。

从小的方面说，就拿一个公司当例子吧，公司是平台，领导人是英雄，公司内部的总和是时势，领导人有“能”可以造时势，是“英雄”。如果一个人是“英雄”，那么他就能把握时局，适时而动。在公司造一种局面，这个局面对公司内部来说也是一种时势吧。

『叁』 当年全国票房独揽四分之一，《英雄》这部电影为何如此优秀

当年全国票房独揽四分之一，《英雄》这部电影如此优秀的原因在于张艺谋导演别出心裁的拍摄手法，吸引人眼球的武侠题材，唯美的画风，给人们呈现出了一场优秀的视觉盛宴。《英雄》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也较为吸引人，影片以秦始皇的回忆为线索，插叙，倒叙，补叙交替。电影色调主要以黑色，红色、白色为主，各有暗示，如黑色代表威严，红色代表情欲，白色代表单纯，它的成功得于整部影片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虽然《英雄》这部电影在国内的票房不太好看，不过它在国外的票房成绩却相当不错，总的来说，它就是一部优秀的电影。

『肆』 为什么英雄这部电影当年会这么出名 我看着觉得挺普通的。

理由有以下几大点：
一 《英雄》开创了中国电影新的纪元。
二 《英雄》所展现的中令人窒息的创造力和精良考究的制作水准使其成为中国新时代电影的典范和标杆。
三 《英雄》力挽狂澜，拯救了日渐衰微的中国电影市场。
四 《英雄》旗帜鲜明的高举民族文化大旗，对抗好莱坞电影文化的侵袭，并一举在美国本土打赢了这场战争。

《英雄》对中国电影所作的贡献，其实到了2009年，已经完全体现了，中国电影市场全年60个亿的产值，而且仍在以每年30%以上的增长率大幅增加，这在02年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
《英雄》的出现，推动了中国电影从作坊化生产发展到工业时代，推动了电影营销的建立。
在《英雄》之前，我们对电影的认识只在电影本身，《英雄》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每一部电影的预告片、宣传海报、首映式，甚至主题音乐等等，都是影片的有机组成。孤立的观影活动，已经衍生成为一个过程了，最后走进电影院观看，不过是最后一个环节。这本身已经拓展了影片带给大众的娱乐空间。

当然，对影片的评价，最重要的还是在影片本身，《英雄》绝对是一部独具匠心的电影，无论是张艺谋的想象力，还是它制作的精细程度，都决定了这部电影会成为永恒的经典，可以载入电影史册。

