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座宣传

① 朱元璋是怎么起家的

参考：140248.htm?fromId=1690&from=rdtself
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不料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庄稼被蝗虫吃得干干净净。祸不单行，接着又发生了瘟疫。一时间，家家户户都死人，一个村子中一天中竟死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21]
不久，朱元璋家也染上了瘟疫，不到半个月，其64岁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陈氏先后去世。朱元璋和二哥眼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去，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29]可叹朱世珍一生劳苦，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处。朱元璋和二哥放声痛哭，惊动邻居刘继祖，于是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他们兄弟二人好不容易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30]三十五年以后，朱元璋回忆起此事时，仍难抑悲痛之情，他在《皇陵碑》中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不到半个月，昔日和睦温暖的家不存在了，父母的疼爱也一去不复返了。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地影响着朱元璋的心境，使他仿佛跌进了无底深渊。这时，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2][21]
朱元璋在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想起幼时曾经许愿舍身的皇觉寺，于是就去投奔了高彬和尚，在寺里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3]他在寺里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整天忙得团团转，有时仍会受到老和尚的斥责。日子一长，朱元璋憋了一肚子气。一天，他扫地，被伽蓝神座绊了一下，于是他就顺手打了伽蓝神几扫帚。还有一次，老和尚见大殿上的蜡烛让老鼠咬坏了，就当众训斥了朱元璋。朱元璋心想，伽蓝神连自己面前的东西都管不住，还怎么管殿宇?更害得自己受骂，越想越气。于是，朱元璋就找管笔，在伽蓝神的背后写了“发配三千里”几个字。这些都反映了朱元璋不甘于受压迫的性格。 可是，朱元璋做行童不久，寺里的粮食不够和尚们吃了，寺里也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31]这样，朱元璋才做五十天行童，而且还不会念经、做佛事，但是没有办法，也只好扮成和尚的样子，离开寺院托钵流浪。这时朱元璋年仅17岁。[2][21]
朱元璋边走边乞讨，他听人说哪里年景好就往哪里走，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了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于1348年又回到了皇觉寺。[32]在这流浪的三年中，他走遍了淮西的名都大邑，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艰苦的流浪生活铸就了朱元璋坚毅、果敢的性格，但也使他变得残忍、猜忌。这段生活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21]
朱元璋在外云游的三年，也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在流浪中，也接触到这样的宣传，他目睹国是日非、人民生活恶化的现状，意识到天下大乱很快就会来临了。于是在回到皇觉寺后，朱元璋发奋勤学，广交朋友，准备干出一番事业来。[2][21]
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发动起义，并推韩山童为明王。同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这些起义者用红巾裹头，故称红巾军。1352年，郭子兴和孙德崖在濠州起义。[2][21-23]
朱元璋闻听起义的消息，不由心想，老在寺院里，随时可能被元官军抓走，性命难保。正在此时，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信，汤和在信中邀请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恰在此时，朱元璋的师兄秘密告诉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放下钵盂，赶紧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25岁。[2][19][21]

成长之路
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作战勇敢，而且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

早期和朱元璋结识的徐达[33]
兴的赏识，[34]于是郭子兴就把朱元璋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精明能干，处事得当，打仗时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都上交郭子兴元帅，得了赏赐，又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把赏赐分给大家。不久，朱元璋在部队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郭子兴也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要事情总是和朱元璋商量 。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名马秀英（即后来大脚马皇后），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他最小的女儿便由郭子兴收养。此时，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对自己的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便把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35]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便不能再用从前的小名重八了，于是就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朱，为“诛”，元，指大元朝，璋，一种尖锐玉器，意思就是诛杀元的利器）。[2][17-21]
当时，在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两派之间矛盾重重。这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在孙德崖的鼓动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郭子兴弄到孙家毒打一顿，准备杀掉郭子兴。朱元璋闻讯后，在彭大的支持下，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从此，两派结怨更深了。[2][21][36]
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六月中旬，朱元璋回乡募兵，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和同村邻乡的熟人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于是朱元璋很快就募兵七百多人，回到濠州，郭子兴十分高兴，就提升朱元璋做了镇抚。[2][19][21][37]
这年冬天，彭大的儿子彭旱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而郭子兴等仍是元帅。朱元璋见这些人半年没出濠州城，于是他从自己招募的新兵中挑选了心腹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在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后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统率着这支队伍，朱元璋向东进发，乘夜攻破定远横涧山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了精壮汉人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安徽省滁州市）。[2][21][38]
在南下滁州途中，定远名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如故，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只要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便可平定天下。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的书记，并嘱咐李善长好好协调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2][19][21][38]
朱元璋很快攻下了滁州，其亲侄儿朱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来取名文忠)前来投靠。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不免伤心。其时还有定远孤儿沐英，甚是可怜，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三个孩子收作养子，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2][19][21]
在朱元璋进攻滁州时，郭子兴受到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排挤，所以，朱元璋攻下滁州城不多久，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三万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军容肃整，郭子兴见了十分欢喜。[2][19][21]
1355年，朱元璋用计一举攻克了和县。消息传来，郭子兴即刻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一次，朱元璋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哭，答说是等父亲。朱元璋仔细一询问才知道，原来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营，父亲在营中养马，母亲和父亲不敢相认，只好以兄妹相称。朱元璋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此事广为传颂，朱元璋深得民心。[2][21][39]
此年中，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名义上，都元帅是军中之主，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是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佑有勇有谋，并且手下又有人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2][19][21][40]
在朱元璋称帝之前，在浙西驻扎6年（吴晗曾经著有《浙西明教大明太祖的宝库》），借助覆船山（是徽州白山，主峰搁船尖）为中心的秘密明教总舵，奉行徽州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41]迅速秘密扩张自己的实力，以这里原有的《九宫八卦阵》训练明教圣战士，韬光养晦，以图大业。高筑墙是指加强军事防备，巩固后方；广积粮是指发展经济生产，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指不要过早称帝，以免树敌过多，因为此时实力十分微弱，自己也处于几家大军阀中间。这三条建议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2][19]

决胜策略
朱元璋在和州驻守几个月后，粮食供

南京石头城
应成了问题。与和州相对，紧靠长江南岸的太平（今安徽当涂)、芜湖是盛产稻米的地方，但是没有船只，只能望江兴叹。这时恰好两支红巾军的巢湖水军前来归附，朱元璋亲自处理合并事宜。七月间，巢湖水军千余只战舰突破元军封锁抵达和州。朱元璋的步马军登上巢湖水军的船只，从和州东渡长江。到达对岸的采石，常遇春一马当先，率军冲杀，攻克采食，获得大量粮食。将士想把粮食和战利品运回和州慢慢享用。见此，朱元璋果断地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断绝退路。将士们见无路可退，一鼓作气，在朱元璋率领下攻克太平。进入太平，朱元璋重申军纪，严禁掳掠，有个别兵士犯禁，立即处死，因此，朱元璋的军队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朱元璋于是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己做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这样，朱元璋便开始了稳固根据地的工作。[2][19]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发起攻势，进攻江南元军。乘此机会，朱元璋亲自统率水陆大军，第三次进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在第三天，攻破城外的陈兆先军营，其部三万六千人归降朱元璋。但是，朱元璋看出降军心存疑虑，军心不定。[42]于是朱元璋就从降军中挑选了五百名勇士当亲军，在夜里守卫，而自己身边，只留有亲兵统领冯国用一人。[2][19][43]
第二天，降军知道此事，都十分感动，疑虑全消，甘愿跟随朱元璋打天下。于是，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到十天，朱元璋便攻下集庆。[2][19][44]
朱元璋进城后，下令安抚百姓，改集庆为应天府。[44]小明王韩林儿获报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在应天则设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以廖小安为统军元帅，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2][19][45]
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声势比过去大了很多，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同是反元武装，但是张、徐二人同小明王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而且，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暂时没有对付不了的敌人，并且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2][19]
在完成了“高筑墙”的部署后，朱元璋便着手实行“广积粮”了。在初期，军粮的

帮助朱元璋出谋划策的刘基[46]
解决主要是靠强征，即征收“寨粮”。但是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失去民心。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几年工夫，到处兴屯，府库充盈，军粮充足。在1360年，朱元璋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了积粮，朱元璋明令禁酒，但是其手下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与别人违法犯禁，私自酿酒获利，朱元璋知道后，下令杀了胡三舍，有人进谏说胡大海此时正在攻打绍兴，希望朱元璋可以看在胡大海的面子上放了胡三舍。执法如山的朱元璋大怒，坚决严明军纪，于是自己动手将胡三舍杀掉。[2][19]
在争取民心的同时，朱元璋还不断网罗人才，特别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朱元璋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接待他们。这些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李善长、朱升。朱元璋十分尊重儒士，他曾在1358年召见儒生唐仲实（即唐桂芳，以字行），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之道，这也表明朱元璋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封建皇朝。[2][19]
统一江南

主词条: 鄱阳湖大战

朱元璋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长江上游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在于保土割据，张士诚则对元朝首鼠两端，没有多大雄心；陈友谅最强，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2][19]
陈友谅本是徐寿辉手下大将倪文俊的部下。[47]后来他杀死倪文

