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研究宣传

A. 植物标本宣传语

制作植物标本是解决植物学教具问题的有力手段之一。课堂教学中若有植物的活体，更加利于学生加深认识。使用植物标本，能够避免部分植物具有区域性、季节性的限制。同时，植物标本保存了植物的形状与色彩，以便日后的重新观察与研究。少数植物标本也具有收藏的价值。
制作程序
修整
从数株同一植物中选择各器官最完整的植株做标本。先去残叶，适当疏掉一些过密的枝条和过繁的花、叶、果。如果10朵大花聚集在一起时，一般只留4~5朵为宜，不过应留一小段花、果、叶梗，以表明原来的生态情况。要使一个立体实物变为平面时，则要剪去1/2或2/3才不致堆积。在吸水纸前必须整形，即将标本的枝、叶、果、花展开平放，避免重叠。尽量使标本既保持自然状态，看上去又很美观。对一些不便压制的浆果、块茎、块根，则应进行浸制保存。
压制
铺吸水纸数张在标本夹上，将夹着植物标本的对折吸水纸放在上面，压制前，把对折吸水纸打开，检查与矫正花、叶的位置，把少数叶片和花翻过来，以便对他们作全面观察。摆正后，将吸水纸对折折合起来，上面再铺几层吸水纸，就可再放另一份植物了。这样一层层加上去，放齐。最后，将标本夹用粗绳捆紧，压上几十公斤重的大石块，置通风处。次日换干纸时，须再仔细加工整理标本。压制的第一天，每隔

五小时换干纸，次日可每天换干纸两次，再过二天，24小时换一次，一般植物标本需要3~7天。也可在第三天换纸后，增加压力（夹内有250~300份标本的夹板，可施加125~150千克压力）。置直射日光下，使水分迅速蒸发，可防止过度变色或发霉。多雨地区，每日换干纸两次，可置于微火上烘烤，大约3~4日可制干。
标本的干燥程度怎样才是适度呢？可用手把标本拿起来，没有干透的标本，个别部分柔软易弯曲；过于干燥的标本，很脆硬易折断。干燥得适度的标本是有弹性的。
在压制过程中，落下来的花、果、叶，要用纸袋装起，注明标本的号码，以便上台纸时附上。
上台纸
贴标签
将干燥好的标本放在台纸上，摆好位置，进行固定。固定时要注意标本的科学性、艺术性。固定可用结实的细纸条或玻璃纸条贴在枝条上，再将纸条两端粘在台纸上，或用小刀在固定处切一道小口，把纸条的端头穿过小口，贴在台纸的背面。也可用白棉线把标本钉在台纸上。小植物标本或枝条柔软的标本，可用胶水涂在标本的背面，直接粘贴在台纸上。
上完台纸后，要在台纸下方贴上标签。最后将一张与台纸同样大小的标本衬纸贴在台纸上端边缘上，使标本得到保护。
保存
腊叶标本应分门别类放在标本柜或标本箱内，标本之间应放樟脑丸，以防蛀虫。春天和多雨季节应将标本放在通风干燥处，以防标本发霉。如有标本室，最好在初春关好门窗，将福尔马林溶液在酒精灯上加热，使蒸汽熏杀虫菌3天，可防虫蛀霉烂。

B. 怎样做植物志——必须的内容和步骤（越详细越好）

植物资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国家要发展经济，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必须弄清植物的种类和组成，这就需要编研、出版国家或地区的植物志。

中国地域辽阔，山川纵横，地跨热带、亚热带至寒温带，植物种类异常丰富。作为我国植物的户口册和信息库，功载千秋的科学巨著――《中国植物志》是掌握和利用国家植物资源的重要依据和发展有关学科的必须基础，它包括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记载了植物的科学名称、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地理分布、经济用途和物候期等。

我国科学家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准备编写《中国植物志》，最早始于北京大学的钟观光，他到全国各省区采集了十几万号标本。继后，秦仁昌、王启无、蔡希陶、俞德俊以及其他老一辈植物学家也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其中，秦仁昌在欧洲拍摄的近二万张中国植物标本照片，对编写该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4年，胡先驌（Hu Xian Xiao）首先提出编写《中国植物志》，他是第一位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植物学家。但当时由于资金、标本、文献等方面的许多困难，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1959年 10月我国正式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由钱崇澍(Qian Chong Shu)、陈焕镛任主编，秦仁昌任秘书长，当年就出版了包括蕨类植物的首卷《中国植物志》。以后历任主编是林鎔，俞德浚和吴征镒。 为深入开展《中国植物志》的编研，由中国科学院主持，联合有关部委和大专院校，先后组织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四川大学等单位上千位科技人员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全国性野外调查考察和标本采集， 到2000年全国各标本馆的植物标本达1700万份之多，为编写该书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基础。

《中国植物志》自1959-1963出版了三卷册以后， 停顿了10年，直到1973年才逐步恢复编研，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技部给予专项经费的支持，达446万元。统计表明，一半的书籍在1991至2004年出版。因此，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要完成《中国植物志》是不可能的。

《中国植物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著。全书80卷126册，5000多万字，记载了我国3万多种植物，共301科3408属31142种。该书基于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80年的工作积累、45年艰辛编撰才得以最终完成。这一协作的规模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编研工作基于大规模野外考察和标本采集，基于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包含了许多新信息、新内容，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这在国际上是空前的。 该书的作者们，还参加了植物科属的分类、系统、进化等有关研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和中科院或省部委奖多项。这些成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植物志》的学术水平。

《中国植物志》的全部正式出版，不仅摸清了我国的植物资源，还可以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例如在商贸、检疫、公安和国防等方面，给国际贸易纠纷和侦探破案等提供有力的帮助。植物分布对地层鉴别、环境变迁和寻找矿藏提供重要信息。此外，在宣传和普及植物科学知识、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等方面也发挥巨大作用。