『伍』 电影艺术引发了哪些艺术观念的改革和变化

电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亦是具有庞大受众数量的大众文化形态、大众传媒和重要的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认知、认同，乃至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上，起着重要作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在世纪末的低潮和改革的阵痛中艰难但又是大步地前行。回望中国电影的发展，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堪称剧烈。一部电影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观念革新的历史。
人是有观念的动物，能思想的芦苇。观念就是人类支配行为的主观意识，它对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原则、方向和行为轨迹，起着根本的指示和规范作用。观念的内核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由它决定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人最为基本的活动方向和样式，因此，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行为的结果。
电影观念的变革，如影随形相伴于新世纪电影的始终。与这些观念变化相应，电影的美学形态、叙事形态、美学观念等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电影观念曾经是宣传、工具、事业，是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是像第四、第五代导演那样把电影当作艺术表达或文化反思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有过触动禁忌的电影“娱乐性”的争论；继而邵牧君提出“电影工业论”，则曲高和寡，批评声不绝。但到今天，经过新世纪以来以大片为肇端的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不论是电影局的领导，第一线的影人、编剧、导演，还是理论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观众，在电影观念上都认可或是默认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时代的发展已经让电影的工业或文化产业观念、电影营销理念深入人心。
如果说电影的生产主要涉及电影的对象世界、生产者（策划创意、融资投资、编剧、导演、演员等的集体性创造）、生成品（影视语言、形式结构、生成特性、艺术形态、类型特征、后期制作、技术的介入）、观众与市场（宣传发行营销、影院经营等）等环节的话，观念变革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在发生。
本文主要从工业观念、艺术观念、文化价值观念等几个重要方面（涉及电影的策划、制片、创作或生产、宣发营销等几个环节进行）梳理总结。
一、 电影工业观念：制片中心制与营销观念
电影工业观念中至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制片观念与营销观念，分别位列电影生产的上游和下游。
1、 制片人中心制与创意制片管理观念
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在制片机制方面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制片人中心制”，并使得制片管理机制在电影生产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制片人中心制”观念是电影工业观念的核心之一。制片人（Procer）是电影生产体系中的关键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制片管理（Procing）。而我们所要重点强调的“制片机制”则是制片人的制片管理模式。就好莱坞视野中，理想意义上而言，“制片管理不仅包括电影制作过程的管理，其更丰富的内容在于电影剧本的开发、电影融资以及制片人通过行使其“枢纽”的职责实现对电影创意的管控和与其他主要工种之间的权力制衡。”[1]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电影制片传统，制片观念是狭隘的。中国当下制片管理机制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不以制片人为中心，而以导演为中心(也有以大腕演员为中心的或以现成的剧本)为中心。二是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狭窄，或者说是对制片的环节或制片人的工作不重视，没有赋予相应的要求，投资人也没有在制片这一环节上给出制片人足够的权力、时间和财力物力。在很多电影中，“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甚至还未脱离“制片主任”（通俗点说就是一个财务主管、拍摄及后期制作的管家）的范围。而对照美国的电影生产，一位美国著名制片人在谈及中美制片的不同时曾发人深省地说过，“好莱坞电影工业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差别在于，中国只重视制作（Proction）这个阶段，但制作前的发展（Development）这个阶段在中国通常时间很短，差不多只有两年，但好莱坞平均将近10年，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拿到剧本到最后开拍一共整整10年[2]。
如果按照转换观念后的制片机制来看，制片人或者说制片管理的工作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影片从策划创意、编剧导演、生产制作、宣发营销、后产品开发的所有环节。制片人本身就不仅仅懂投资，也懂艺术，也了解文化动态，他管理资金的合理分配，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安排宣发营销，提早设计后产品开发等。因为至少从最表面的角度来看，制片人对资金的控制安排和分配就决定了影片各个环节的具体运作——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资金、时机与时间的长度，深度与广度等。例如迄今高居华语电影票房榜首的《画皮2》就实践并完善了一种好莱坞化的，极为有效的电影制片管理机制。 他们对品牌战略的重视，对前期“艺术设计”[3]的重视和不遗余力，对营销战略、后产品开发的重视以及长期性、制度化的运作，都是具有借鉴启示意义的。
《画皮》系列电影的成功，正是从制片人品牌策划创意，到编导艺术设计、文本创意、导演表演创作创意，到画面造型制作技术创意，外围宣发创意，营销运作机制创意、后产品开发创意等等因素的共同组合，才促成了《画皮》之神话的诞生。
2、营销与全媒体营销观念
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大片引发了中国电影的观念革命，确立了电影的工业或产业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革命是营销意识的强化。
电影大片确立的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是好莱坞电影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也是其成功之道。电影大片广泛吸引资金，注重国际市场，开拓海外明星，以国际化的视点、东方化的奇观、“高概念电影”的商业化配方等进行经营，表征了中国电影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转向。在宣发营销发行上，大片按照“活动经济”和“事件营销”的策略，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组织首映礼等各项活动，吸引注意力，强化关注度，拉长事件持续的时间，表现出以产业链经营为基础、产业集群为特征。除票房外，一些影片还试图向纵向产业链（包括电影版权、广告、赞助、票房、衍生品开发等）和横向产业链（包括图书、剧本、电影、电视、音乐、游戏、演出经纪、拍摄基地等系列行业）进发。
由此，中国电影逐渐确立了电影营销的观念，张伟平曾说，“《英雄》出现之前，我们的艺术家们，包括电影投资人，他们第一没有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第二没有看到一部国产片上映会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第三没有意识到，电影是需要经营、营销的。”[4]因此，《英雄》成功的宣传营销策划，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一个电影创意营销时代的来临。张伟平创造的一系媒体宣传手段到现在也被各个大片所沿用和复制。
但张伟平开创的粗放式的、大规模、豪华型的营销方式很快受到了新媒体营销的巨大冲击。近年来，微博、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媒体关键词，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的发展，电影营销依赖的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媒介特征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电影营销的内容和渠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我们处身于一个全媒介时代，单一的媒介营销已经远远不够。于是，在传统宣发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迎来了一个电影营销的新媒体、多媒体整合营销宣传的时代。例如《让子弹飞》就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微博、手机、户外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营销。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的巨大票房成功，新媒体尤其是微博营销功不可没。
制片与营销的观念变革促使电影回归工业本性，深化了市场化经济，其意义显而易见。
二、艺术观念：从艺术电影的创作到类型电影的生产
新时期以来艺术电影的流脉，明显区别于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化电影：“从几代导演共同努力的艺术的“苏醒”，到以第四代导演为主体的艺术创新潮流，到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高潮和高潮过后的萎缩与分化以及“后五代”导演对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到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坚持，以及新世纪以后，第六代导演和不断冒出的新生代导演关注现实，融合艺术与商业、与主流的努力，而呈现出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5]