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塑像[48]
俊，并于1360年挟持徐寿辉，攻占了太平、采石。于是陈友谅以为应天唾手可得，就杀了徐寿辉，在采石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2][19][49-50]
接着，陈友谅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平分朱元璋的领地，应天大震。[50]朱元璋只好召集众将商量对策，一时众说纷纭。[51]惟有刘基默不作声，朱元璋知道刘基有主张，于是征求他的意见，刘基认为目前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陈友谅，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虽然陈友谅势力强大，但是他杀君自立，部众离心，人民疲敝，故而不难战胜，只要等他们深入，再以伏兵击之，不难取胜。 朱元璋同意刘基的判断，于是设计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于是康茂才修书一封，派人送到陈友谅营中，约陈攻击应天，并说愿意在江东桥作内应。[2][19][52-53]
六月二十三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到应天郊外的江东桥，才发现桥是石桥而非木桥，方知受骗中计。但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奋起攻击，陈友谅大败。[54]朱元璋收太平，占领信州、安庆。陈友谅败逃九江，第二年八月攻下安庆，于是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逃往武昌，[55]朱元璋攻克江西和湖北东南部。[2][19][52][56]
正在这时，中原红巾军发生分裂，力量削弱。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待到朱元璋率军赶到安丰时，刘福通已被吕珍杀死，[57]朱元璋只救出小明王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58-59] 朱元璋率主力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认为反攻时机已到，于是率兵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60]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率领将士坚守八十五天。[61]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朱元璋统兵二十万，进发洪都，陈友谅获悉后，撤出围军，迎战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鄱阳湖水战，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至十月三日结束，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62]陈友谅被乱箭射死。[2][19][63]
1364年元旦，朱元璋称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因1363年张士诚早已自立为吴王，故历史上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2][19]
至正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再次到武昌督兵攻城，陈理最终出城投降。[64]在吞并了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2][19]
张士诚是泰州人，早年贩卖私盐为业。[65]元末发动盐徒起义，于1354年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为周，建元天佑。[66]1356年，建都平江(今苏州)。消灭陈友谅父子后，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进攻张士诚，一举攻下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诸州县，将东吴的势力赶出江北地区。[2][19]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表檄文声讨张士诚。[67]檄文列举了张士诚八大罪状，除了第四款和第八款与西吴有关外，其余的全都是指责张士诚背叛元朝。不看开头和结尾，非常容易使人误以为是元朝的讨伐令。这表明朱元璋已经以顺承天命的王自居，准备继承王朝的正统。[2][19]
朱元璋的军队攻势迅猛，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杭州、湖州先后投降，平江成为孤城。于是朱元璋以重兵包围平江，发动平江战役。[2][19]
在围城的同时，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来，但在瓜州渡江时悄悄将船底凿漏，小明王沉于江底。接着，朱元璋宣布不再以龙凤纪年，称1367年为吴元年。[68-69]
平江战役开始时，朱元璋筑墙围城，并造有三层的木塔楼，高过城墙，以弓弩、火铳向城内射击，还设襄阳炮日夜轰击。城内一片恐慌，张士诚几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张士诚反复无常，贪图享受，对部下也十分放纵。平江被围困的最后一天，张士诚弟弟张士信在城头督战，仍不忘享乐，坐在银椅上饮酒，左右侍奉的人递桃子给他，结果桃子还没到口，恰好一炮打来，脑袋被打得粉碎。朱元璋曾多次派人劝降，都被张士诚拒绝。张士诚死守平江，粮尽后，便以老鼠、枯草为食；箭尽了，便以屋瓦为弹。直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初八，朱元璋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则展开巷战相抵抗。最后，张士诚被俘，解往应天。朱元璋问话，他不搭理；李善长问他，他则破口谩骂。无奈，朱元璋只得命手下卫士以乱棍打死张士诚。当时张士诚47岁，东吴灭亡。[2][19][70]
建立大明

主词条: 洪武之治、徐达北伐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即吴王位。[71]至正二十七（1367年）十月甲子日，吴王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72]北伐中发布告北方官民的文告，文告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朱元璋顺应时代潮流，凭借其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对北伐又作出了精心部署，提出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

清朝康熙皇帝评价朱元璋“治隆唐宋”。
占据它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北伐大军按计而行。徐达率兵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粱，然后挥师潼关。朱元璋到汴梁坐镇指挥。明洪武元年(1368年)，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17-18][20][73]
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1368年八月，明军进逼北京，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奔上都。[74]弃城而走，全部逃往蒙古草原。其余库库帖木尔、李思齐等手握重兵勇于内战的军阀，在明军攻来时，全部逃跑。蒙古在中原98年的统治结束，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中国再次回归到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统治之下，至此道通天下。[19]
1368年元大都被攻占，元帝国宣布灭亡，标志着朱元璋从1352年作战以来又一个重大的战争变化。他不再是要为争取政治生存和个人性命而战争了，也不再需要拼全力来征服中国本部的土地了。战事虽然仍旧很重要，但它越来越多地限于在边境作战，而其他与军事有关的问题都突出起来了。它们包括这样一些问题：使朱元璋的帝位能得到他的军队的完全承认；建立一个允许经济运转的和平时期的军事体制，但要避免大规模复员所带来的社会紧张。尽管有这些要关心的事情，可是在1368年到1372年之间仍有军事行动，它将大大地影响明朝未来历史的进程。有三个省已被征服：山西、陕西、甘肃和四川。[19][75]
忧劳而逝
“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朱元璋遗诏[76]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朱元璋驾崩于应天皇宫，葬紫金山孝陵。洪武三十一年六月甲辰，上谥曰“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六月十一日丁巳，增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朔，改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后世康熙帝历次南巡必拜孝陵，曾立碑“治隆唐宋”赞誉朱元璋。

② 梁河县的民族风俗

2009年，梁河县在县直中青年干部培训中开设民族宗教政策知识讲座，各中小学校社会课中穿插讲授民族常识及有关法律法规。九保、曩宋两个民族乡的中小学开设了《民族常识》课；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月”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拨付各乡（镇）活动经费5万元，出板报2期、张贴大小标语170条；九保、曩宋两个阿昌族乡分别举办第26个“民族团结月”暨民族乡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遮岛镇到各村委会（社区）召开座谈会，对与会的老年人进行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发表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再上新台阶》的电视讲话。 阿昌阿露窝罗节
古代阿昌族就是一个善歌好舞的民族。阿昌族最隆重最富于民族特点的传统节日是“窝罗节”。1983年德宏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阿昌族人民的要求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正式决定阿昌族的传统节日为“窝罗节”。1995年改为“阿露窝罗节”，节庆时间定于每年的3月20日，节日标志为弓箭和青龙白象。
梁河县阿昌族阿露窝罗节活动首先是选神树。其次搭建祭台。再次开始祭祀。接着狮子舞队和大象舞队，一齐参拜神座，向创世始祖致敬。之后，全体村民身着节日盛装，手持鲜花绿叶，蘸着清清泉水，围着神座唱起则勒歌，跳起阿露窝罗舞，表示对祖先深深的谢意。节日活动可以持续几天至半月，这期间是阿昌姑娘充分展示自己美丽和聪明智慧的时节，也是男青年追求恩爱伴侣的大好时光。
德昂浇花节
德昂族（原称崩龙族），主要居住在梁河的勐来村“二古城”和勐宋村“白露头”两个自然村，位于亚热带半山区，住房多为竹木结构楼房。浇花节（也称泼水节）是德昂族的传统节日，于清明节后五至七天开始，历时三天。浇花节与傣族“泼水节”内涵相同，但活动内容差异较大。
傣家泼水节
清明节后七天，既是迎新送旧的日子，又是傣家人民富有历史意味和浪漫色彩的节日——泼水节。泼水节的来历有“小洗血迹”、“纪念穆姑”、“浴佛”等不同的传说，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互相泼水祝福。泼水节是欢乐、隆重的节日。节日前夕，许多傣家人都要做“泼水粑粑”送人，表示欢迎。
节日期间，城乡各地处处水花飞溅，互相泼水祝福，成为水的世界；村村寨寨，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笑语连天，一片欢腾。节日期间，还举行赕佛、堆沙、丢包、跳孔雀舞、“嘎央” 舞、象脚鼓舞、放孔明灯、唱傣戏、民族武术比赛等文体活动和经贸活动。
目瑙纵歌节
目瑙纵歌节是景颇族的主要传统节日。定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十六日为节庆之期。梁河的景颇族主要以浪速（罗俄）支系为主。目瑙纵歌（浪速语称迨臧歌）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意思，也即“万人之舞”。节日盛会于广场中央，高竖目瑙柱，人们排成长长的队伍，由头戴兜鍪、用孔雀羽毛为顶饰的男子在前领舞；舞蹈排列成阵，队形变换。

③ 神道教在当今日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什么

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简称神道。从日本原始宗教发展而来，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5～6世纪之际，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佛教、道教的某些教义或思想，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大体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大系统。信仰多神，号称有八十万神、八百万神或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太阳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称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皇统就是神统。祭祀的地方称神社或神宫，神职人员称为祀官、祀掌等。明治维新（1868）以前，佛教盛行，神道教处于依附地位，二者结合形成两部神道、天台神道等神道学说。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一部分神道学者把崇拜天照大神的神道教义与中国宋代朱熹理学相结合，强调尊皇忠君，主张神道独立；从而出现吉川惟足的吉川神道、山崎暗斋的垂加神道等学派。德川后期，由荷田春满倡导，中经贺茂真渊、本居宣长，至平田笃胤，逐渐形成复古神道；依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古代典籍阐述神道教义，反对神道教衣服儒、佛，并利用部分儒佛学说和某些西方神学思想来解释神道教义，鼓吹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世界秩序。同时，在民间以传统的神道信仰为基础，吸收复古神道等神学理论，陆续形成若干神道信仰团体，后称为教派神道。明治维新后，为了巩固皇权，实行神佛分离，以神社神道作为国家神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据日本新的宗教法令规定其为民间宗教。