《中国植物志》的出版为全世界植物学家所瞩目，自1989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合作编写英文版《中国植物志》。这是《中国植物志》走向国际的里程碑，也反映了世界对《中国植物志》的关注与重视。 《中国植物志》的全部完成，实现了我国四代植物学家的夙愿，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对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将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对国家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做出重大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植物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有个网址很好：http://foc.lseb.cn/dzb.asp

C. 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这一选址有何考量

如今人们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大家最喜欢释放压力的方式就是去亲近大自然，很多时候虽然大自然不会说话，可是却好像能听懂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想法，默默的包容和开导着我们，所以很多城市都建设的有大大小小的公园，让人们能够在城市里也能享受到自然的乐趣，建一座闻名世界的大型植物园是每个国家一直在做的事情，如今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对于保护自然物种多样性和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并且这一选址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名片，其次考虑到植物方面的保护和生长，所以选址在北京。

三、考虑到植物方面的保护和生长，所以选址在北京。

另一方面由于北京地处我国的暖温带、半湿润地区，有利于三代植物的生长，并且北京有很多的植物研究院，有利于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经过综合考虑，最后把国家植物园落户在了北京，期待到时候去国家植物园参观。

D. 植保技术推广的主要方式与途径是什么

植保技术推广的形式应该说是多种多样的。当前主要的有技术宣传、培训、样板示范、统防统治、开办植物医院、兴办农民田间学校等。

（一）宣传与培训

广范的科普宣传：包括广播电视宣传、印发病虫情报以及其他材料宣传、农村科技赶集、送科技下乡等许多方式。

专门的技术培训：包括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专业技术培训。在植保技术推广方面，应高度重视农村基层的技术培训，包括农民培训。病虫害防治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技术工作，需要培训，培养大批掌握植保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的基层植保员、农技员以及农民技术骨干，并通过他们把植保技术和方法贯彻落实到广大农民的生产当中。

（二）农民田间学校

举办农民田间学校，在我国是近几年借鉴引进国外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培训农民技术骨干的新形式，是推广植保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有效途径。多年来农村技术培训主要停留在县、乡级，传统的培训方式主要是冬闲室内封闭式、教导式培训。培训效果难以保证持久巩固。

新型的农民田间学校，是贯穿于整个作物生产季节的、以田间现场培训为主的技术培训形式。农民田间学校强调“以农民为主体”，突出“农民实际需要为第一”的思想观念。在病虫害发生防治的关键时期，植保推广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定期定人重点培训农民技术骨干，让农民学员在田间边学习边实践，强化田间实际操练，让农民亲自调查观察、讨论分析、试验示范，使农民每次都有较多的发现，有较深的体会和较大的收获。培训的重点内容为植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培养农民科学地防治病虫害的自觉性，提高他们的田间调查分析和防治决策能力。通过这些训练有素的农民技术骨干，又可以带动更多的农民科学种田、合理防治病虫害。

（三）办好示范样板，以点带面

搞示范试点，是我国多年来推广植保技术的成功经验之一。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农民是最务实的劳动者，亲眼所见的效果是最有说服力的。

通常是按作物、地区、生态条件特点，建立病虫害综合防治示范基点。通过示范样板田，让领导和群众看到新技术实施的效果，提高他们对示范技术的直观认识与信心。

办示范点，同时也要积极宣传介绍，扩大影响，充分发挥示范点作为榜样辐射散布技术的作用，以点带面，推广成片。要积极引导，不断扩大推广范围。

（四）统防统治（或综防统治）

简单地说，统防统治就是指对病虫害进行大面积的统一预防，统一治理。

由于许多病虫害的发生为害具有区域化、突发性的特点，而在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分散经营体制下，1家1户地防治病虫害往往有一定困难，不但防治成本增加，农药污染加重，而防治效果并不理想。

统防统治是为了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形势，近年来在植保工作中形成的1种新做法，是1种新型的技术推广体制，是在“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指导下，在一定的生态或行政区域范围内，在当地植保技术部门协同政府部门统一组织及领导下，针对不同作物的主要病虫，统一进行监测预报，统一制定综合防治技术方案，统一安排落实各项配套技术（诸如耕作栽培制度、作物布局、品种搭配、种子处理、健身栽培以及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物理防治等等），经济有效地控制病虫为害。

统防统治适应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防治病虫害的需要，符合病虫害大范围的发生发展规律，是推广植保新技术、开展综合防治的重要途径，是增强植保服务功能、提高植保技术效益的有效手段。统防统治充分体现了植保工作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植保服务的一体化和产业化，综合防治的规模化和现代化要求。统防统治代表了我国植保工作今后的发展大趋势与总方向，有巨大的生命力。

（五）植物医院（或植物诊所）

植物医院是植物保护和保健的咨询服务机构，是植保技术推广的重要场所或环节。植物医院是技物结合的产物，它一般是由农技或植保推广部门开办并直接领导，技术上依托植保研究或开发机构，物资上常依附农药企业或天敌开发公司。

植物医院开展植物保护保健方面的一系列工作，主要包括：为农民或基层推广部门诊断作物病害，鉴别害虫，解答问题，推广科技成果，普及科学知识，提供植保技术咨询服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开办了一大批植物医院，在病虫害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也有一些植物医院技术力量薄弱，变成了商业机构，单纯以卖药创收为目的，失去了植物医院的原有性质。当前应对植物医院进行规范化管理，积极整顿引导，使植物医院本身得以健康发展，真正为农业和农民服务。