无疑，电影有其工业生产特性和商业性，这种特性一定程度上与艺术电影的追求是相矛盾的。“电影制作的商业和文化现实大大抵消了希望成为一个个性化创作者的愿望，抵消了希望拥有自己的主题风格和个人化的世界观的愿望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产品的经济现实和绝大多数电影观众的口味抵消了这种愿望。”[6]
例如，部分“第六代导演”集中呈现了“小众化”、非主流、“独立制片”等特点的艺术电影观念。导演们走的一般是艺术电影之路，大多对好莱坞比较反感，美学趣味骨子里是贵族化的、欧洲现代主义和艺术电影式的。
总体而言，第四、五、六代导演所践行的艺术电影观念与市场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也因此，他们长期处于与市场、受众尖锐的矛盾与艰难的磨合之中，都面临着痛苦的转型。
但自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变化。新老导演们更加重视影片进入市场：戏剧化强度的追求，类型片元素的借用以及明星的加入等。姜文的转变构成重要的标志。从极度自我化、艺术化的《太阳照常升起》到创造中国电影票房奇迹的《让子弹飞》，表征了姜文的大众化趋向。虽然《让子弹飞》在意识形态上还保留了他个人化的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但《让子弹飞》在商业性、艺术性、主流性的三维中巧妙地保持了某种平衡，姜文的“艺术电影商业化”之路是基本成功的。
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逐渐成为了电影人的共识。类型电影观念开始确立。类型电影有相应的类型规则，要求反映最深层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核心性、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呼吁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也就是认可其商业性，认可其对最大可能限度的观众与票房的追求，
而且，类型化趋势不仅成为业界的共识，甚至也成为批评界的显学。电影的类型研究，切近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品性，涉及到中国电影从创意、叙事、形态到生产、宣发、分销的电影全过程、全方位的众多问题，因而是一个相当有效的视角。
虽然中国电影的类型性并不充分完备（与好莱坞相比）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电影的生产环境与好莱坞会越来越接近，更为接近好莱坞意义上的类型电影也会不断出现。
在类型观念和工业体制下编剧、导演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传统的电影创作观念中，编剧是“一剧之本”的案头视觉化的文学写作。导演则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作者化电影的创作。但在一个市场化和创意经济的时代，电影生产的经济因素和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制作因素、团队协作性越来越强，相应地导演的个性因素、“作者电影”风格被压抑，这使得编剧导演的主体地位明显降低。说到底，导演个体的功能必须要结合到整个电影生产的有机环节中才能圆满发挥。这正如赵宁宇揭示的导演的一种“产业化生存”[7]现状，在他看来，作为导演，要具有相当综合全面的素质，甚至也要懂市场、投资、商业和技术。
《画皮2》导演乌尔善对工业体制上内导演功能与作用的变化认识得很清醒，他诚心服从于体制，服从于工业化的生产并与之达成恰当的张力。正如自觉认识到的那样，“我们看美国的大型商业电影，如《指环王》、《哈利波特》、《阿凡达》，他们都有一个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中国电影行业反倒比较特殊，许多导演不愿意按照工作流程去坐，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工作的方向。---我不相信个人能力，我相信的是团队和组织团队的方式是否科学，是否能把个人能量凝聚为集体智慧。”[8]
《画皮2》的艺术总监与营销总监杨真鉴对“艺术设计”的阐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编剧导演工作、功能的某些微妙变化。他认为，“今天的商业电影的艺术设计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那种把前期艺术设计寄托在一个好编剧身上的观念已经非常过时了。电影前期的艺术设计包含了题材设计、艺术规划、编剧规划、编剧实施、美术概念设计、美术视觉设计（含造型、服装、化妆、场景道具）、镜头成像设计（含灯光效果设计）、动作系统设计、 CG技术规划、表演体系设计等。”就是说，这种艺术设计不是仅限于剧本的平面的设计，而是立体的，影像化的设计。他还具体分析其中的“艺术规划”部分要做的工作：“一、文化概念体系的设计”、“二、角色设计”、“三、思想概念体系的设计”、“四、美学呈现体系的设计”、“五、互动设计”。这里有些工作自然不必也不可能是由制片人独力来做的。但杨真鉴对这些工作的总结表明了他们（广义的制片人）对编剧、导演工作全面介入的深刻程度。杨真鉴这里所强调的“艺术设计”工作其实就是好莱坞所极为重视的“剧本开发（Script Development）”的工作，即“前期制作开始之前的那部分工作，80%跟做剧本相关，20%跟选角、视觉概念设计等有关----好莱坞针对剧本开发自身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有编剧、经纪人、管理人、大片厂创意行政、剧本医生等多种角色在互相博弈。”[9]
三、文化价值观：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观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电影的艺术观念。与此相应，电影导演主体意识则不乏精英知识分子精神。
如第五代导演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精英知识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新时期文化精神与五四精神是具有历史承传性的。如陈凯歌一直自认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单纯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电影导演，我宁愿说自己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叙说（用弘扬、宣扬这类词对我来讲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谈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忧虑，是徒唤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积的呼应。但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却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10]他还宣称，“当民族振兴的时代开始来到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从受伤的地方生长出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来。”不难发现陈凯歌所禀有的那种“铁肩当道义”式的历史使命感、时代精神和启蒙理想。
在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作品如《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传达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国民性、追求“现代性”、向蔚蓝色文明大踏步迈进的高远理想。
然而他们很快就面临着一个大众文化转型的事实。时代的大众文化转型导致了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界限的消失。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大众仿佛具有了选择权和评判权，精英文化为了生存，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先锋性，磨平自己的棱角，填平雅与俗、高与低、先锋与大众的界限与鸿沟。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也愈益丧失了标准。
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都市化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主要以现代都市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的，通过当代影视网络新媒体、报刊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不追求深度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其明显的特征是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大众化与精英化、小众化等相对，应该说大众文化与大众的切身利益有关，它是大众创造出来又为大众所消费的。实际上，大众文化是一种利用大众媒介来进行传播的现代工业文化。
电影本身是一种以大众文化为主导定位的新型大众艺术样式，但这种电影的大众文化观念也不是向来如此的，它也经历了观念的复杂而艰难的沉浮变迁。到今天，经过大片的市场运作，影视领域的“娱乐化”大潮等，则是认可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及与工业观念相应的大众文化观念。
毫无疑问，大众文化本身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如某种“娱乐至死”的过度娱乐化），是需要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加以监督、调节、引导的，但在一个全球化的、全媒体的、文化剧烈变迁的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并且呼唤政府主管部门和学院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和尊重，以期共荣双赢和健康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大众文化观念的确立，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由原来的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而向大众文化转化的“大众化”的过程。而原来的具有大众文化性的商业电影则融合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的某些特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不妨把这三种电影流向统称为“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化”。在当代语境中，大众文化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异，高雅与通俗不再格格不入，精英文化走下神坛，通俗文化步上台阶，向主流靠拢，共同在经济、政治、科技、商业与文化的全面渗透中互相交融。