神社神道
神道教的主体。因以神社为主要祭祀场所和宗教活动中心而得名。又因重视对天地神祗和祖先神的祭祀，亦称祭祀神道。崇信皇祖神天照大神，主张神皇一体、政祭一致。明治维新以后居于国教地位，被称为国家神道。在行政和教育上与国家密切结合，进行敬神爱国、崇祖尊皇教育。全国有大小神社八万多个，其中重要的有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祭祀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供奉明治维新以后一百多年来在内战和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官兵名册，其中包括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的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

主要经典
1.《古事记》三卷。
元明天皇时太朝臣安万侣著于和铜五年（712）。上卷为“神代”（神世列代），记载开天辟地至神武天皇诞生（一说神武天皇即齐人徐福的），其中包括天地初开、国土生成、天照大神、天岩户屋、大国主命献让国土及天孙降临等神话；中卷记载神武天皇到应神天皇；下卷记载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的种种传说。
2.《日本书纪》
也称《日本纪》，三十卷。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命舍人亲王太安麻吕等撰。第一、二卷是神代，第三～三十卷记载从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历史传说和史实。

主要神祗
1.造化三神。
《古事记》中记载天地形成后最早出现的天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此三神创造万物，并谓天御中主神是天地初分时天上最高的元始神，与皇祖神天照大神受到特别尊崇。
2.伊奘诺尊（亦作伊邪那歧命）。
日本神道教所说神世七代中最后一对配偶神中之男神，与女神伊奘册尊（亦作伊邪那美命）一起成称为日本国土的生成神。谓此二神受天神之命造成八大洲（日本国土）、山川草木以及主宰万物的各种神灵，其中包括天照大神、月读命、素盏鸣尊等神。
3.国常立尊。
天地开辟后最初出现的神，即神世七代的第一代神。《日本书纪第一卷载称：“天地开辟生成之初，于时天地之中生成一物，状如苇芽，便化为神，号国常立尊。”
4.大国主命。
也作大国主神、国造大神，又名苇原丑男、八千戈神、大己贵命。为国土营造神。据《古事记》载，大国主神奉天神之命，与出云国的少彦命共同经营国土，开垦田亩，兴修水利，开拓山林，发展畜牧，除灾医病。后把国土让给天孙琼琼杵命，而专司“幽界”之事。
5.天照大神。
亦称天照大御神、天照大日[这个字找不到，为雨字头中间并排三个口下为女字底]贵、大日[同前]贵，伊势神宫称之为天照坐皇大御神；是太阳女神，日本天皇尊奉为祖先神。《日本书纪》称伊奘诺尊和伊奘册尊生出大八洲及山川草木后，“共议曰：吾已生大八洲国及山川草木，何不生天下之主欤？于是共生日神，号大日[又是那个什么什么字，同前]贵”。后派天孙琼琼杵尊下治“苇原中国”（日本），于是，天照大神后裔世世代代作为天皇统治日本。
6.琼琼杵命。
亦作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神道教谓其为天照大神之孙（天孙或皇孙），奉天照大神之命降世统治日本。《日本书纪》载，天照大神与高皇产灵神议，派琼琼杵命君临苇原中国。

神社和神宫
祭神的场所。原为各地农村共同举行农耕仪礼之所，称作神篱（周围植常青树，中间清净土地为祭神之所）或磐境（周围置以石头，以岩石充当神座），后来发展为建造屋舍、神殿，按时祭神。历来数目很多，据平安（794～1192）中期《延喜式神名帐》载称，当时国家承认的神社有2861个。明治末年有十一万余个。根据1975年的统计，全国尚有神社八万余。
神宫是神社的一种，其地位一般比神社高，据据平安中期《延喜式神名帐》载，当时允许称“宫”的神社有伊势国（今三重县）的皇大神宫、丰受大神宫，以及作为这两宫别宫的荒祭宫、泷源宫、伊佐奈岐宫、月读宫、高宫，还有下总国（今茨城县）的香取神宫等，共十一座。其中以伊势神宫最有影响。

学说和学派
九世纪初至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佛教极为盛行，神道教由于没有严格的教义体系和完备的组织，一时成为佛教的附庸。佛教把本地垂迹说应用到对神道教所奉之神的解释方面，谓佛或菩萨是本或本地。而日本神道教的诸神是佛或菩萨为应机说法而显现的化身（或分身），称为垂迹；有时也把日本诸神作为佛教的护fa神。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先后形成两部神道和天台神道等。
1.两部神道。
亦称两部调合（原文作习合）神道或真言神道。两部指佛教真言宗所说的金刚界、胎藏界，调合指佛教、神道融合一体，如日本《罗山文集》卷六十九：“所谓两部习合神道，乃最澄、空海等只沙门，以佛法合于佛道，以金刚、胎藏两界合于阴阳，遂以为神佛本迹一体。”这种神道学说是以本地垂迹理论为指导，用真言宗“金胎（金刚界和胎藏界）不二”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认为世界万有的基本要素是金刚界（智、心、识）和胎藏界（理、色、地、水、火、风、空），而大日如来是统一金、胎两部的本体，一切皆为大日如来的化身。伊势神宫内宫所祀天照大神为胎藏界的大日如来；外宫所祀丰受大神为金刚界的大日如来。从镰仓到室町时期（约十三～十五世纪），教理逐渐系统化。主要文献有《丽气记》、《中臣祓两部钞》等。
2.天台神道。亦称日吉神道（因所奉山王在日吉神社）、山王一实神道。以天台宗空、假、中三谛圆融教义为基础建立。认为释迦牟尼是一切神、一切存在的本体，也是日本天台宗大本山比睿山保护神山王的本体；山家（天台宗）的山字的竖三画即空、假、中三谛，横一画即一字，这是三谛即一之意；同样，山王的王字的横三画为三谛，竖一画为一，也是三谛即一。日本天台宗用这种学说来论证身佛同体之义。主要文献有《山家要略记》、《三宝住持集》等。
日本进入镰仓幕府时期（1192～1333）以后，确立了以封建领主经济为基础的武士统治体制。宗教界旧有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真言宗等日见衰微，而新成立的净土宗、真宗、日莲宗以及新从中国传入的临济宗、曹洞宗正在迅速传播，在神道界也出现了反对神道教依附佛教的神道学派，其中影响大的有：①伊势神道。十四世纪由伊势神宫外宫祀官度会行忠、度会常昌等创立，故亦称外宫神道或度会神道。否认本地垂迹说，提出系统的以神道为主体，以儒、佛、道为从属的神道理论。认为宇宙的本原神是国常立尊，其创造万物的神妙称做天御中主神，二神共为一体。宇宙本原神具有五行之首的水德，而伊势外宫所奉的丰受大神是水神和食物神，与天御中主神也是同体；伊势内宫所奉的天照大神是日神，具有火德，与丰受大神互相依存；并强调神皇一体思想，认为“大日本者，神胤也。……神者君之内证，垂慈悲而同尘；君者神之外用，昭俭约而治国”。他们还注重封建道德的宣传。主要文献是《神道五部书》。②吉田神道。由室町时期文明年间（1469～1487）京都吉田神社的祀官吉田兼俱（祖姓卜部，说明是巫师的后代，家传的职业）创立，也称卜部神道、唯一神道（谓日本自古唯有神道，“纯一无杂”）。反对“佛主神从”的神道学说，认为宇宙的根本神是太元尊神，《日本书纪》中称之为国常立尊，它是万物的本体；不是神为佛的化身，而是佛为神的化身；神道是安人心、防鬼神之道；人心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个机能，人身有生、长、病、老、死五种机能，而要使这些机能表现正常，就应作“内外清净”的修行。自称所创神道是无本宗源神道、大日本国固有之神道。主要文献有《神道大意》、《唯一神道名法要集》。
江户时期（1603～1867），儒学从佛教中独立出来并得到迅速发展，一些神道学者吸收儒学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朱熹理学，创立了神儒调合的神道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①吉川神道。亦称理学神道。创立人吉川惟足先从伊势外宫度会延佳学度会神道，又从吉田兼从学吉田神道，并吸收朱熹理学而建成。认为朱熹理学中的太极即日本的国常立尊。一切神皆为太极的具体表现。把一般神社神道称为行法神道并予以批评，称自己的神道为治天下的神道，推崇儒家伦理，特别强调君臣之道，谓人伦之道以君臣之道为最高，以此忠道贯于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之道，而“君臣之道，万古不易”。五行中土是万物之母，金是五行中最重要的，就人心讲它是义，是“敬之用”；敬义一体，此为人伦道德的根本。主要文献有《神代大意讲谈》、《神道大意注》、《日本神道学则》、《神代卷惟足抄》等。②垂加神道。山崎暗斋创立。暗斋名嘉，字敬义，暗斋是号，幼曾出家为僧，后习朱子学，还俗为儒，晚年从度会延佳和吉川惟足学神道，把朱熹理学与神道教结合起来创立垂加神道。垂加两字取自吉川惟足所授垂加灵社之号，原出自度会神道的经典《倭姬名世纪》：“神垂以祈祷为先。冥加以正直为本”[不知道这是不是《犬夜叉》里冥加老祖名字的出处]。暗斋常以“神垂祈祷，冥加正直”为座右铭。其神道学说主张“道即大日[还是那个不认识的字]贵之道，教则猿田彦神之教”，猿田彦神即迎天孙下治人间之神；并以朱熹的理气说和五行说解释神世列代的神话，以阴阳五行配天神七代；鼓吹尊皇忠君，大义名分，宣传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神国思想。主要文献幼《神代卷风叶集》、《中臣袚风水草》、《垂加草》等。
从江户时期元禄年间（1688～1703）到明治维新，由国学者荷田春满倡导，中经贺茂真渊、本居宣长至平田笃胤完成复古神道的学说体系，反对神道依附于佛教或儒教，反对用儒佛思想解释日本古典和神道[其实日本古典还不是移民日本的通古斯人的萨满教传说结合受从朝鲜半岛传入的儒家思想影响而完成的，真反到根上去了]，主张依据日本经典《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来探明日本神道教的本义。认为宇宙万物的创造神是天御中主神，世界分为显（现世）、幽（死后世界）两界[呀，很多日本动漫、游戏都接受这个学说呀，有时名字不一样了，《月华剑士》里称作常世和现世]，现实世界由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统治，而死后的世界由大国主命统治[咦，安彦良和的《大国主》好象不是讲这个的]。人死后要在幽界接受审判。根据生前的不同行为得到不同的结果；为善成神者将长生不死。认为伦理纲常中孝道最重要，广义的孝包括孝父母、敬神和忠于天皇。鼓吹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当统治世界，其国体皇位尊严无上。其思想对明治维新王政复古有很大影响[尊王派的理论导师……]，也是近代神社神道的主要理论依据。主要文献有荷田春满的《创学校启》，本居宣长的《直毗灵》、《玉鉾百首》、《百事记传》，平田笃胤的《古道大意》、《俗神道大意》等。