植物医院的建设和管理

（李国强，黄增灿）

E. 这什么草

原标题：专家揭秘降压神草真面目 勿自行服用
降压神草什么来头
神医、神药似乎总是层出不穷。最近，一种被称为“降压草”的“神草”悄然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中流行起来，甚至有种植基地看到其中的商机，专门做起了“降压草”的大棚种植。据说，“食用降压草的叶子，无论多高的血压，10天就可停止服药，一个月就能降至理想标准……”仅凭几片植物叶子，真能起到如此奇效吗？《生命时报》记者带着这种“神草”请教了多位相关专家，以解其惑。
5块钱一盆，深受推崇
在北京市平谷区，记者发现，不少老年人都很推崇“降压草”。他们深信，只要每天早晚嚼上几片“神草”的叶子，就能起到降压作用。经人介绍，记者辗转找到了坚持服用“降压草”已有半年的李大爷。
走进李大爷的小屋，记者一眼就看到了摆在暖气旁边一盆长得十分茂盛的植物。李大爷指着它说：“这就是降压草。”记者观察发现，这棵所谓的“神草”有着暗红色的茎，茎身笔直向上生长，深绿色的叶子硬朗地向外伸展，与很多宽叶的盆栽植物相比，并无奇特之处。
“这盆降压草是我去年夏天从早市上买的，5块钱一盆。它特别好养，剪下一枝，插土里就能活。”李大爷告诉记者，早市上，降压草卖得很火，许多老人一听说它能降压都抢着买。“我是一个老高血压患者了，这么神的东西怎么也得买来试试。”不仅如此，热心肠的李大爷还把降压草推荐给了周围的很多人，这也让李大爷所在的单位刮起了一阵吃降压草的风潮。
为了“治好”高血压，李大爷每天都会揪几片降压草的叶子放在嘴里嚼着吃，已坚持了半年。最开始的时候，他出于对降压草奇效的信任，常会减少口服降压药的用量，有时甚至因为多吃了几片叶子，就停服一顿药。可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血压开始变得时高时低，极不稳定。“现在，我就把降压草当辅助品，该吃药吃药，叶子也继续吃着，肯定没啥坏处。”李大爷说。
按照李大爷的指引，记者来到平谷区的一个早市。由于时值元宵佳节，早市上摆摊的小贩并不多。一名卖花的中年男子告诉记者：“现在天气冷，卖降压草的人都不来了，估计要等暖和了才会出来。那草一盆才几块钱，又说能降血压，所以买的人还真挺多的。”降压草不仅在早市上受欢迎，网上也很热销。某大型购物网站的记录显示，一家网店在一个月内就卖出了520棵降压草。
降压草的备受推崇，让不少商家从中发现了商机。有商家将降压草的叶子烘干，制成茶叶，并以每斤300元的高价出售；有农产品种植基地宣称“降压草具有明显的神奇功效，可以为广大客商和农户提供种苗”；有农家把降压草当作“功能性保健蔬菜”，种植在大棚里，准备批量售卖。
降压草究竟是什么植物
神奇的降压草到底是什么“出身”？记者带着一棵从李大爷处得来的降压草，来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进行鉴定。
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振宇在经过仔细观察、对比标本、翻阅《中国植物志》后，给出了结论：“这一植物的学名叫‘尼泊尔菊三七’，又称茎叶天葵。按照植物学分类，是菊科，菊三七属，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产自云南、贵州等地，生于溪边岩石上或田边。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也有分布。”
在弄清降压草的真实身份后，记者又致电中药学专家和临床医生了解其药效。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药学教研室副教授吴红娟翻阅《中华本草》（迄今为止所收药物种类最多的本草专著）后告诉记者：“这一植物不在记载中，根据我的经验，所谓的‘神效’不太靠谱，因为很少有药物对所有类型的高血压都有效，这不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内科主任刘红旭表示，初步判断，这种植物可能含有黄酮类成分，也许具有一点降压、降糖的作用，但未经科学和研究证实，不值得推荐和推广。另外，该植物和“菊三七”、“白背三七”同属一类，药典中标明此类植物有一定的毒副作用，不建议老百姓自行服用，以免累积毒素。像李大爷那样的高血压患者，若轻信降压草奇效，以嚼食植物叶子代替服药，很可能影响血压控制，甚至引发脑出血等急、重病症。
遇“神草神药”提高警惕
其实，降压类“神草”的流行并不是从今年才开始。早在2009年，就有一种名为“明月草”的植物被宣传为有降压、降糖奇效。按照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张本刚教授的判断，明月草也是菊科，菊三七属的植物。而除了明月草和上文中鉴定的茎叶天葵外，目前网络上还有人将学名紫背天葵的植物也称作“降压草”。从图片上看，紫背天葵外形与茎叶天葵相似，只是叶子背面为紫色，且同为菊科菊三七属。
且不论降压草究竟是哪一种或哪几种植物，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岳凤先看来，这都是夸大宣传某一中药药效的不当行为。因为这会严重影响公众的判断力，并为人们合理用药埋下隐患。
从中药降压方面而言，岳凤先认为，有几个问题必须澄清。一、中药有一定的降压作用，但多为辅助治疗，目前，在高血压的治疗上，中药并不能取代西药；二、高血压的治疗应做好长期服药的准备，切勿被某一“神草”、“神药”的不实宣传所吸引，中断服药；三、单一中药的降压效果不会很明显，通常需要将几种中药配伍后一起使用方才有效。
“近年来，各种‘神草’、‘神药’、‘神医’的频繁出现，体现出老百姓对‘偏方’、‘秘方’的追捧。而不法商家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态，只要稍作粉饰，换个伎俩，便能把一群人骗得团团转。”因此，岳凤先提醒，首先，在得到“能治大病”、“疗效显著”的宣传信息后，患者应主动向正规医院的医生咨询，寻找确凿的科学依据，切忌“以身尝草”，否则，一旦出现问题便会后悔莫及；其次，任何物质进入人体都会对身体产生影响，可能“治病”，也可能“致病”，虽然中医有“药食同源”的说法，但仍要明确“是药三分毒”的认识；最后，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也就是个体化治疗，所有病人都用一个药方，本就不符合中医的诊疗原则。基于以上三点，当你听说某种“神草”或“神药”时，脑子里一定要有根“求证、毒性、辨证”的弦儿。