正视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到今天，融合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和中国当下文化发展的现实，已经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本土的独特性的大众文化，包括本土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独特性。
如前所述，中国电影“大众文化观念”的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观念”，是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的结果，其中既有主导文化与商业文化、以及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亚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还有传统文化、香港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流变。这些文化资源的拼贴、融合乃至错位，共同营造了多元化的中国当下电影的文化格局。
四、中国电影：观念变革背景下的文化创新
观念指导行动，观念改造现实。在一个百舸争流、物竞天择的全球化商品经济时代和观念变革时代，中国电影别无选择而与好莱坞共舞，承担文化传承传播与产业经济的双重任务，积极实施产业推进和文化创新。
中国电影的文化创新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1、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电影大片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方向。而“古装”又使得此类大片更具文化符号性，因为“古装”本身就因其与现实、当下的疏远而别具诗性和文化符号性，别有一种超现实美学意味。
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电影大片以独特的影像化方式对中华文化实施一种影像化的转换。这种转化可以从传统诗学的影像符号化表述与写意性、表现性的影像再现两个方面来看。
电影大片的发展形成了自己“视觉本位”的美学。在这个视觉文化转型、视觉为王的大众文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选择。而立足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中华艺术精神自然也可以成为今日大众文化的有机源泉。古装大片堪称时代最重要的美学表征。一定程度上，这种视觉转向趋势与传统美学对意象的强调不谋而合。当然，对视觉奇观的强调会使得“意象”中意、情感这些要素大幅减少，然而以发展的眼光看，也许可以说，古装大片中的画面造型、场景、影调等等正是体现于电影的意象（尽管“意”差强人意）。而有些电影所表现的那种开阔的高远、全景镜头、画面所体现出来的超现实意味，也是传统美学中写意精神的流转，一种传统的现代影像转化。
大体而言，以《英雄》为代表的电影大片均极为重视对“场景”的凸显，以及对于影调、画面和视觉风格的着意强调。而这些场景均具有一种泛中华文化的味道，是一种多少有点“意味”的“形式”或“符号”。
与场景相应，在古装大片中，服装道美这些构成场景要素作为视觉元素的凸现也很明显。在影视剧中，服装、道具、美术一般来说只起辅助性的作用，但在古装华语大片中，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可以说具备了独立的审美观赏的价值。
当然，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在中国古典美学形态中并不占有优势地位的繁复奇丽、错彩镂金的美，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兼具艳俗和奢华的双重性的新美学。这种新美学表明，在此类视觉化转向的电影中，色彩与画面造型的视觉快感追求被发挥到了极致。
在大片中，由于强化观赏价值，全力追求影像的视觉造型效果、电影运动的景观和画面的超现实境界，电影叙事发生了重要的变异。文学性要素、戏剧性要素、思想内涵等明显弱化了。
当然，奇观的展示，诗情画意、总体意境的呈现，也低度性地参与叙事表意的过程（如《英雄》中色彩与色调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古装大片中，传统的时间性叙事美学变成了空间性造型美学，叙事的时间性线性逻辑常常被空间性的“景观”（包括作为武侠类型电影重要元素的打斗场面）所割断，意义和深度也被表象的形式感所取代。
2、传统边缘文化的现代化
在世纪初年崛起的大片渐趋衰落之后，中国的魔幻类电影颇有回升之势，基于中国古典民间传奇的《白蛇传奇》、《画壁》、《倩女幽魂》都是魔幻爱情题材。这些电影通过奇观化的建筑场景、风格化的服饰道具等物件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好莱坞科幻大片的东方式魔幻类型电影，把人性、爱情、人与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维系从魔幻中询唤出来，完成大众对鬼魅的审美想像。《画皮Ⅱ》把这一类型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从而奠定了中国式的魔幻电影大片的类型品质。同时又是有一定哲学思考的魔幻电影类型，关注或涉及了某些超验性的深层问题。这一电影类型，在当下青少年观众当中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票房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画皮1、2》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向居于边缘，非主流地位的狐妖鬼魅的文化，用一种电影的方式把它大众文化化。在这种大众文化化的过程当中，又结合很多西方魔幻电影的类型要素。影片中很多场景的设计、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渲染，并不是纯中国化，有很多西域的魔幻色彩，还有来自西方的东西。因此影片有颇具文化融合特征。实际上，除了“狐妖”这一角色的原型来自中国民间的志怪妖仙文化外，电影与原著《聊斋志异》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这部映射诸多当代话题（也是一种“接地气”）的魔幻电影中杂糅了蒙藏、日本等多元文化符号，并以精美奇绝的视觉效果呈现。它既有营造好莱坞式大片视听奇观的野心，又有着类乎独立电影的先锋性设计理念。
2、 青年边缘文化的主流化
当下，80后90后年轻一代开始逐渐显示出文化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暑期档、寒假档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只有吸引青少年的眼球，占据青少年票房市场才能在市场上居于不败之地。青年文化性特征是较为彻底的生活化、世俗性的，热衷游戏，“咸与娱乐”，政治意识不强，商业市场意识倒是不弱，平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强，社会经验、直接经验不足但想象力丰富，崇尚感性，不刻意追求深度、意义。
从电影导演代际的角度看，原来小资、小众的部分第六代导演及更年轻的电影导演终于“长大成人”了，开始正视社会、票房、受众口碑了，他们的电影也在艰难地向“主流化”靠拢。这是中国主流电影的生力军，青年文化因素、第六代导演的艺术电影传统等的融入主流电影文化，预示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流电影的未来发展。
例如《失恋33天》通过“接地气”的青年“意识形态询唤”，巧妙的市场把握和营销策略大获成功，其中并无牵强附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依赖，也无目的性明显的主流文化引导，以其大众化甚至是“电视化”的审美特征和青年文化的代言方式，获得了市场主流和广大青少年受众的认可，这是一个原居边缘的青年文化（甚至是一种以“小妞电影”为载体的“小妞文化”）成功进入大众文化视域并创造大众票房奇迹的神话，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以支流、偏锋制胜的案例。毫无疑问，对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来说，青年文化的潜力是惊人的。
4、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及融合
好莱坞电影所携带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市场的全面胜利，成为本土电影学习的榜样。中国电影在经历了“内向型”之后开始了全面的“外向化”转型，开始将眼光瞄准了主流的西方和海外市场，开始将展现丑陋的“伪民俗”策略转化为普世价值（如和平、天下、仁爱）的弘扬，从对西方“想象中国”的迎合变而为“中国想象”的呈现，将“中国梦”的想象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传播，将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加工成为高度工业化和商业性，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想象的中国主流大片。
以《英雄》为发端的中国大片的成功无疑受到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生产方式的影响，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正是好莱坞电影不断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集结号》开始时的巷战，近战手势语，钢盔和美式军备，让人恍如在看二战题材的美国大片；《赤壁》被有些人戏称为中国版的《特洛伊》，“加速了中国商业大片‘好莱坞’化进程”；《无极》被人讥称为到处皆有外来影响痕迹的“大杂侩”、“四不像”……
中小成本影片方面，本土化的痕迹也极为明显。新世纪以来“以小人物为中心，犯罪行为为线索，社会现象为背景、复现叙事结构、荒诞性为特征的‘黑色喜剧’正在成为一种流行形态，并在观众群中形成对一种电影类型的期待观看。”[11]此外，类型杂糅的特点，符合了古典好莱坞之后，世界电影发展的趋势——类型边界的不断模糊，反类型电影、“超级类型电影”不断出现。
当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