教派神道
江户末期荷明治维新以后，在民间以传统的神道信仰为基础，吸收复古神道等神学理论，陆续形成若干神道信仰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十三派，统称教派神道。这些教派虽然主要信奉神道教义，但各派各有教祖、独立的教义荷比较严密的宗教组织；而一般又不以某一神社为活动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教派中又陆续分离出许多新的神道团体。
神道大教
原称神道本局，1940年改称此名。明治维新后，曾设大教院，向全国派遣神道宣教使，传布神道教；后在要求信仰自由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解散大教院。1875年一部分神道教神职人员联合组成神道事务局，以联络全国神社神宫并宣传神道教理。1876年黑住教、神道修成派脱离神道事务局而独立，1882年神道事务局脱离国家行政机构成为民间独立的一个教派，即神道本局。教义与一般神社神道略同。
黑住教
十九世纪初黑住宗忠创立。明治维新后曾一度被并入神道事务局，不久独立。以黑住宗忠谓教祖，以其所著《黑住教教书》为经典。认为天照大神不仅施国家的本原，皇室的祖先，而且施宇宙万有的“大元灵”；人若体验道它的神德，就可以达到神人合一境界，获得不生不死的伟大生命。天照大神通过“诚”显现出来，诚的本体，即天照大神的意志，也就是所说的天；因此，信天乐命，也就是尽诚。设七条神诫，要求信徒虔诚、谦顺、勤劳等。
神道修成派
也称神道信成派。明治初年新田邦先创立。以复古神道的理论谓基本教义。认为人心谓神灵所赐，本无邪恶；修道之要施勿使善心丢失。修身之根本是“修理固成”，即各守本分，勤勉其业。谓军士者精于武艺，为国尽忠；为农工商者尽力本业，行为端正。
出云大社教
明治初年千家尊福创立。以大国主命为主神，同时奉祀造化三神和天照大神等。认为造化神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虽殊，其本则一；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教合一体制符合神意；宣称应上报皇室国家，下尽臣民本分。
扶桑教
江户初期穴[本来是宝盖头下一个六字，字库无有]野半创立。奉室町合安土桃山时期（十六世纪后半叶）的长谷川角行为教祖，教典是《神德经》合《神理大要》。奉天御中主神等造化三神为主神，同时奉祀天照大神等神。称神道即国法，其本质是祖宗建国精神德延长和体现。该派所说的神道实际指复古神道、古道或大道。
神习教
明治十四年（1881）芳村正秉创立。奉祀天御中主神等造化三神，以芳村的《教义大要》等为经典。宣称复古神道为“大中至正的天地自然之道”，它贯通天地上下、古今中外。传此道者应内修精神，外修教义，研究神之奥义，以感动天地。有十条教规，大意是敬神爱国，为君尽忠义，为亲务孝养，为人谦逊，勤于业务等。
御岳教
明治初期下山应助创立。以国常立尊、大己贵命、少彦名命三者为主神。主张“发扬三神之神德”，“宣明尊皇爱国之大义”，小则使人尽天赋之性，各尽所能；大则辅翼国政，使国安宁。
神理教
明治初年佐野经彦创立。原属神道本局，后归御岳教统辖，1894年独立。奉祀天御中主神、天照大神诸神，以政府提出德《三条教令》为基本教则（即体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宣传遵奉天然固有的理法，以此安心立命为宗旨，认为百难万病自心生，只要心正行直，百难自消，万病即愈；并提倡忠君孝亲的儒家纲常，大义名分等。还认为语言中有神灵存在，传授所谓“言灵学”。
金光教
江户末、明治初川手文治郎（亦称赤泽文治，后改称金光大神）创立。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传入日本后，在民间兴起金神（五行之一金的精灵）崇拜，说金神掌兵戈、丧乱、水旱、瘟疫，按时沿不同方向游行天下，若人的行动触犯其方位，将受崇遭灾。川手因家人和牲畜连续丧亡，认为使金神作祟，对金神的信仰越来越深，后自称金神传授其“生神金光大神”之号，从而创教。把一向被认为是凶神的金神改造为慈悲神，称之为金乃神或天地金乃神，并宣称是宇宙的本体神，人类的祖先；由于它的神德，万物得以生长化育。谓人们应当感谢神德恩典，信奉金光教。鼓吹敬神爱国，认为信、忠、孝三者共谓一体。
禊教
江户末年井上正铁创立。日本神道教自古认为人有罪秽，课灾河海水中洗干净，称之谓“禊”，广义的禊还包括祓，即向神祈祷悔罪，以消除身上德罪秽。因该教以传布禊祓之神教谓本旨，故名。宣称通过至诚德禊祓修行，可与神同灵；并要信徒敬神尊皇，勤业报国。
大成教
明治初期平山省斋创立。奉祀天御中主神等天神地祗之外，还奉祀教祖平山省斋，尊之为素山彦弘道命。强调崇敬天皇，彰明纲常。修行方法使静坐调息，向神立誓，以达到“内外清静”。
实行教
明治初期柴田花守在扶桑教基础上创立。尊扶桑教教祖长谷川角行为教祖。主张“惟神之大道”（即复古神道）。反对“空理空论”、“虚文虚饰”，注意“实行”，要求信徒宣传神道教义，祭祀祈祷，遵守伦理道德，按时登富士山致祀，以祈祷国家安宁，宝祚无穷等。
天理教
江户末期中山美伎子创立。中山原是奈良县一地主家庭之主妇，后自称天理王明神（原称天轮王明神）而创教。把日本神道教信奉的国常立尊等十神统称为天理大神或天理王尊，作为主祀神。该教于1970年退出神道教派联合会，自成系统，成为日本新兴教派之一。
大本教
教祖出口直原是京都府的农妇，生活贫困，信奉金光教。52岁时，长女和三女精神错乱。她自称金神附身，写出《神谕》，宣称要靠金神之力改建“三千世界”。1897年脱离金光教独立，在农民和市民中获得迅速发展。出口直死后，其婿出口王仁三郎掌握教权，大本教有更大发展。在教义方面吸收佛教的若干思想，并吸收某些民俗信仰。宣称现实世界已经没落，必须加以改建，理想的弥勒世界就会到来[弥勒世界？这家伙抄袭真言宗的啊]，并批判现实社会和西方文化。出口王仁三郎会“安魂”方术，对出口直的《神谕》作新的解释。谓金神即国常立尊，时机一到将再次出现。打倒恶神而建立真正的皇道。由于教派迅速发展，而教义中又包含否定现实社会的因素，引起当局疑惧，曾于1921年和1935年两次遭到镇压（国内某功的日本版，哈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采用世界语和罗马字，提出人类爱善，万教同根的口号，积极向国外开展活动。1925年成立“人类爱善会”，与亚洲、欧、美一些神灵团体合作，呼吁世界和平和人类相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建，积极参加世界联邦运动和反核反战运动；对内主张维持和平宪法，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经典有出口直的《神谕》、出口王仁三郎的《灵界物语》[听上去内容应该和《幽·游·白书》差不多……]等。
从大本教分立出来的新兴宗教团体有：①生长之家。教祖谷口雅春，出身农家，曾就学早稻田大学，中途退学。后信奉大本教，并任大本杂志《神灵界》编辑，从1929年开始出版《生长之家》（后改称《生命的实相》）杂志，吸收佛教、神道教、基督教以及西方哲学思想，创立教义和教派。认为宇宙是无限流动的生命体，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生命，佛教传入欧洲形成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它们与《古事记》的“纯日本哲学”是一致的（真会扯，我不能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转而用国家神道解释教义，说大宇宙即天御中主神，千差万别的现象是天皇生命的显现，一切宗教，皆从天皇发源，宣称日本“皇军”是天皇创造宇宙的股*，当永远存在；按照天照大神的旨意，日本当统治全世界。战后，吸收美国的心身医学，对教义进行修改。主张恢复帝国宪法，天皇当国家元首，国家经营靖国神社，反对堕胎等。1964年成立生长之家政治联合会。②世界救世教。教祖冈田吉茂，曾经营商业，信奉大本教，并任支部长。后认为大本教以*勺子“灵能”医病的方术不灵验，采取指压疗法，并脱离大本教，另设大日本观音会（后称大日本健康协会），实施冈田式神灵指压疗法，进行传教医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药品和化肥短缺，冈田提出毒药论和自然农法，宣称病本身式身体内调整无秩序状态的净化作用，借助自身的抵抗力就会痊愈，无需服药；谓药有毒，服药对身体有害；任的手心含有灵波，用灵波不仅可以把体内毒素排出，害能增加体力。还说化肥也有毒，用了会妨碍农作物生长，而借助灵波会促进农作物生长。战后改组称今名。冈田还提出建立没有病、贫、争的地上天国，为此在根箱设立美术馆，在热海设水晶殿和庭园作为这一设想的初步措施。1955年冈田死后，其妻继任第二代教主，对教义有所改革，强调日常生活伦理规则，去掉毒药论和灵界说中明显荒谬的部分，并积极向国外传教。③自由教团。自称PL教团。PL是英语Perfect Liberty的缩写，意为完全自由。也曾称人道德光教或人道教。创始者御木德一，出身商人家庭，9岁时因家庭破产，入佛教黄（木字底一个辟字，不认识）宗寺院为僧，39岁还俗，后成为从属御岳教的德光教的信徒。御木在1924年自立人道德光教，后改称人道教团。认为唯一的神是天照大神，以天皇《教育敕令》为教典，要求信徒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妻和睦，勤于本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称PL教团。第二代教主御木德近宣称神是使宇宙按一定秩序和法则运动的原动力，人是创造神之子，是神的一种表现。人遵循神的法则才能生存，一切不幸和疾病都是从脱离法则的“我”而生，舍弃“我”才能自由快乐；人生一切是自己的表现，而以自由意志进行创造性的生活；“人生是艺术”。在社会方面，注重长幼有序之道、男女之道等道德说教。