F. 举例说明 怎样保护 我们周围的植物

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利用的开始则是进行保护.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储藏在植物体中,供人类及其他动物使用。保持水源、维持水体的自然循环以减少旱涝。调节气候,防止水土流失,减轻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保护环境、净化空气及监测污染。为人类社会适应自然变化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和原材料(选择价值)等。维持生物物种和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利用。

植物保护--控制有害生物在植物生长和产品贮藏期间为害的措施。
对植物有害的生物种类繁多,主要有害虫和害螨,以及各种病原生物如细菌、真菌、病毒、类病毒、类菌原体、线虫、原生动物和多种杂草等。此外，还包括其他有害动物如软体动物(蜗牛、蛞蝓等)、鼠类以及害鸟、害兽等。长期以来，植物保护研究和防治的对象仅包括病虫害，而未包括杂草和鸟、兽害。随着农业生产和植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和防治对象的范畴逐渐扩大到为害农作物的各种有害生物。
病、虫、杂草等有害生物除在其发生地区为害农业生产外，有的还常随同农产品、包装器材、运输工具等被带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在许多国家，如马铃薯晚疫病，马铃薯坏腐病、马铃薯甲虫、板栗疫病、白松疱锈病、黑森瘿蚊、棉红铃虫、美国白蛾、葡萄根瘤蚜、豚草、毒麦等为害严重的病虫杂草都是由国外传入的。这些有害生物若适应了新的环境条件，而又缺乏原发生地的天敌，就可能发展成为新的严重问题。例如，马铃薯甲虫在美国原发生在落基山脉以西，以野生茄科植物为食料；19世纪50年代转而取食由移民带入的新食料植物马铃薯，并随着马铃薯栽培范围的扩大而蔓延为害，1874年达到大西洋沿岸，1946年已遍布西欧易北河以西直到奥地利一带地区。又如为害苹果树和梨树的火疫病起源于北美，1904年传到加拿大，以后又传入新西兰，1957年在英国发现,1966年传到波兰,以后又传至丹麦、联邦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1970年在美国南部、墨西哥、智利与危地马拉均有发现；此外，甚至已传至亚洲和中东一带。各种有害生物的迅速传播及其所导致的巨大损失充分说明，加强植物保护已成为保障农业生产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植物保护面向多种有害生物，防治措施也多种多样，在生产上应用较广的可归纳为下列几大类：
①植物检疫。即根据国家颁布的法令或法规，通过检疫检验措施，防止危险性有害生物的扩大蔓延。
②农业防治。包括利用各种耕作栽培管理措施、选育和利用抗性良种，以抑制有害生物的发生数量。
③生物防治。即利用生物或其代谢产品控制有害动植物。
④化学防治。即适当施用各种化学农药，以防治有害生物。
⑤物理机械防治。即根据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或特殊习性，利用某些器械的物理、机械作用，抑制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