『陆』 美学 谈电影《英雄》蒙太奇的运用

《英雄》是张艺谋转型执导的首部武侠电影，由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章子怡及甄子丹主演，由王菲演唱电影主题曲，2002年12月14日上映。电影故事主要讲述了战国末期，三大侠客欲杀秦王的故事。《英雄》缔造了国产电影的全球票房神话，内地票房达2.5亿元人民币（占全年总票房四分之一，进入21世纪之后首部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 ，同时在北美、日本、韩国等地也票房登顶，全球票房共计1.77亿美元（约合14亿元人民币）。影片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第一名 ，提名奥斯卡金像奖和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奖项] 。《英雄》的公映终结了内地电影市场近十年的低靡期，拉开了中国商业大片的帷幕，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里程碑，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柒』 ：电影《英雄》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效益。试分析《英雄》商业运作的方式及效果。

四招完胜 点评《英雄》的“商业派剑法”

从张艺谋投拍《英雄》开始至今，这部汇集了诸多台前幕后各路明星、耗资3000万美元的大制作武侠电影就一直备受关注，它豪华的制作班底、恢弘的电影画面以及充满东方意韵的电影音乐无不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曾有报道评说这部电影就像是一次视觉和听觉的盛宴。就在海内外媒体对《英雄》台前的种种风景逐渐失去兴趣的时候，这道盛宴的幕后大厨便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这部影片成功的商业运作，不能不说是国产电影走向市场、赢得观众的经典作品。或许我们不敢说一部电影的成功就是张艺 谋的成功，但《英雄》本身的确成功了，张艺谋也实现了自己说的那句豪言壮语：“拍好看电影，把观众吸引到影院来”。《英雄》以全线飘红的票房，让我们理解了如何以成功的商业运作来抵御好莱坞的如狼似虎。

剑法一 寻找良好的融资伙伴

国内传统的电影投资方式是制片厂拿国家下拨的经费拍片，风险由国家承担。近年来也有少数民营企业的介入，比如像张艺谋早年拍《代号美洲豹》就是一个私人企业主投资的，但风险极大，让许多民间财团望而生畏。传统模式下的投资方式几乎跟融资无关。《英雄》则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投资方式———即可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融资。于是，影片的3000万美元投资方式便应运而生：对剧本先作预算，再找一个国际著名的保险公司做担保，最后到银行成功贷款。之后，如投资商所期望的一样，影片刚拍完，欧美版权就卖了2000万美元，国内音像版权又拍卖出了1780万元的天价，还有贴片广告收入，使影片的前期收入全线飘红，资金的快速回笼令投资商信心倍增。尽管新画面老总余玉熙在接受采访时对于融资的细节不愿多谈，但她还是承认，《英雄》的融资方式是借鉴了先进国家投资电影的经验。记者点评：小投资的电影可能一家公司就能拿出钱来，但是大制作呢，就必须依靠各方面社会资源的联合配置，风险共担，这也许就是工业化阶段跟手工作坊时代的区别。