民俗神道
日本民间流行的一般神道信仰，如对土地神、屋神的信仰以及重视崇神祭祖的仪式和占卜、咒术、巫医等方术习俗等。实际上与神社神道无严格区别

④ 电视剧《车神（赵薇、陆毅演）》的结局是什么

敬文发现文件不见了，连忙去找蓝玲。蓝玲以文件为要挟，要刘敬文跟太太离婚。岂知这时公安来到，将敬文和蓝玲带走。敬文与蓝玲绳之于法，敬文发现，蓝玲根本没有怀孕。骁潇与小倩相遇了，小倩把嘉翔家的钥匙留给骁潇，要她为嘉翔收拾房间。

⑤ 中国五大寺庙是那些

中国十大著名寺庙简介
(一)白马寺简介
白马寺位于河南洛阳市东10公里处,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府正式创建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毗卢阁等。
白马寺寺庙坐北朝南，为一长形院落，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白马寺来被佛教界称为“释源”和“祖庭”。“释源”即佛教之发源地，“祖庭”即祖师之庭院。

据《后汉书•释老志》、《洛阳伽蓝记》等书记载，东汉永平年间的一天夜里，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浑身闪闪发光的金人，在宫里飞旋。第二天，汉明帝召来大臣们为他圆梦，一个大臣说：“我听说西方有一种叫佛的神，陛下梦见金人，一定是佛。”
汉明帝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于是，他便派人前往天竺国（印度）去取佛经，历经艰难带回了佛经原本----梵文贝叶经，并在白马寺的清凉台上译出最早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以及其他佛学著作。为了存放这些佛经和宣扬佛教，汉明帝下令仿照天竺国的佛寺模样，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寺。因为佛经是用两匹纯白的马驮回来的，寺院建成后，就起名为“白马寺”。


(二)大昭寺简介
“去拉萨而没有到大昭寺就等于没去过拉萨”。这是大昭寺里著名的喇嘛尼玛次仁的话，也是几乎每一个旅行者都同意的观点.

大昭寺座落在拉萨市的中心，建于7世纪中叶，是西藏最早的木构建筑。相传由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先后联姻的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共同主持兴建。据藏文史籍记述，寺内原供奉尺尊公主带到吐蕃的不动金刚佛像（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8世纪前半期唐金城公主嫁到吐蕃后，将其移置于小昭寺，而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觉卧佛像（释迦牟尼12岁时等身像）迎至该寺供养。因“昭”为藏语音译，意为佛，故称大昭寺，即供奉大佛的神殿。
大昭寺是西藏最辉煌的一座吐蕃时期的建筑，殿宇雄伟，庄严绚丽，每日被转经的人流簇拥着。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藏语意思是经堂。“大昭”，藏语为“觉康”，意思是释迦牟尼，就是说有释迦牟尼像的佛堂。而这尊释迦牟尼像便是指由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一尊“觉阿”佛（释迦牟尼12岁时的等身镀金像），它在佛教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座土木结构的寺庙，主殿三层，殿顶覆盖着西藏独具一格的金顶，阳光下浮光耀金，光彩夺目。寺前终日香火缭绕，信徒们虔诚的叩拜在门前的青石地板上留下了等身长头的深深印痕。万盏酥油灯长明，记录着朝圣者永不止息的足迹，也留下了岁月的永恒。一千多年的历史，一千多年的香火，延续了一个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故事。
大昭寺是西藏佛教徒心目中的金色圣殿，同时也是藏汉团结友好的最有力的印证。

(三)法门寺简介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东距西安市110公里，西距宝鸡市90公里。 始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距今约有1700多年历史，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
法门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名阿育王寺。释迦牟尼佛灭度后，遗体火化结成舍利。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弘扬佛法，将佛的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使诸鬼神于南阎浮提，分送世界各国建塔供奉。中国有十九处，法门寺为第五处。公元558年，北魏皇室后裔拓跋育曾扩建，并于元魏二年（494年）首次开塔瞻礼舍利。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称“成实道场”，仁寿二年（602年）右内史李敏二次开塔瞻礼。 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625年）敕建并改名“法门寺”。唐贞观年间曾三次开塔就地瞻礼舍利。原塔俗名“圣冢”，后改建成四级木塔。高宗显庆年间修成瑰琳宫二十四院，建筑极为壮观。


(四)关帝庙
解州关帝庙 在山西运城市解州镇西关。北靠银湖（盐池），面对中条山，景色秀丽。解州古称解梁,东南10公里常平村是三国蜀将关羽的故乡。位于运城市西南15公里的解州镇，镇西有全国现存最大的关帝庙，俗称解州关帝庙，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解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宋朝大中祥符七年（1014）重建，嗣后屡建屡毁，现存建筑为清康熙四十一年（1072）大火之后，历时十载而重建的。
庙以东西向街道为界，分南北两大部分，总占地面积约 66600余平方米。街南称结义园，由结义坊、君子亭、三义阁、莲花池、假山等建筑组成。残存高2米的结义碑1通，白描阴刻人物，桃花吐艳，竹枝扶疏，构思奇巧，刻技颇高，系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言如泗主持刻建的。园内桃林繁茂，千枝万朵，颇有“三结义”的桃园风趣。
街北是正庙，座北朝南，仿宫殿式布局，占地面积18570平方米，横线上分中、东、西三院，中院是主体，主轴线上又分前院和后宫两部分。前院依次是照壁、端门、雉门、午门、山海钟灵坊、御书楼和崇宁殿。两侧是钟鼓楼、“大义参天”坊、“精忠贯日”坊、追风伯祠。后宫以“气肃千秋”坊、春秋楼为中心，左右有刀楼、印楼对称而立。东院有崇圣祠、三清殿、祝公祠、葆元宫、飨圣宫和东花园。西院有长寿宫、永寿宫、余庆宫、歆圣宫、道正司、汇善司和西花园以及前庭的“万代瞻仰”坊、“威震华夏”坊。全庙共有殿宇百余间，主次分明，布局严谨。殿阁嵯峨，气势雄伟；屋宇高低参差，前后有序；牌楼高高耸立，斗拱密密排列，建筑间既自成格局，又和谐统一，布局十分得体。庭院间古柏参天，藤萝满树，草坪如毡，花香迷人，使磅礴的关帝庙氤氲着浓烈的生活气息。

游人从义勇门或忠武门入前庭，穿过“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端门，东西钟鼓楼巍巍耸立，迎面三座高大的单檐歇山顶庙门，中门是专供帝王进出的门，叫“雉门”，东面的“文经门”是文职官员行走的，西侧的是“武纬门”，是甲胄之士通行的。雉门门楼上嵌竖匾，书金字“关帝庙”三字。雉门后部的台阶上是戏台，铺上台板即可演戏，是一座双昂卷棚歇山顶建筑，下是横匾“全部春秋”，与上、下场门的“演古”、“证今”相映成趣。
前行有午门．是一座面阔五间，单檐庑殿顶、石雕回廊的厅式建筑。周围有石栏杆，栏板正反两面浮雕各类图案、人物 144幅，洋洋大观，颇有童趣。厅内南有周仓、廖化画像，轩昂威武。北面左右两侧，彩绘着关羽戎马一生的主要经历，起于桃园三结义，止于水淹七军，只是没有走麦城这个情节，在全国关庙壁画中都按此进行，据说这是因忌讳关羽自高自大而被杀，终于造成蜀国的覆灭而隐去的。穿过午门，经“山海钟灵”坊、御书楼，便是关帝庙主体建筑崇宁殿。

关帝庙除古建筑外，还有琉璃影壁、石头牌坊、万斤铜钟、铁铸香炉、石雕饰品、木刻器具以及各代石刻23块，各朝题诗题匾60余幅，还有其他的零散文物，都是值得一观的艺术精品