G. 胡先驌的详细信息

胡先骕3岁时随家庭教师学《三字经》、《千字文》，1年后，已能识字数千。5岁时，学完《论语》，不仅能识字达万余，而且晓反切、通训诂。他的才智引起亲朋的惊诧，大家都视他为“神童”，深受双亲的喜爱。
1902年春，父亲突因病逝世于南昌旧居，从此家道中落。1905年春，胡先骕11岁时，便遵母命赴南昌府学考试，被录取为府学庠生。1906年，中国废止了科举制度，胡先骕至南昌府办的洪都中学堂学习，开始接受现代自然科学教育。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1912年秋，参加江西省留学考试，被录取为西洋留学生。 1916年11月，胡先骕在美国学习期满，以优秀成绩获农学士学位。归国后于1917年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在此期间，对庐山植物资源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奠定了他日后在庐山建立植物科研基地的想法。1918年7月，受聘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
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我国的丰富植物资源，1919年秋，胡先骕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采集标本和调查植物资源的活动。在征得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的同意后，就共同发起组织，很快便得到国内7所高等学校，24所中学的赞同，商务印书馆也愿予以赞助。此次调查，他在浙江省的天台、雁荡、松阳、遂安、西东天目山一带采得大量植物标本。转年春季，又去江西省的吉安、赣州、宁都、建昌、广信和福建省的武夷山区，在历时半年多、行程万余里的考察与采集中，获得多以万计的宝贵腊叶标本。胡先骕是继钟观光之后进行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的第二位学者。全部腊叶标本经整理鉴定后，于1921—1922年相继写出《浙江植物名录》、《江西植物名录》（附福建崇安县植物）和《江西、浙江植物标本鉴定名表》，并陆续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于南京成立（1928年改称为中央大学，为现南京大学的前身），特聘胡先骕为该校农科教授。为了发展我国的近代生物学事业，1922年他与秉志、钱崇澍等在南京共同筹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主要领导并参加华东和长江流域各省的植物采集和调查研究工作。1923年，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胡先骕任农科的植物学教授兼生物学系主任。 为了使中国的大学生能够读到由自己国家的科学家编写的大学教材，胡先骕与邹秉文、钱崇澍于1922年共同编著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供大学生物系学生使用的中文《高等植物学》。该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务馆出版，全书462页，插图306幅，书末附有英汉名词对照表。书中的内容比较新颖，还改正了以前从国外植物学版本中转译过来的欠妥名称和名词。当时，我国还没有中文本的《植物学》教科书，该书即成为国内各大学的主要教材，在教育界的影响很大。
1923年秋，胡先骕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学深造。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仅用1年即获得硕士学位。他还在哈佛大学阿诺德森林植物园（Arnold arboretum）内，用2年多的时间（1923—1925）把该园自1899年起从中国西部和中部采集并运走的植物标本，以及国外各期刊杂志中登载有关中国植物的科属记录一一检查、收集，整理编写成一部《中国种子植物属志》（英文打字稿上下两册），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于1925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任东南大学植物学教授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当时，因国内急需资料鉴定标本，该书稿被相互辗转传抄达十次之多，为我国植物学者开始学习研究植物分类提供了必要的文献。
1926年，当胡先骕正忙于准备7月去广州参加中国科学社召开的年会和10月应约去日本东京参加泛太平洋科学会议工作时，他的妻子王蓉芬突然于4月不幸逝世。这对胡先骕的精神刺激很大，曾数次休克。但为了不影响科学事业，身负重任的胡先骕仍克服了重重困难，依然如期赴会。 1928年，胡先骕与秉志等人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建所初期，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并受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植物学。在教学过程中，他善于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
平时，胡先骕对青年蔡希陶和助教俞德浚不止一次谈到：“自17世纪以来，中国的植物不断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的传教士、探险家、专业采集队、商贩和园艺家大摇大摆地采走，上万号的植物标本，成千种的花卉、果木种苗，都被他们带回各自的标本馆、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和大学标本室收藏，或在植物园内加以驯化。仅英国E．H．威尔逊（Wilson）一个人，本世纪初在我国湖北、四川、贵州‘旅行’11年，共收集6500号植物标本，约有5000种，并把1500种植物果木运回到美国和英国。在他的《一个带着标本箱、照相机和火枪在中国西部旅行的自然学家》一书中，承认中国的植物最丰富。中国的花卉是世界上最富丽的，特别赞赏中国杜鹃花的品种之多。在160多个品种中，他就采集80多个品种，其中60多个品种被他送往美国、英国去了。这怎不叫我们痛心！所以我们决心要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以抵制他们，尽快发展我国的植物学。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植物最丰富，中国的植物又以云南省最丰富。此人没有到过云南，还不知道我国云南的情况呢，我们应当到云南省去。”由于胡先骕的鼓励与支持，奠定了蔡希陶一生在云南把植物学的科研事业担当起来的基础。胡先骕称赞他们二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1930年，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英国剑桥召开。会上，胡先骕、陈焕镛、史德尉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的委员。为了加速中国植物学科研工作，并进一步了解国外到底掌握我国多少资料。1930—1931年，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经费不多的情况下，胡先骕仍支持秦仁昌到收藏有世界各地500多万号植物标本的英国邱园（皇家植物园）去。后来，秦仁昌从该园精选出18300余号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并将其拍成照片带回，以应国内研究者的需要。这是胡先骕、秦仁昌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与发展所作出的一项极为卓越的贡献。
1932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改由胡先骕担任，秉志仍为动物部主任。所址迁至西城文津街3号的新建楼房，内设有动物标本室、植物标本室（委派秦仁昌兼任标本室主任）、陈列室、图书室和动植物实验室，并定期出版《中国植物图谱》（胡先骕、陈焕镛）、《中国蕨类植物图谱》（胡先骕、秦仁昌）、《河北习见树木图说》（周汉藩）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这时，科学研究人员已由10余人发展到50余人。胡先骕历年均派员到河北、山西、吉林、四川、云南和海南等省去调查和采集标本，并进行分析研究。此时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国内外已成为较有声誉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
为了扩展全国的科研机构，1938年，胡先骕派俞德浚会同蔡希陶在云南昆明创建了“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合办。胡先骕兼任所长，并办有较大规模的植物园，即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为了创建我国自己的植物园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植物，1932年，在胡先骕的倡议和亲自指导下，并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赞同和支持，静生生物调查所经与江西省立农学院协议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年，园址最后决定建在含鄱口北麓。植物园原占地面积近万亩，为亚热带山地最理想的园地，也是我国最大的植物园。不仅有天然林、人工经济林，也有风景林和生态区，既可用作开展林木的利用和研究，又是研究植物学的一个良好基地。胡先骕委聘秦仁昌为第一任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并及时派陈封怀赴英国进修2年，回国担任园艺技师。经秦仁昌和陈封怀的辛苦经营，数年后，庐山森林植物园便形成为我国研究园林植物的重要基地。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植物园科技人员。 为了发展祖国现代植物科学事业和使各地广大植物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互通声气，促进学术交流，并在社会上普及植物学知识。经胡先骕和李继侗、张景钺、钱崇澍、陈焕镛、陈嵘等19名植物学家发起及筹备，于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召开了“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钱崇澍为第一任会长、陈焕镛为副会长，胡先骕被选为《中国植物学杂志》（季刊）总编辑。1934年3月，胡先骕为该杂志创刊号写了“发刊辞”，并首次向国内外较全面介绍了“中国近年植物学进步之概况”。同年8月21—27日，第一届中国植物学会年会在庐山莲花谷召开。会上改选胡先骕为第二任会长。在年会上，胡先骕提议用自己的力量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1935—1948年，胡先骕受聘为南京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届评议员。