剑法二 让艺术与商业成为搭档

这里所说的是定位，准确的说法是让商业与艺术成为搭档。张艺谋在谈到这个问题的关系时，把自己比作种萝卜的人，他说：“如果买萝卜的人认为成本太高，我会按照买萝卜人的意思种；如果成本不高，我想怎么种就怎么种。”这句话委婉地表达了张艺谋力图寻求商业和艺术间平衡的明确思路。《英雄》电影版本被剪掉了20分钟，就是与搭档间友好合作的例证。最初的样片长度是1小时50分钟，但给最大的买主美国片商看时，他们说长了，结果张艺谋只好忍痛剪掉了20分钟，此事成为张导心中永远的痛。为此，一向以固执著称的老谋子用一句话为自己的行为作了注解：一切为了市场需求，艺术要为商业让步。同时，张艺谋又多次在各种场合说，艺术为商业让步，首先是要影片好看，把观众吸引到影院去，这是艺术家必须遵守的商业信誉。这个“好看”，首先就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也就是后来众多传媒所攻击的“形式大于内容”，但从影片画面的震撼力来说，张艺谋成功了，影片中诸如棋亭打斗、黄叶漫天、九寨比剑等集合了中国最优美的风景，给人深刻印象。影片加入的秦腔、颜色的隐喻又都坚持了艺术的把握。张艺谋点评：如果没有商业信誉的话，你这个电影所讲的艺术就是空想。

剑法三 绝招防盗版死保票房成功

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是新画面公司，因为是他们让防盗版这个艰苦卓绝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老总余玉熙女士曾留学德国，也到好莱坞等地进行过专门访问，深感防盗版的重要。为了防盗版她想了很多的办法，都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比如取消各地已成惯例的看片会，和各地院线签订拷贝丢失赔偿合同、观众进影院存包等，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非常行之有效。有盗版分子说，只要首映就能盗版，于是在深圳首映的前一天，就有盗版分子开始收订金了，并扬言10天之内发货。于是，深圳首映式便成了兵家的必争之地。片方为了严防死守《英雄》的“女儿身”，甚至对影院的天花板、墙面都做过特殊处理，看门的保安临时雇用，40个保安每天一换，更别说进场的观众所要经过的道道检查，到了对谁都不相信的地步。据介绍，防盗版是从影片拍摄之初就开始了，所有

工作素材当天使用当天拆除；谭盾为影片作曲必须看画面，剧组只好为他录制了一盘录像带让他带在身边，但前提是要先写一纸“死文书”，片方还要在录像带上做记号，如果发生盗版就会从这个记号上知道是谭盾漏出去的；到了洗印拷贝的关键时刻(这是盗版发生的最危险地带)，新画面公司则想出了一个绝招：拷贝只洗一套，3本放在3个不同的个人手上，而这3个人均互相不认识……结果，《英雄》一直到20日首映式当天都没盗版出现。余玉熙说，防盗版的成功让他们很有底气，才会有音像版权拍卖1780万元，才会成功地招商卖出贴片广告，因为人家看你防盗版成功才相信你，觉得投入值得，能盈利。张艺谋点评：如果有盗版，票房将损失一半以上。

剑法四 有效的宣传炒作是成功之母

对于《英雄》的宣传方式，一直有炒作和运作两种说法，余玉熙认为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要靠电影票房来说话，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影片宣传是成功的关键。新画面的董事长张伟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公映前一个月宣传计划正式启动，包括包机宣传、音像版权提前拍卖、盛大首映式，仅广告投入就在1000万元以上。为这些宣传炒作，新画面公司创下了多个之最：最昂贵的首映式；600余家各国媒体到场的最大宣传阵容；最史无前例的是包机宣传；最严格的进场验证方式(通常好莱坞的电影首映式会采用这种方式)国内尚属首次；最令人意外的是音像版权拍卖天价。省电影公司负责人朱蓉点评：很多的炒作往往只有一些团体会获益，要么是发行方，要么是制片方。而《英雄》就不同了，它带动了很多行业同时获益，发行方、制片方、投资方、影院，甚至还包括广告业和其他商业品牌，造成多重盈利局面，其宣传攻势堪称罕见。

『捌』 征集近两年营销创新实践案例

我也试着来一下，赚点分。

自己本身没那么多经验可谈。只能四处找资料看看版。

最近看了一权些市场研究和营销网站的内容，觉得那方面的案例和分析符合你的要求。例子有很多。

一个是市场研究协会的网站，好文和资料不少。
www.cmra.org.cn

另一个是中国营销传播网
www.emkt.com.cn

超女确是一个好的案例，但总觉得有点那个...

『玖』 张艺谋跟张伟平合伙拍电影，倪妮的出现，为何让两人翻脸了

1990年，先后做过药剂师、医药代理商、航空食品供应商，还曾跻身房产圈的张伟平，在一个酒会上结识了恰逢导演生涯低谷的张艺谋。深谙营销之道的张伟平和只知闷头拍戏的张艺谋一外一内，在挫折与收获中摸索出了中国商业电影的康庄大道。

但一家电影公司只投资一位导演的片子，中国电影圈目前孔怕只有张艺谋和张伟平所在的新画面公司了。以公司从运行《英雄》的营销经验完全有能力与更多导演合作。而张艺谋作为中国电影界大师，国内多家公司都巴不得与他合作。

纵观国内新生代电影公司，其营销、宣传理念相当新锐，比如微博营销成功就是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拿到过3亿票房的直接原因。而张伟平的营销策略大多以砸钱“放炮”为主，并未展现太多针对电影市场新发展的应对策略。既然这对搭档都有条件随时找到“新欢”，在营销理念不同的情况下，“移情别恋”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此前也有媒体称二张不和的原因是张伟平爆料了张艺谋再婚育三子的新闻，张艺谋才不高兴。作为我们网民来说，并没有资格去游说这两位大腕和睦相处，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更多。我们只知道，和气生财才是硬道理。

『拾』 求张艺谋主导的电影《英雄》的宣传手法，参考英雄的百科“当年首次采取了许多国产影片从未有过的营销手法”