关帝庙，自古就是游览胜地，又是全国最大的祭扫关帝的场所，游人信士络绎不绝，香火旺盛。如今经过多次修葺、彩绘，关帝庙更加壮丽辉煌。

(五) 晋祠
晋祠在山西省太原市西南二十五公里悬瓮山下晋水的发源处。这座祠堂建于北朝，是为了纪念周武王的次子督虞而建造的。据说周成王有一次同他的小弟弟叔虞一起玩耍，他摘下一片桐叶，削成玉（王圭）（玉（王圭）代表诸侯的权力）的样子，对叔虞说：“把这个封给你。”边上的大臣就请求成王选择吉日，正式给叔虞封地。成王说：“我是和他说着玩的。”大臣说：“天子无戏言。”于是，叔虞就被封在唐这块地方，因为这里有一条晋水，唐国就改名为晋国，这就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晋国。现在我们把山西省也叫晋，是因为它就在古代晋国这一片土地上。

晋祠里最有名的“三绝”：一是周柏隋槐。周柏是北周时代种植的柏树，隋槐是隋代时种植的槐树，至今都还茂盛葱郁。
二是圣母殿内宋代的彩塑。圣母殿是北宋年间为叔虞之母邑姜修建的一座规模宏大的殿堂。由于这座殿堂修筑得十分富丽堂皇，再加上古代官员都要到圣母殿来献祭祈雨，这座殿堂就成了晋祠的主体建筑，而原来的唐叔虞祠倒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了。圣母殿的殿身四面都有围廊，前廊深两间，是我国古建筑中现存最早的带围廊的宫殿。殿宽七间，深六间。殿顶用黄绿色的琉璃瓦剪边。殿内供奉着四十三尊彩塑。主像是圣母邑姜，其余四十二尊是宦官、女官和侍女。圣母凤冠蟒袍，端坐在凤头椅上。侍女手里都拿着侍奉的东西。有的伺候饮食，有的负责梳洗，有的专管打扫，眉眼有神，姿态自然，塑工精美，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精品。
三绝中最后一绝是难老泉。晋水有三个源泉，一是善利泉，一是鱼沼泉，一是难老泉。

(六) 孔庙
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南门内,是祭祀孔子的庙宇。初建于公元前478年，以孔子的故居为庙,以皇宫的规格而建,是我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庙内共有九进院落，以南北为中轴，分左、中、右三路，纵长630米，横宽140米，有殿、堂、坛、阁460多间，门坊54座，“御碑亭”13座，拥有各种建筑100余座，460余间，占地面积约95000平方米的庞大建筑群。孔庙内的圣迹殿、十三碑亭及大成殿东西两庑，陈列着大量碑碣石刻，特别是这里保存的汉碑，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历代碑刻亦不乏珍品，其碑刻之多仅次西安碑林，所以它有我国第二碑林之称。孔庙是中国现存规模仅次于故宫的古建筑群，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祠庙建筑的典范。

孔庙共有建筑100余座460余间，古建面积约1600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金 元碑亭、明代奎文阁、杏坛、德佯天地坊等、清代重建的大成殿、寝殿等。金牌亭大木做法具有不少宋式特点，斗栱疏朗，瓜子栱、令栱、慢拱长度依次递增，六铺作里跳减二铺，柱头铺作与补间铺作外观相同等。正殿庭采用廊庑围绕的组合方式是宋金时期常用的封闭式祠庙形制少见的遗例。大成殿、寝殿、奎文阉、杏坛、大成门等建筑采用木石混合结构，也是比较少见的形式。斗栱布置和细部做法灵活，根据需要，每间平身科多少不一，疏密不一，栱长不一，甚至为了弥补视觉上的空缺感，将厢栱、万栱、瓜栱加长，使同一建筑物相邻两间斗栱的栱长不一，同一柱头科两边栱长悬殊，这是孔庙建筑的独特做法。
孔庙保存汉代以来历代碑刻1044块，有封建皇帝追谥、加封、祭祀孔子和修 建孔庙的记录，也有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谒庙的诗文题记，文字有汉文、蒙文、八思巴文、满文，书体有真草隶篆，是研究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碑刻中有汉碑和汉代刻字二十余块，是中国保存汉代碑刻最多的地方。乙瑛碑、礼器碑、孔器碑、史晨碑是汉隶的代表作，张猛龙碑、贾使君碑是魏体的楷模。此外还有孙师范、米芾、党怀英、赵孟 、张起岩、李东阳、董其昌、翁方钢等人的法书，元好问、郭子敬等人的题名，孔继涑五百八十四石的大型书法丛帖玉虹楼法帖等。孔庙碑刻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宝库。


(七)拉卜楞寺
拉卜楞寺坐落于甘肃省夏河县城西1公里。拉卜楞寺旧称“扎西奇寺”，是中国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六大寺院之一，一度成为甘、青、川交界地区藏族的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

寺院背依龙山，南面大夏河，向南遥望曼达拉山。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为藏族建筑的风格，占地约1300亩，规模庞大，壮观雄伟。寺院的建筑包括六大学院、16处佛殿、18处大活佛官邸、两座讲经坛，以及大片的喇嘛住宅，形成一个高低错落、鳞次栉比的庞大建筑群，房屋总计达万余间。

全寺规模最大的是寿禧寺，也称“大金瓦寺”，共有6层，高达20多米。顶是宫殿式的方亭，四角飞檐，覆盖有鎏金钢瓦和狮、龙、宝瓶、如意、****等装饰。殿内的烫金佛像高达10米，是尼泊尔工匠的杰作。寿禧寺还珍藏有一部用金银汁书写的《甘珠经》，是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

寺内的藏经楼里摆放着一排排从地面高达屋顶的书架，书架上满置以绸缎包裹的经书。其中有一部《大藏经》，共二百余卷。藏经楼的藏书共计达6万5千多卷，此外还有7千余块的木刻印版。藏书丰富是该寺的一大特色，在中国的喇嘛寺院中具有很大的影响。
(八)少林寺
少林寺位于河南省嵩山西麓。嵩山在登封县境内，属伏牛山脉，东西绵亘近百公里，为我国五岳之一。有72峰，峰峰有名。东为太室山，有太白、望都、玉女等36峰；西为少室山，有望洛、罗汉、钵盂等36峰，主峰为峻极峰，海拔1492米，像横卧中原的巨人。嵩山先后建有72座寺院。这里有中国最古老的北魏嵩岳寺塔，最早的禅宗寺院少林寺，规模宏大的塔林，最著名的元代观星台，最有史料价值的汉三阙(太室、少室、启母阙)，规模宏伟的中岳庙，古朴雅致的嵩阳书院，苍翠清幽的****王寺等。

少林寺面对少室山，背依五乳峰。据史书记载：少林寺的第一位住持是一个叫跋陀的小乘教和尚，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二十年(496)，他从古印度跋涉来到中国，得到虔信佛教的孝文帝的崇拜。因跋陀喜欢隐居幽静之处，孝文帝就让人在少室山下密林深处为他建了一座寺院，取名少林寺。跋陀在寺内收弟子百人，并翻译了随身带来的经典。跋陀圆寂后因无传灯接宗的规矩，其弟子也分散各地传道。数十年后，少林寺成为大乘教的基地。南朝末年，菩提达摩经过三年海上飘泊来到中国宣传大乘佛教。他先在广州光孝寺讲道传教，后被梁武帝接到南京相见。梁武帝以为自己建寺、写经、度僧造像甚多，积有不少功德，而达摩却说“无功德”，所作皆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二人话不投机，达摩便以五叶芒苇作舟渡江，入魏，来到嵩山少林寺，创立了禅宗。他所传的禅宗不重玄理，而主张坐禅“壁观”，以面壁沉思，屏息众念来领悟禅理，这种简便易行的修养方法自然易于推广，使得后来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派别，达摩则被中国禅门定为初祖。唐代宗赐谥“圆觉禅师”。由于达摩所传的大乘教对当时流行于中国广大地区的旧禅法是一种革新，因此斗争激烈。达摩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形成了以慧能为首的南宗和以禅秀为首的北宗。南北宗在教义上无多大区别，但在修行上北宗倡导“渐悟”，而南宗倡导“顿悟”，主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经过十几年的争执，至唐德宗时，南宗终于取代了北宗的势力。此后少林寺一直成为南宗一派的传法道场。后南宗内部又分为曹洞、临济、云门、法眼和沩仰五宗，其中以曹、临二宗影响最大。元初后，少林寺明确以曹洞宗为正宗，一直延续至今。

少林寺曾一次被废，二次被焚。被废发生在北周武帝时，当时国内信佛人数占居民一半，生产受到影响，损害了皇室利益。于是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令禁佛、道二教。少林寺被废弃，僧众纷纷遣散回乡。七世纪初，少林和尚们因在李世民征战中助战有功，受到唐王大力支持，又重建少林寺。至宋时，寺已聚僧二千多人，楼台殿阁五千余间，占地36公顷，藏经近万卷，号称“天下第一名刹”。清雍正年间(1723—1735)皇帝怕武僧造反，放火围攻寺院，将少林寺置于火海中。乾隆以后又加以重修。1928年，军阀石友三纵火又将名刹付之一炬，这次大火损失严重，火势延续五个昼夜，七进院落只剩下二、三间，无数经典、法器等贵重文物化为焦土。解放后又多次整修，逐渐恢复往昔模样。现寺共七进，总面积约三万多平方米，规模宏大，并有常住院、初祖庵、二祖庵、三祖庵、塔林、甘露台、祠堂及南园等附属建筑。