胡先骕除精研现代植物分类与分布外，对古植物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1938年，他同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在山东共同研究我国山旺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古植物化石时，证明距今1200万年前山东的植物同现代长江流域的植物有相似性。1940年，他们两人在《中国古生物志》中联名发表“中国山东中新世植物群”的长文和较多的精确图版，这不仅为我国古植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也开拓了我国古植物学研究的新领域。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年底，北平便成立了临时政府。这时，有人邀胡先骕出任伪职，遭他拒绝，仍坚持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同仁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大楼被日军看中，恐难以保存。胡先骕于1938年急派蔡希陶等人，赶赴云南找到俞德浚共同组织后方基地，获云南省政府教育厅的资助，在昆明黑龙潭创建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抗日战争时期，该所成为静生生物调查所部分员工的聚集点，甚至庐山植物园的大部分员工后来也疏散到云南。由于胡先骕的远见卓识，保留住了一支造诣很深的科研队伍及一大批珍贵的图书、标本和科研资料。
抗日战争初期，胡先骕虽与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小部分职工滞居北平，坚持科研工作。但他对北平的汉奸卖国求荣，仰人鼻息深感痛恨，说他们是“衣冠徒济楚，手足赖丝牵”的傀儡。因此，杜门谢客，从不与外人往来。1939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重庆召开，由于他在会上发表的抗日演说引起北平日伪注意，日军派宪兵至他家中盘问。后来，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大楼被日军借机改为后方医院。所内仪器、图书、标本、家具等物，大部分被日军窃去。他的再婚夫人张景珩急告胡先骕暂留云南工作，免遭日军迫害。
1940年，原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江西省兴办“中正大学”。熊式辉希望由本省的才高资深的学者担任校长。经吴有训与程孝刚等再三劝荐，胡先骕于同年10月赴江西泰和就任该校首任校长职务。全校设有11个学系和行政管理、师范、税务三个专修科。
由于1942年1月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掀起倒孔（祥熙）学潮，事件波及到中正大学，多次引起国民政府当局对中正大学的不满，要求严惩肇事学生。胡先骕始终坚持以教育为主，双方反省，而不作处理。因此遭到教育部、江西省新主席曹浩森和陈立夫的指责。他3次提出辞职，终于在1944年4月18日，在全校师生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会后，愤然离去。
1946年，中正大学农学院生物系特聘胡先骕为研究教授。同年7月，胡先骕赴庐山参加江西暑期学术讲习会。蒋介石闻听胡先骕已上庐山并来讲学，亲笔手谕接见，共商高等教育之事。由于胡先骕不想再空谈高等教育之事，便于次日提前下山，由九江返回南昌。接见时间到了，仍不见胡先骕到来，省主席王陵基派人沿山寻找也未得见。自此以后，胡先骕“倔强”的名声便传播开来。
同年10月，胡先骕带领部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职员迁回北平。几经交涉，才收回被日军窃去的部分仪器、图书、标本和家具等物，经过重新整顿后，胡先骕继续主持和开展所内的科研工作。 在他刚继续主持所内工作不久，年底便收到郑万钧从中央大学寄来薛纪如从四川万县磨刀溪采到尚不知其为“水杉”的枝叶和球花、幼球果的标本，请予以复查鉴定。胡先骕根据标本反复研究，并核查文献，确定该标本与日本大阪大学古植物学家S．三木茂（Miki）博士于1941年根据日本的2种植物化石，在日本植物学杂志11卷第261页所发表的水杉属（Metasequoia）的形态相同，应同为一属植物。经由胡先骕和郑万钧共同深入研究后，最后命名为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由于水杉在分类系统上介于杉科和柏科之间，为两科联系之桥梁，故另新立水杉科（Metasequoiaceae Hu et Cheng）以区别。首次正式把在四川万县所采集的标本命名为“水杉”。这一珍奇活化石植物的发现与正式命名，引起全世界植物学家的震惊，特别是引起古植物学家的重视。这是胡先骕融会古今植物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美国的古植物学家钱耐还专程来我国对水杉进行实地考察。此后，各国出版的高等植物学和古植物学专著，也都相继有了这一记叙。为了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这一珍奇树种的重大发现，1946年，他在《地质调查所汇报》中发表《记古新世期之一种水杉》论文，将水杉的化石种与最新发现之水杉进行了比较。1947年，在美国的《观察》杂志发表《美国西部世界爷与中国四川万县之水杉》（Se－quoid of western America and metasequoia of Wanhsien，Szech－wan）。1948年，又在《美国纽约植物园》园刊中发表《中国是怎样发现‘活化石’水杉的》（How metasequoia，the“livingfossil”，was discovered in china）。同年，与郑万钧联合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
自胡先骕的论文发表后，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各国植物园纷纷来函索要水杉种子，或派人来中国考察。直至全国解放，已有50余国家、近200处植物园先后从我国引去这个古老的孑遗植物，经各国试种均获成功。由于水杉的适应性很强，它的踪迹现已遍及世界各地。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发现，1961年胡先骕写成一首500余字的科学诗——《水杉歌》。他曾将《水杉歌》诗稿寄请陈毅副总理校正。陈毅读后很有感慨，并在稿后写下读后记：“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主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诗末结以东风伫看压西风，正足以大张吾军。此诗富典实，美歌咏，乃其余事，值得讽诵。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为此，陈毅特邀胡先骕赴中南海面叙。后将此诗稿转交《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于1962年2月17日将《水杉歌》和陈毅副总理的“读后记”全文发表。 1948年，胡先骕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所领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自1928年创办以来，历经20年，已成为一个享有声誉的颇具规模的科研机构。收藏的标本就有20余万号，发表了论文280余篇和《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等专著，还培养了一大批造诣很深的植物学家。为进一步开展我国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合理开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50年，由于机构、人员的调整，静生生物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胡先骕受聘任研究员。他除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兼授植物分类学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上，并努力使科研与教学相结合。
1950年，胡先骕根据多年的研究，提出并发表了《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的专论。他对被子植物的亲缘关系作了重要革新，不仅在目与科的排列上有重大的变更，而且对若干科的分合，也有新的建置。此外，还整理出一幅“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其主要论点是被子植物出自多元，即出自15个支派的原始被子植物。这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一个较新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也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的第一篇学术专著。这部专著弥补了我国植物学史上的一项空白，但他仍自认并非圆满无缺，希望在古植物学和植物形态学研究有新的发现时，再继续加以修改。这也是他一贯一丝不苟、谦虚治学的科学态度。
胡先骕在大学任教时，总感缺少完善的中文本教材。因此，决定依自创的多元分类系统，多运用中国自己的资料，编纂一部《种子植物分类学》，代替过去使用的英国植物学家J．哈钦逊（Hutchinson）的分类系统。该书稿在361科中，对中国所产的各科叙述极为详细。在科的描述中，还补充了中国产的重要属。对有经济价值的种类，也择其重要的加以叙述。书稿末并载有中国产种子植物检索表，因此内容更臻完善。为了适应建国初期大学的急需，未能来得及绘制插图，故以《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为书名，于1951年出版。