分析电影《英雄》营销的模式

喜爱《英雄》是因为它迎合了观众的需求，《英雄》的火爆则得益于其高超市场化的运作。解析《英雄》是为了诞生更多的《英雄》。

上市7天票房进账1个亿，它就是《英雄》。
《英雄》依靠其雄厚的资金支持、领先的市场理念、娴熟的运作手法，在2002年12月20日甫一上市，就大获全胜。截至2003年1月7日，票房达19500万元。
然而，票房只是《英雄》带来的收入的一部分。实际上，影片早在全球公映之前，制片方就已通过一套系统的操作手法，不仅收回了全部投资，而且还实现了盈利：欧美地区发行权以2000万美元售出；韩国与日本发行权分别以200万美元和7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VCD、DVD内地音像版权以1780万人民币成交；《英雄》贴片广告的标价是30秒200万元。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图书、邮票等后电影产品和电影衍生产品的开发所带来的巨额收入。
从财务的角度看，《英雄》无疑是成功的。究其本质，创新性地将营销观念导入电影产业和整合性的成熟的市场运作手法，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
研究中国电影市场和消费者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入大片的新鲜过后，国内电影院就风光不在，票房逐年下滑，近年更甚。20年前，中国电影观众每年最高接近300亿人次，上世纪90年代猛跌至五六亿人次。电影市场如此江河日下，原因在于：
1.忽视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任何产品，只有迎合消费者现在和未来潜在的需求才能获得成功。对于电影“生产者”来说，了解主流观众生活形态、观念和偏好的变化与趋势也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在我国电影市场上娱乐片观众占主流，在这个市场上观众就是上帝。而中国大多数的导演却没把观众的需求放在心上，蔑视观众的需求，结局只有死路一条。
2.中国电影观众的偏好已发生变化。
近5年电影观众观赏情趣的强烈变化表现在越来越向平民化、通俗化、纯娱乐性靠拢，轻松的喜剧片和惊险的灾难片更被看好。“看电影只是为了娱乐放松”，这已是主体观众在紧张忙碌工作之余进影院的主要目的。
3.中国观众缺乏电影经验。
一项调查显示，中国观众每3年才去影院1次，这使得观众缺少一种看电影的经历，不知道自己花几十元的代价去影院观看是否值得。
4.进口大片票价太高。
比如1998年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的最高票价达到80元，比美国的最高票价还高。在一个消费水平相对低下的市场上价格严重扭曲，是引进进口大片反而导致中国电影市场降到冰点的主要原因。
5.盗版光盘、走私影片泛滥，严重侵蚀电影的市场肌体。
因盗版的性价比较正版具优势，从而使电影的票房受损巨大。
6.电视电影频道的替代作用。
7.缺乏真正权威的、对观众的偏好和电影的创作起引导作用的影评。
国内影评人士往往从电影的专业角度来分析电影，很少从观众的角度欣赏影片，从而没有有效地激发观众观看的意愿。
8.中国电影从产量上来说不少，但进入市场的并不多，很多影片观众根本看不到，有的根本就没有发行。
9.缺乏营销意识。
在国营制片厂，一部投资上百万元的影片，能拿出两三万元来宣传就不错了。因为缺少营销意识，缺少一流的营销人才，致使一些国产电影“锁在深闺人未知”。面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持续疲软，众多优秀的国产影片只能依靠几乎是惟一的手段??抢占“情人节”、“春节”等黄金档期来争夺高额的票房回报，中国电影的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精确定位
张艺谋从来就不讳言《英雄》作为一部商业片的定位：“评价《英雄》成败的关键在于票房。”
《英雄》试图以一种全新的叙事手法和充满想像力的表现方式，在人们的脑海中占据一块属于武侠片最高境界的经典区域，让人们一旦说到武侠，就自然提起《英雄》。这样的定位就自然衍生了影片恢弘的气势、惟美的画面、流动的色彩、浪漫的音乐和强大的阵容；就自然衍生了高额的投资和一系列令人窒息的市场推广动作；就自然衍生了高达40元/人的国产片票价；也就自然衍生了人们心目中堪与《泰坦尼克号》媲美的国产大片形象。
准确的形象定位锁定了《英雄》的目标受众是大量的普通观众，而不是电影节的评委；注定了《英雄》将成为人们心目中武侠片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注定了《英雄》最终要成功。
强大的电影品牌号召力
所谓品牌是指用以识别企业产品，以求有别于竞争者的产品所确定的名称、术语、符号、设计或这4者的结合。作为一种大众流行消费产品，在大众日益依赖品牌消费的今天， 电影必须在市场上打造并运营自己的品牌。《英雄》的品牌经营策略无疑已成为中国电影业的经典之作。
只张艺谋一人，就具有了足够的票房号召力。更何况800万美元左右的片酬力邀大腕巨星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章子怡、甄子丹加盟，再加上杜可风的摄影、谭盾的音乐、程小东的武术、和田惠美的服装、人物设计、帕尔曼的小提琴、《黑客帝国》特技制作班底为全片制作的将近17分钟耗资1000万美元的特技，剧组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为《英雄》品牌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品牌的价值不是由企业自己评定，而是存在于消费者心目中、存在于品牌与消费者的互动中。
1.沟通。
《英雄》与观众的沟通，是通过放映前大规模的宣传推广来完成的。不论是在媒体投入、大型公关活动，还是在售点生动化陈列方面，《英雄》主要的诉求点都在于其班组阵容的强大。它试图利用导演和明星的品牌号召力来说服观众：《英雄》的确能够以其堪与好莱坞媲美的精良制作，带给他们一直在武侠片中所寻求、所期待的感官享受，他们在精神上获得的快感将远远超过他们在物质上的付出。
2002年11月28日开始上市的《英雄》记录片《缘起》，将《英雄》与观众之间的沟通推到了极致。这部采用纪实手法，从北京到敦煌，从九寨沟到横店，历时3年共1000多个日夜跟踪拍摄而成的记录片，刻画了《英雄》从张艺谋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到最终成为一部成熟电影作品的每一个有价值的细节。大面积多渠道地传播这个记录片，使观众有机会第一次与《英雄》的创作和诸多明星亲密接触，从而强烈地勾起更广泛的人群对《英雄》产生好奇与期待。
2.体验。
《情感营销》的作者说“体验是企业和顾客交流感官刺激、信息和情感的要点的集合。”电影与有形的产品不同，它给消费者提供的价值就在于一种体验。
浩荡的秦军于铙鼓齐鸣中策马奔驰，英雄的决斗在白发老朽的古琴旁屏气敛息，燃烧的仇恨伴随着鬼太鼓低沉的邪气，茫茫大漠间传来的是小提琴哀怨的思念；红色的枫林、绿色的山水、蓝色的书房、黄色的沙漠；《英雄》中的人物，淡化成一个英雄的符号，在服装颜色的变化中肆意泼洒英雄的风情韵致，张曼玉红衣飘摇中的绝美，李连杰黑衣劲装中的刚毅，梁朝伟白衣飘飘中的孤绝；棋亭打斗、黄叶漫天、九寨比剑，所有的这一切都以张艺谋独特的叙事手法，向观众扑面而来。这的确是一部“在色彩中流动”的“视觉的盛宴”。
3.联想。
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联想是品牌力内涵的重要构成要素。《英雄》以其精良的制作，成功地成为公众心目中最高水平武侠片的代名词。在这个阶段，《英雄》品牌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张艺谋和明星品牌的影响力。观众开始更热衷于讨论影片的人物、情节、色彩、音乐、画面、服装，他们不再通过导演和演员等因素来对影片质量进行评价，而是相对独立地以自己的“体验”来进行评价。
《英雄》以自己的优秀经受住了观众的考验。《英雄》在品质上的成功使得《英雄》品牌和导演、明星品牌在市场上交相辉映，一方面有力地提升了导演和众明星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英雄》品牌的进一步延伸。
整合的营销传播
《英雄》的成功，绝非偶然。除自身品质出众外，其在运作上的整合传播推广功不可没。
1.前期策略。
（1）秘而不宣。该片开拍以来，一直都在极度保密之下进行。其主要人物造型都秘而不宣，这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极大好奇。因此，当《英雄》剧照曝光后，立刻激发了媒体、大众和众多商家的第一波关注的热情。
（2）冲击奥斯卡。后期制作完成后，《英雄》剧组开始频频主动与媒体接触。于是能否成功入主奥斯卡，又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和心中最大的悬念，更加激起公众对此片的期待。
（3）提前推出《缘起》。“《英雄》盗不着，就盗记录片《缘起》。”殊不知，这样就又落入了《英雄》的“圈套”。《缘起》既是《英雄》的记录片，更是《英雄》的宣传片，通过它又掀起了观众对《英雄》的新一轮期待。利用人们对影片的好奇，将《缘起》首先推向市场，可谓是宣传造势的创新之举。在《缘起》推出之前，《英雄》漫画、小说、邮票相继面世，形成一浪接一浪澎湃之势。
（4）盗版的宣传效应。当人们津津乐道于《英雄》与盗版的“明争暗斗”时，《英雄》已上了报纸、网站娱乐版的头条。都知道《英雄》深圳试映要凭身份证方能入场，都知道深圳的盗版商扬言7天内拿到《英雄》盗版，都知道《英雄》的防盗版工作将进行到底，所以都期望知道是否“盗”高一尺，《英雄》“魔”高一丈。
《英雄》在惊心动魄地与盗版的斗争中成了舆论的焦点。
2.中期策略。