山门为一殿，面阔三间，雕脊彩瓦，吻兽生动，系清雍正十三年(1735)所建。门上“少林寺”横匾原悬于天王殿，兵火后移此，为清圣祖玄烨亲书。

二进院为天王殿。该殿与四进的藏经阁和三进的大雄宝殿均被毁，现已重修好，内有四大天王像。三进大雄宝殿于1986年重建。殿内柱基均为雕刻高1米多的石狮。藏经阁遗址前后，除钟楼遗址上放重5.5吨的金代大铁钟外，神座上放明代弘治元年(1488)铸的1.75米高的地藏王铁像和石碑等文物，东配殿为紧那罗王殿和东客堂，西配殿是六祖堂和西客堂。

方丈院在第五进院落，这是兵火后山门内幸存的第一所建筑。中为方丈室，是历代住持和尚居住的地方。乾隆十五年(1750)高宗弘历曾留宿于此，因此一度易名“龙庭”。站在方丈室门口南望少室山主峰，山坡上横卧一块巨石，约10多平方米，每当夏季雨过天晴，阳光直射石上放射出奇异光彩，遥望如白雪一片，晶莹夺目，故称“少室晴雪”，为中岳八景之一。

出方丈室拾级而上，高台上有一座琉璃佛殿，称“达摩殿”，又叫“立雪亭”，相传为禅宗二祖慧可立雪断臂处。


(九)塔尔寺简介
塔尔寺坐落在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莲花山，据青海省省会西宁市26公里，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塔尔寺先有塔后有寺，故人们将其称为塔尔寺。得名于大金瓦寺内为纪念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大银塔，古称“佛山”，藏语称为“衮（音gun）本贤巴林”，意思是：“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它座落在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连花山坳中，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青海省首届一指的名胜古迹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寺初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整个寺院是由众多的殿宇、经堂、佛塔、僧舍组成的一个汉藏艺术相结合的辉煌壮丽建筑群，占地面积约600余亩，寺院建筑殿宇高低错落，交相辉映，气势恢宏。
是西北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在全国及东南亚亦享有盛名。



(十)悬空寺 悬空寺坐落于山西省浑源县城南5公里恒山下金龙口西崖的峭壁上。

恒山是中国著名的五岳名山之一，号称“北岳”。悬空寺就建在恒山脚下的金龙峡上，距大同市约80公里。根据《恒山志》的记载，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晚期（约公元六世纪），据说是北魏时一位叫了然的和尚所建，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后经历代多次重修，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是中国现存极为罕见的一座高空建筑，被誉为建在绝壁上的“危楼”。

全寺所有的建筑均高挂在恒山之麓的峭壁上，与崖壁呈90度角垂直而立，崖顶呈倒悬之势，抬头望去，整个建筑宛如被粘贴上去似的，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
寺坐北朝南，面对恒山，上载危岩，下临深谷，建筑红墙灰瓦，错落有致，凌空展开，若雏凤欲飞。全寺建筑自山崖的南面向北一字排开，渐次增高，有如蟠龙贴伏于崖壁之上，共有大小殿堂楼阁四十余处，分为三组。

踏进山门，迎面为一座双层楼阁，院内两座危楼对峙，既是碑亭，又是门楼。山门两侧是两座方形耳阁为钟鼓楼。这组建筑以三官殿为主体，是供奉、祭祀道教之所，殿内几座塑像都是墨面乌眉，衣袖带风，似有飘飘欲仙之意。中间一组的建筑是以三圣殿为主体，这是释迦牟尼的"佛国"，殿内佛像端庄正坐，两旁弟子拱手侍立，给人以出世之感。最后一组建筑是以三教殿为主体，三教殿是全寺最高的建筑，为三层檐歇山顶九脊，殿内供奉儒家之祖孔子、道教之祖老子和佛教之祖释迦牟尼像，可谓集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教信仰、思想文化之大成，不同文化直接在此相碰撞，三像中释迦牟尼像居中，老子像在左，孔子像在右，神态各异，雕塑家们把这三位完全不同教义的教祖的内心世界都表现了出来，精湛的艺术手法，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悬空寺的建筑构思精巧，设计奇特，施工大胆。其方法是先在山崖上凿出水平的洞眼，然后在洞眼内安设木梁挑出崖外，再于挑出的木梁上铺板立柱，构筑各种形式的梁架、屋顶等，凡是挑出的殿堂楼阁，周围都安设栏杆。当游人从山上往下看的时候，还可以看见一些挑出崖壁较远的殿堂楼阁之下有一根根撑顶在半崖的凌空木柱，这是为保证殿阁的安全而增设的。

从全寺来看，南北高低错落，中隔断崖，有飞架的栈道相通，曲折回环；梁架上下呼应，廊栏左右相接，疏密相宜，浑然一体。登楼俯视，如临深渊；谷底仰视，悬崖若虹；隔峡遥望，如壁间雏凤欲飞，正如古人在栈道绝壁上题刻所云：“公输天巧”，有诗赞曰：“飞阁丹崖上，白云几度 封”；“蜃楼疑海上，鸟道没云中”；“山川缭绕苍冥外，殿宇参差碧落中”。

悬空寺内还有用铜铸、铁铸、泥塑、石雕等手法塑造的大小儒、道、佛像78尊及各种碑刻题咏，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和技艺高超的工艺品。

⑥ 南岳圣帝的来历是什么

中国五岳皆有岳庙，每个岳庙都有岳神。南岳衡山之神老百姓都尊称为南岳圣帝菩萨。他是谁的化身？在五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这尊威灵显赫的菩萨也有自身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普通走向辉煌的历史。

岳神是伴随五岳的产生而产生、辉煌而辉煌的。

历史学者认为，给五岳的封禅、祭祀，对五岳的崇拜，起源于原始时代人们对天地、对太阳、对山岳的崇拜。《山海经》把所有的大山都说成是神人和怪兽居住的地方，《礼记》也认为山峰能兴云做雨，把山峰当作求雨、治洪的神灵来崇拜。古代传说中，从炎帝神农氏游息南岳水帘洞，黄帝有熊氏分九州奠五岳得祝融辨孚南方，以及后来的赤帝、祝融、尧舜、禹等首领都巡祭衡山，行“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祭典，基本形成了“夫山者，万民之所仰也”的理念。这种尊天亲地的原始宗教精神[用现代语言就是尊重大自然的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祭祀 文化的本质与精髓。在对土地、名山大川、江河湖海等44神的祭拜中，五岳山神被列为首位。历代帝王对五岳的祭祀都不敢怠慢轻薄，且把此作为显示和行使国家权力的象征。南岳衡山在五岳的祭祀秩序中排位第二，仅次于东岳泰山。唐代文学家韩愈认为，南岳衡山离京城最远而独为崇，其神必灵。事实也的确如此，南岳祭祀之盛经久不减，甚于平临四岳。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由于南岳衡山在洞庭湖畔的湘江流域，为人类社会实践特别是农业、医药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基础，各种各样的传说便不断产生，自然崇拜对象的南岳衡山被逐渐赋予了灵气并予以神圣化。因此，南岳神在人们对南岳衡山的向往和崇拜中诞生了。

在原始崇拜阶段，南岳神是依附在南岳山中的。祭典活动都是在山顶设祭台或祭坛，祭礼仪式为柴、望。所谓柴，是幡柴，以祭天；所谓望，是望祀，以祭山川。经过这一漫长时期的准备，作为南岳神的象征—南岳菩萨虽未出现，但完全具备了产生神的一切客观条件。人们对南岳崇拜的确立，其客观因素：一是优越的地理位置，风光秀丽的山峦，鬼斧神工的景观；二是四季变化明显，垂直分异突出的气候物象；三是丰富的物产、无穷的资源、理想的生态之周边大环境；四是坚实的人文基础、深广的历史根基。离开这些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南岳神是不可能产生的，南岳的文明也是不可能称“奥”的。

偶象的菩萨只不过是崇拜对象神化后的文化工艺品。南岳菩萨也不例外。现在看见的南岳圣帝不知是第几代工艺品了。起初，南岳山神被神圣化以后，伴随着宗教的发展，南岳神才以人物形象被人们捧上神坛，祭拜活动的地方也由野外走向了室内，祭典仪式也由柴望改为庙享。南岳菩萨所居的南岳庙，传说秦汉即有之，从有关资料来看应是在祝融峰顶，现时人们仍称之为老庙。汉武帝借交通不便把南岳移至潜山，但在人们的习惯生活和文人士大夫的眼中始终是衡山作为南岳向往和礼拜的。隋文帝重新明确江南衡山为南岳，南岳开始在山下建新庙，初在现庙址的东北侧也就是万寿大鼎的下面，兴建万寿广场时还挖到了当时岳神庙的遗址。唐玄宗李隆基遵司马承祯的建议封五岳之神为真君，按道教的规范在山下建南岳真君祠，也就是现存的南岳大庙了。从唐代大文豪韩愈谒南岳庙的诗中，有“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迳趋灵宫。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的生动描述，足见当时的南岳庙的宏伟和壮观。

被神化了的菩萨是无所不及、无所不能的。因此关于南岳菩萨的来历就太丰富多彩了。相传，隋文帝重新明确江南衡山为南岳之前，祝融峰顶立有山神祠。当时的南岳菩萨还应只是个代表南方的地方长官神，传说叫司天霍王庙。古时衡又可读霍，霍王就是衡山王。一直到唐代，唐明皇还不清楚五岳之神是谁。他问司马承祯，五岳何神主之？对曰：“岳者，山之巨镇。出云降雨，为国之望。然灵山之隐，别有仙官居之。”于是他下诏建真君祠，并随之封南岳之神为司天王{东岳为齐天王、西岳为金天王、北岳为安天王、中岳为中天王}。从此，岳神在五岳山大王的同时沾有了道教的仙气，尊为真君。