1952年，胡先骕积极参加了反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研究工作。经他鉴定，美国侵略者投下的沾有病菌的松树枝叶等植物均系分布于南朝鲜，而不是分布在我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植物。由于在这项工作中成绩卓著，曾荣获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模范奖状和奖章。
1953年胡先骕应邀编写了一部《经济植物学》。该书除花卉、森林和药用植物外，凡中国所有或在中国能见到的其他引进的经济植物，书中均作了详细记载，对各种经济植物的利用也有介绍。该书至今仍有它的重要参考价值。
1952年暑期全国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另迁新址。胡先骕因忙于科研任务，是年秋季便告别了数十年的教育与教学生活。 四川大学方文培和西南师范学院戴蕃瑨联名函请胡先骕能为师范学院、农林院校编写一部简易的《植物分类学》。胡先骕同意编写一部《植物分类学简编》作为学生攻读植物分类学的入门教材，也适作中学教师和农林干部的参考书。该书第一版于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虽名为《简编》，但内容极为翔实，涉及的理论问题也较多，并附有精确插图164幅，是一部较理想的植物分类学教科书。
万没想到，《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后不久，却引起对胡先骕的一场批判。原因是，该书在第12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有关“种的新概念”一节中，评论了当时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T．Д．李森科（Лысенко）发表的《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胡先骕认为：李森科的错误见解所以能风行一时，是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并认为苏联不应接连报道黑麦“产生”雀麦，橡胶草“产生”无胶蒲公英，作物“产生”杂草，白桦“产生”赤杨，鹅耳枥“产生”榛，松“产生”枞，甚至向日葵也能“产生”寄生植物列当等错误内容。胡先骕是针对李森科一些不符合现代科学的所谓“新见解”而加以评论的，很难看出有什么欠妥之处。后来经过国内外的详细调查研究，都证实了李森科的这种“新见解”的虚伪性。但当时他却遭到严厉的批判。在批判会上，一些人批判《简编》具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说他鼓吹唯心主义思想，是一个坚持摩尔根反动遗传学的科学家，并进而上纲为“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等，甚至竟说他解放后长期穿长衫就是反动思想的表现；有人甚至责难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也犯了错误。《植物分类学简编》发行1年，也因此而被禁止出售。但胡先骕对这一过“左”的论调置之不理，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任何错误。
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不同学派在会上各抒己见，对几十年来世界上两个学派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讨论。从此，中国遗传学界一家独鸣的沉闷空气被冲散了。此前，胡先骕曾上书党中央，建议在高等学校恢复讲授摩尔根学说的理论。在毛泽东同志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胡先骕应邀列席听取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初次报告。会上，毛主席说：谈家桢、胡先骕关于在大学恢复讲授摩尔根学说的建议，有利于学术上贯彻“双百”方针。随后，青岛遗传学会议便决定在大学正式恢复开设摩尔根学说的遗传学课程和开展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不久，胡先骕应上海复旦大学聘请在生物系举办讲座。《植物分类学简编》经一年修订补充后，也于1958年改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问世。
《中国植物志》——桦木科专著脱稿，“生物的大群新分类”发表
胡先骕一贯对合理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进行积极宣传。为了配合我国的经济建设，胡先骕决定编著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植物手册》，内容从蕨科开始到种子植物各科，分属叙
述我国原产的全部经济植物的种、以及从国外引种的常见经济植物。该书分成上下两册，每册又分为2个分册刊印。当下册第一分册出版后（1957年），由于《中国植物志》的编写任务开始，第二分册的编写因此而中断。
自1934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国植物学会的第一届年会上，胡先骕首次提议用自己的力量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事隔20余年，他的宏愿终于实现了。所以心情格外兴奋，热情很高，很快就投入资料的整理工作。并于1959年开始《桦木科》和《山茶科》的编写工作。在这期间的前后，胡先骕发表多篇桦木科、山茶科、山毛榉科的新属和其他与植物分类学有关的论文。
1963年，中国植物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30周年年会。会后不久，胡先骕因劳累而心脏病复发，经住院治疗近两个月才转危为安，但从此得了严重的失眠症。虽然如此，他仍夜以继日忙于《桦木科》和《山茶科》的编写工作。
1965年春末，《桦木科》的编写工作基本完成。在兴奋之余，每日清晨便用打字机编打一篇“The major groups of living be－ings：A new classification”（《生物的大群新分类》）论文。他认为，根据现代的研究工作进展和理论上的探讨，应将生物划分为两个超邦：一、Protobionta（原始生物超邦）：包括立克次氏体、病毒、噬菌体等；二、Cytobionta（细胞生物超邦）：包括细菌邦、真菌邦、植物邦（藻类亚邦、苔藓亚邦和维管束植物亚邦）和动物邦。他将著作直接寄给国外有影响的“Taxon”杂志。年底，该杂志刊登了这篇论著。
是年，《植物分类学报》10（1）发表了胡先骕的《凋果茶属——山茶科——新属》和《中国山茶属与连蕊茶新种与新变种（一）》。这也就是他在世时最后写的两篇论文。 1966年初，《桦木科》脱稿，并上交《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宏愿实现，心情舒畅。而《山茶科》的编写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中断。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在北京逝世。
胡先骕自青年时代就怀着科学救国的宏愿，数十年来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高瞻远瞩、苦心孤诣，在旧中国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八方奔走呼号，不辞辛苦，千方百计不断在北京、江西庐山、云南开拓植物学的新领域，发掘祖国各地的植物宝库，不仅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标本和资料，而且还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他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除亲自传授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学等教学任务外，还为青年编写具有较高水平的教科书、植物学教学法和学习指导等著述。他在授课过程中，虽然稍带口吃，但声音洪亮，精力充沛，内容也极为充实，特别强调实验课和深入实际的重要性。凡被他发现的人才，总是积极设法推荐到较高学府或科研单位进修深造。目前，分散在国内外的植物学教授和专家，其中不少均出其门下，并担负着重要的职务。他的学生虽大都已进入古稀之年，但至今仍怀念老师呕心沥血培养自己成材的功绩，一致公认他是一位认真负责、诲人不倦、胸怀宽阔、坚持科学真理、和蔼可敬的老师。
胡先骕的一生中，不仅有20多种专著，而且由个人发表有关植物学的论文多达140多篇。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共发现1个新科、6个新属和百数十个新种。
胡先骕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绝非过誉。此外，他在历史、地理、语言、文学方面同样也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在诗词方面的著述颇多。早在青年时代，每遇一事或旅游一处，即以诗词表述，并与诗坛友人往来频繁。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字伯严）对胡先骕的诗极为欣赏，评价是“意、理、气、格俱胜”。认为他的记游之作，“牢笼万象，奥邃苍坚”。
胡先骕晚年，除坚持科研外，于1960年将生平所作诗稿全部整理后，共得诗296首。经逐年编次，分为上、下两卷，印成《忏庵诗稿》线装集。通过《诗稿》即可知晓作者本人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和重大科学发现的梗概。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人民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胡先骕的一生。1979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和植物研究所的党政领导代表、各地的生物学家、古植物学家、农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文艺家和大、中学教师等各界代表，数百余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向在我国生物科学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胡先骕先生表示深切的敬意。
1984年7月10日，中国科学院、江西省科委和庐山植物园在庐山植物园的松柏区水杉林内，建造了胡先骕先生的墓地。墓前耸立着由庐山植物园树立的纪念碑文，上面记载着胡先骕的生平事迹，使人们永远缅怀一生为中国植物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近代植物学家。