(1)包机首映礼签约仪式。2002年11月22日，《英雄》制片发行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隆重的包机首映礼签约仪式，现场播放了《英雄》的精彩片段和拍摄花絮。包机首映在中国电影史上是首次出现，《英雄》继续成功地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2)内地音像版权天价拍卖。2002年11月29日，《英雄》VCD、DVD内地音像版权拍以1780万元的天价拍卖，创出国内音像制品版权交易最高纪录。这进一步使人们确认了《英雄》的价值，直接有效地激发了消费者一睹为快的欲望。
(3)媒体广告的投放。随着公映期的临近，《英雄》在媒体上的动作越来越大，全国大部分观众都暴露在影片立体轰炸的宣传攻势中：除了灯箱、路牌广告、影院的海报陈列等传统方式，《英雄》在电视上则以纯商业广告的形式，向世人展示《英雄》的无限风采，先是中央一套、三套、八套，紧接着全国150多家地方电视台以及VCD、DVD、Internet多渠道开展轰炸；与此同时，《英雄》还与多普达手机的广告捆绑在一起，出现在诸多媒体上。这些广告中都包含了《英雄》的片名和上映日期。一时间，《英雄》的广告铺天盖地，无处不在。以上媒体的有效整合，最大限度地覆盖了目标受众，对《英雄》的上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人民大会堂首映礼。在吊足了观众和媒体的胃口后，2002年12月14日，《英雄》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礼。《英雄》选择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一方面是进一步聚焦媒体的关注，将宣传攻势推向高潮；另一方面，也是有意突出《英雄》的品质非凡。
虽然首映式后众多媒体对《英雄》的评论报道不如预期中那么好，然而诸多争论及张艺谋等剧组人员频频在媒体上接受访谈，使人们越来越确信无疑：《英雄》的确值得一看。这，逐渐铺垫了《英雄》高潮的到来。
(5)潮起??上海、广州、香港首映发布会。随着全国公映日期的临近，《英雄》的宣传攻势高潮迭起。《英雄》把全国市场分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4大片区，分别派专人亲临片区压阵；斥巨资包机前往上海、广州和香港参加首映发布会，掀起又一轮新闻狂潮；紧接着，宝马车队接机、张艺谋与娱记唇枪舌剑、悬红400万元捉拿《英雄》盗版、董建华接见、预售票房高达300万元……2002年12月的娱乐界，沉浸在一片对《英雄》的期待和欢呼中。
(6)售点布置。当《英雄》终于在全国各地全面上映时，各大影院为营造影院现场气氛，大都上了大型户外喷绘、POP挂旗、人型立牌等诸多终端宣传用品，有的影院甚至张灯结彩大肆宣传。
3.后期策略: 票房和盗版。
即使《英雄》就此中止了宣传，其炫目的票房也会将它继续维持在大众关注的中心。7天票房突破1亿元，20天票房突破2亿元，人们已经开始不厌其烦地将《英雄》与创造中国票房记录的《泰坦尼克号》相比较，中期策略的惯性和巨额票房成为《英雄》最大的宣传点。
另外，影片公映陡然加大了防盗版的难度。《英雄》盗版和反盗版的斗争，也将持续保持在媒体的视线之中。
在《英雄》的宣传策略中，前期的事件营销和中期一系列的公关活动、广告宣传、现场促销手段可以说是精心策划、一气呵成；多渠道的有效整合最大限度地覆盖了目标群体，一步一步地将观众和媒体的期待和热情推向高潮。
渠道决胜
1.集制片、发行于一体。
《英雄》的制片方即发行方。新画面公司不仅协助张艺谋完成了影片的制作，还联合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负责该片的发行。这使《英雄》从出品到包装策划再到推向市场的全过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组织上奠定了市场运作成功的基础。
《英雄》品牌和宣传的力量，使影片的出品发行方在该片的发行渠道中，始终处于一种强势的地位，具有了执行其发行策略的指挥权。
2.发行中的平面模式策略。
平面模式策略是指一部影片在一个主要目标市场的某一家影院或少量重点影院举行首映式，以建立良好口碑，一旦口碑确立，便一次性或分阶段扩大发行范围，进入无数影院，以达到遍地开花、财源广进的目的。
《英雄》的出品发行方充分利用手中握有的发行渠道控制权，精心选择了人民大会堂作为首映式的地点，6天之后，开始以北京、广州、上海为重点向全国铺开。
这种铺开并不是不加选择的。《英雄》的出品发行方凭以往的票房成绩及其硬件设施水准为基准对各院线进行筛选，以保证影片的放映质量在观众那里不打折扣。
3.档期的选择。
对电影而言，档期是缔造成功票房的关键。《英雄》锁定的目标观众群是18～35岁的中青年，这些中青年开放、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他们对于“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的重视已经足够与中国的传统节日相抗衡。因此，《英雄》将全国公映日期定在2002年12月20日抢占“圣诞”档期，最大程度地吸引了已经被节日气氛所感染的人们。周末、午夜、圣诞、《英雄》，这一切诱惑对于风华正茂的中青年人而言，真是难以抵抗。
《英雄》档期不仅赶上了“圣诞”，而且将“元旦”也包含在内。《英雄》潜在的观众是12～18岁、35～50岁对武术、电影感兴趣的人群。在这一“圣诞”兼“贺岁”档期，很多这些潜在的观众受票房和口碑的驱使，走进了影院。
除了在香港与《无间道》撞档，《英雄》在国内几乎没有受到其他同类型影片的狙击。
4.立体渠道发行策略。
除了传统的银幕放映，新兴的电影分销还包括了VCD、DVD、电视、录像、Internet等渠道。西方成熟的电影播放体系告诉我们，电影应首先在影院播放，然后才可以进入家庭录像市场，再后是付费电视及有线电视，1年以后才可以开始在公众电视台播放。追随这种成熟的播放体系，《英雄》有意控制其VCD、DVD的面市时间，决定在影片上映后1个月?大概是2003年2月5日，才使其进入家庭市场， 这样既保证票房不受到冲击，又保证《英雄》与观众接触的连续性。
5.严防盗版。
（1）影院内监督。《英雄》深圳上映期间，出品发行方在各个细节上严格监督，为此甚至控制电影的放映场次和门票的销售数量，以保证充足的防范力量，有效地防止了盗录，
（2）保护拷贝。为严防盗版，《英雄》的拷贝在押送过程中使用了20年未见的拷贝箱，钥匙交由各影院经理亲自保管。出品发行方还发表公开声明称，假如《英雄》的拷贝被电影院弄丢，将要按照拷贝索赔金额的10倍处罚。另外，为了从内部彻底把盗版堵住，不到最后时刻决不洗印拷贝。每家影院当天放映过《英雄》交接拷贝后得由院线经理签字。
(3)依靠行政力量。为了打击盗版，《英雄》还成功联合了外部力量。国家文化部和扫黄办首次为一部电影成立了反盗版专案小组；广东伟佳、飞仕公司投入400万元作为打击盗版的基金，并成立了打假小组和律师团。
尽管后来出现了拷贝西安被盗事件，但从整体上来说，《英雄》的防盗版工作还是做得非常成功，有力地保证了影片高额的票房回报。
品牌延伸?后电影产品和衍生产品的开发
电影产业链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一是策划、生产阶段；二是宣传、发行阶段；三是影院放映阶段；四是后电影产品的开发阶段；五是电影衍生产品的开发阶段。其中，后电影产品和电影衍生产品是电影自身品牌延伸的产物。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电影业营销是以“电影”为火车头，带领相关产品和产业的综合开发，这种模式称之为电影营销的宇宙系统模式（图1）。该模式把电影比作太阳，而其他相关产品和产业则是围绕它运转的行星。在美国，一部影片狭义上讲是赔钱的（指票房低于投资），而在广义上讲则是盈利的（指综合收入大于投资），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在我国，对电影的关注点目前大多还集中在票房上，却忽略了后电影产品和电影衍生产品这两个重要阶段，还没有进行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组合开发。《英雄》在这个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成功的探索。
电影营销的宇宙系统模式
1.海外发行。
在影片公映之前，《英雄》出品方就已将其在欧美地区、韩国、日本的发行权售出，成功收回了全部投资。
2.贴片广告。
宝洁、丰田、中国移动等数十个大企业的贴片广告为《英雄》带来了超过2000万元的收入。
3.漫画。
由香港漫画大师马荣成为《英雄》亲自执笔编绘的漫画配合影片同时推出。
4.同名小说。
为了和电影产生互动影响，根据《英雄》改编的同名小说于2002年12月初推出。该书首印数量5万册，定价为20元。
5.四人雕塑组像。
在影片上映之前，香港方面已经开始出售《英雄》4人雕塑组像。香港有关电影公司自制的这50套《英雄》4人组合雕塑(梁朝伟、张曼玉、李连杰及章子怡)并非有钱就能买到，它需要凭4张换票证来换，而换票证又随门票附赠。
6.邮票。
为配合影片《英雄》的宣传，3000套《英雄》邮票限量发行。不久，限量发行改为敞开供应，以便将《英雄》的热度持续到放映之后。
7.音像版权。
《英雄》VCD、DVD内地音像版权拍卖以1780万元的天价成交。
8.游戏。
上海某软件公司获得了《英雄》剧组独家授权，首次把《英雄》的人物造型、道具以及故事情节等搬到网络游戏《遗忘传说》中。
9.捆绑广告。
多普达与《英雄》的捆绑广告大大降低了其宣传费用，实现了双赢。
10.续集。
《英雄》的投资方已与张艺谋达成协议，《英雄》顺利发行上映后，将于2003年再度斥巨资投拍《英雄》续集。
回顾《英雄》运筹中国电影市场的过程，我们可以体会到，《英雄》的成功已远远超过财务方面的赢余而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对于中国电影产业而言，它打造的“英雄模式”将会为众多电影机构所借鉴，成为真正实现中国电影商业化运作的转折点；其成功的后电影产品和衍生产品的开发，将预示着中国“后电影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