经过261年，到了宋真宗景德四年，由于其它四岳落入真人之手，朝廷对南岳更为重视。他把五岳之神由王晋升为圣帝，南岳神被加封为司天昭圣帝[东岳为齐天仁圣帝、西岳为金天顺圣帝、北岳为安天元圣帝、中岳为中天崇圣帝]。同时按帝王之居扩建岳庙，并初步奠定了岳庙的规制。正殿独一神座，监庙和礼值官日上香火。又过280多年，元世祖忽必列为了表示对神明的敬意和对汉文化的尊重，于至元28年元月又加封南岳之神为司天大化昭圣帝。他认为惟名山大川，国之秩祀。自己既然是一国之主，就应对封宇之内的岳神加封，以期保佑民富国安。与此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元代虽是蒙族统治，但对汉文化习俗可是相当重视。元代最末一个皇帝顺帝还下令对南岳庙进行了一次大的扩建整修。人们为了纪念当时修庙有功的蒙古人潭洲府同知阿尔思兰，给他立了个辖神总管的神位，安放在庙后门的辖神殿内，供奉至今。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则认为五岳之神，神灵莫测，“岂国家封号可加”？凡是岳、镇、海、渎，都以本名称之。因此于洪武三年[1370年]南岳圣帝被改称为“南岳衡山之神”。这并不表明他对五岳之神不重视，而是他认为自己只是个人君，不具有给神加封号的资格。事实上明代也对南岳庙进行过几次大的扩建修护，使其更加雄伟、壮观、崇严，且逐渐兴建依傍中轴线主体建筑的东八宫、西八寺，并彻底整治了大庙的周边环境，使南岳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古建筑群，致有江南小故宫之称。事实上在朱姓王朝中南岳菩萨享受了超过帝王的待遇。

清代，虽说是满族兄弟统一大业，但政治、经济、文化并不曾排斥早已开化的汉族民众。从康熙开始，对五岳特别是南岳尤其重视。从1705年到1879年间先后6次对南岳庙进行大的维修，其中光绪年间一次耗银一亿二千万两，创造了修庙史上花钱之最。清代的皇帝虽然没有对岳神加封，但前后钦赐给南岳庙的御扁有7块，康熙御书的“光辅紫宸”、“永峙南维”，雍正书的“功宏育物”，乾隆书的“灵曜南云”，嘉庆书的“宅南标极”，同治书的“铨德钧物”，光绪书的“黄离永吉”等。这些，足以证明清代王朝对南岳的重视和对南岳圣帝的崇拜。

据《南岳志》中不完全的统计，历代朝廷祭祀南岳圣帝是比较频繁的，其中宋朝29次，元朝8次，明朝33次，清朝42次，足以表明南岳圣帝菩萨的地位是何等显赫！但最能说明南岳圣帝的地位和作用的要数唐中宗李哲在给南岳的《玉牒》中写的那句话：“凝薰万姓，陶化八肱”。这就是五岳在统治者心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南岳文化的巨大力量。而清人江有沅也有一句是写南岳圣帝的，即：“百神俱庑下，万古在山中”，倒是有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味道。毕竟是先有山，后才有庙。名山是体，圣帝是魂，山是神的根本。

南岳圣帝的来历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南岳圣帝是山神衍生出来的，没有具体的原身。另一种认为南岳圣帝有具体的原身。但原身是谁，意见也不一致。

地理学家认为，江南以衡山为镇，故封禅南岳神位，圣帝菩萨是总管南方的地方之神。星象学家认为，“南岳之镇曰衡”，“宿当翼轸，度应玑衡”，且轸星之旁有一小星曰长沙星，注生、主寿，因此南岳圣帝是天上派下来主宰人间生死寿命的天神。相传寿比南山不是陕西的终南山而是南岳衡山。以上的这些说法是主张圣帝菩萨没有原身的。

民间传说南岳圣帝是姜子牙封的，其原身是崇黑虎。这根据就是小说《封神演义》，不过,未免有点牵强臆造。

研究历史的文人和社会学家则以为，神都是由人演释出来的，南岳圣帝应是历史上为人类做过杰出贡献的伟人或伟大的氏族。而这位伟人或氏族是谁？现有资料也很难认定。

一种意见认为，南岳圣帝的原身是炎帝神农氏[是一个氏族首领还是一个氏族部落意见不一，我以为是一氏族部落]。按易经的五行学说南方属火，炎帝以火德王，是南方最大最强的一个氏族部落，也就是上古时期厉山国[今湖南属其地]的首领，按现在的说法他是南方的第一任长官，故称厉山氏。他对人类的贡献不容置疑，神农尝百草、教耒耕，应算是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农业的创始人和水稻种植以及中草药的发明者。虽然他帝都长沙，葬在炎陵，但游息之所和主要活动在南岳衡山。且大南岳当时的概念也包括了长沙、炎陵乃至整个荆楚之地。从古至今，南岳的民间祭祀之盛，信众之广，渊源之长是其它四岳望尘莫及的。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仅用任何某种宗教信仰难以解释。追溯其源，我以为这不能排除有史以来人们对自己祖先炎帝的怀念和祭奠。

另一种意见认为南岳圣帝的原身是祝融。不过祝融也还有多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祝融氏，另一个是祝融君，其实也都应是一个炎帝管辖的地方官职位。

祝融氏有说是火正[实际上也是南方的长官之意]重黎，能光融天下，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帝喾命曰祝融。且说他是古之王者，擅长音乐，辨乎南方，被黄帝使为司徒。《路史》载：祝融氏一曰和，未有嗜欲，无所造作。师于广寿，以毓其德，刑罚未施而民劝化。三纲正，九畴序，是以天下洽和，万物咸遂。于是听龛州之鸣鸟以为乐歌，作乐属续以通伦类，谐神明而和人声，是以耳目聪明，血气和平而寿命长[这就是南岳之为寿岳的文化和科学的根源所在—作者注]，移风易俗，天下大治，则歌乐为之节文也。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因以为号，都如郐，故郑为祝融之墟，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阳，是以谓祝融峰也。《准南子》载：南方之极，自北方之界，至炎荒之野，都是赤帝祝融之所司。《竹书纪年》：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位。诚如斯，他做南岳圣帝固也是当之无愧的。

再说祝融君。《帝王世纪》载：祝融君，即祝融氏之后也。《名胜志》载：祝融峰最高，位值离宫，以应火德，乃祝融君栖息之所。《楚宝》载：祝融者，炎帝神农氏之后，而帝里之玄孙也。

还有人认为，祝融只是一个方位，或一个行政区划，或一个官的职位，而不是指具体人。因此，祝融氏或祝融君是担任祝融这一职务的官。但根据历史记载，不论是哪个祝融都是为人类文明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伟人或伟大的氏族部落。

其实，神也罢，菩萨也罢，都是人的杰作，是人们根据社会和自身的精神需求所创造的文化产物。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信仰寄托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当然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存在和客观物质基础。因为在人类较长的远古时期，五岳文化集中了民族文化的精髓，五岳文明代表了民族文明，若要天下太平，安抚百姓，必须打五岳的旗帜。对统治阶级而言，祭祀五岳、宣传五岳、建设五岳，也是一种政治需求，以图民安国富、鸿基永固。而普通百姓对岳神、对菩萨的信仰和崇拜，则是一种各自的精神需要，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生产中，难免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或困惑，也不可能对未来没有任何的企盼或寄望，因而就会想到只有威灵显赫的南岳圣帝才可以保佑自己。尽管这只不过是一种精神慰藉，但这种精神慰藉恰恰是人们心里欲望的满足。仍可以预言，不会因为科学的发展而致来南岳朝圣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人类本身是一个怪物，越是古老的文化，越让人感兴趣。只不过朝圣祭祖的目的和方式会有所不同，可能会从科学与保护环境出发，趋向文明、简捷、研究、欣赏。

南岳圣帝的地位越高，社会各个政治、文化团体和民间组织都会向其靠拢，打出他的旗号。其中佛、道两教表现与其更为亲密融合，有关他们的祖师同圣帝的传说就是例证。

在道教的典籍中，圣帝爷是道教始祖太上老君的弟子。在《九转经》中老子以广寿子的身份下界收圣帝原身祝融君为徒，授以《道德经》等秘籍。唐初，朝廷因道师司马承祯之谏而为南岳设真君祠，并被赐封为司天王，遣官奉祀。还有历代道教中的文人如李白、徐灵期、李泌、李冲昭、轩辕弥明、陈田夫、李长庚等，为宣传推崇南岳圣帝，弘扬五岳文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西来佛教到南岳比道教晚近两个世纪，但在对待圣帝菩萨这个问题上也是极为重视并相当明智的。历史上编释了其开山祖师慧思大和尚同圣帝菩萨赌棋借地建般若道场的故事。并在慧思所建的南岳第一古刹设立了南岳圣帝殿堂，以示真有其事。既体现他们对地方宗神的尊重，又示其不卑不亢的园融精神。

不论道教还是佛教，他们都非常明白，在中国要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屈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在南岳这座名山要站住脚，要发展，不能不打圣帝菩萨的旗帜。因而在五岳中，唯独南岳山和南岳庙逐渐形成了三教共存的文化奇观。南岳数千年的历史证明：南岳圣帝菩萨事实上早已成为南岳文化的始祖，有关祭祀他的一切活动也早已成为南岳文化的主要内容。南岳如此，其它四岳也合当如此。中国五岳历来是江山社稷的象征，是一种政治地位。五岳文化也应是一种政治文化。南岳圣帝也顺理成章由山神、民间神、地方神逐步走向了“官神”、“帝王神”、“万能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