H. 珍惜濒危植物的保护措施有哪些

1、深入开展对植物区系和植被的研究，编制濒危的珍贵稀有植物名录，研究其分布区、生物生态学、种群和群落学特性及其生境特点。在此基础上，查明引起它们濒危的具体原因，制定相应的保护和管理措施。

2、在不同自然地带各生物地理省范围内，根据遗传基因库的要求，建立自然保护区。对一些珍贵稀有植物，可在其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建立相应的保护区。必要时还应采取措施，促进其天然更新，或用人工更新的方法，恢复其自然生长。

3、有关植物园和苗圃引种栽培所在区域内的珍贵稀有植物，开展实验生物生态学、遗传生态学以及引种栽培方法的研究，普及宣传保护珍贵稀有植物的作用和意义。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已灭绝或濒临灭绝的珍贵稀有植物，在原产地重新种植，以恢复其天然分布和自然繁衍。

4、为经济价值高、需用量大的珍贵稀有植物建立栽培基地。

5、拍摄有关珍贵稀有植物的电影，出版珍贵稀有植物的宣传画片和画册，发动广大群众参加保护工作。

(8)植物研究宣传扩展阅读：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来自保山市人民政府新闻办消息，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段，保山首次发现珍稀濒危植物滇桐野生种群，个体数量达31株。

滇桐，椴树科，落叶乔木，系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是国家确定的重点保护和挽救的濒危植物之一。中国仅存10株以下的珍稀植物，为中国西南特有种，现仅存6株。滇桐在区域地理研究和选育珍贵树种应用中均有重要价值。

这次在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保山段腾冲境内，首次发现的滇桐总共有31株，通过走访当地群众，推测树龄最大的200年左右，最小的也有10年左右。其中最大的滇桐近30米高，胸径100多公分，需要4个成年人才围得过来。

I. 科学家植物“意识”实验，为何结果会颠覆人类认知

从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到开始建立太阳系模型、甚至是宇宙模型，总是能看到“神学”的影子，在牛顿之前科学和神学傻傻分不清。

当人们遇见科学无法解决的事情时，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搬出上帝来说事，牛顿大神虽然在17世纪建立起了一套严密而完整的科学体系，推翻了神学千年的根基。

所以并不是意识决定了物质状态，而是测量时发生的电磁相互作用导致了物质粒子确定的状态。

在宇宙面前，科学还有很多的未知无法解释，而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和领域就是神学茁壮成长的地方。

J. 关于植物的法律

法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法》这是人大制定的法律，其他就是一些法律中的条款或行政法规、单行条例的规定，如刑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海关法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第三条 国家对野生植物资源实行加强保护、积极发展、合理利用的方针。

第四条 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和经营管理野生植物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野生植物科学研究、野生植物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培育利用和宣传教育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