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宣传

① 47岁苏州大师用玉雕还原古代青铜器走红网络，风光的背后付出了哪些努力

47岁苏州大师，因为精致的青铜化玉而走红网络，不得不说，刚开始听说时，不以为然，带着好奇心，我仔细看了马师傅的抖音账号，不得不惊叹于这些作品的精致，它虽是玉器，确是文化的传承。马洪伟（玉韵春秋）就是这位苏州大师的名字。他的作品区别于一般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雕仿制了古代的青铜器雕塑，做出了一件又一件的青铜化玉，其作品纹理细腻，又充满了古代气息，所以受到很多网友的青睐

② 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司母戊鼎和后母戊鼎是同义词，已合并。

后母戊鼎
网络名片
后母戊鼎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原称“司母戊鼎”或“司母戊大方鼎”。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目录

简介
文物出土
命名过程
相关说法
学术研究
国博回应
专家看法
教委态度
“后母戊鼎”首“裸展”
藏品信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简介
藏品信息
简介
文物出土
命名过程
相关说法
学术研究
国博回应
专家看法
教委态度
“后母戊鼎”首“裸展”藏品信息（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品简介 藏品信息展开编辑本段简介

后母戊鼎(7张)后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32.84千克，四足中空。用陶范铸造，鼎体（包括空心鼎足）浑铸，其合金成分为：铜84.77%，锡11.44%，铅2.76%，其他0.9%。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后母戊鼎用陶范铸造，铸型由腹范、顶范、芯和底座以及浇口范组成。鼎腹的纹饰有可能使用了分范。鼎耳后铸，附于鼎的口沿之上。耳的内侧孔洞是固定鼎耳泥芯的部位。也有人认为鼎耳先于鼎体铸造，然后嵌入铸型内和鼎体铸接。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后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后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后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现在却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后母戊鼎形腹部铸有“后母戊”3字，亦有人释作“司母戊”，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后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 后母戊鼎是现存的先秦时期最重的青铜铸件，铸造年代约在商代晚期，反映了殷商青铜冶铸业的技术水平，是商周青铜器的代表作。
编辑本段文物出土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后母戊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二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编辑本段命名过程
此鼎初始被定名时，专家释读其上铭文为‘司母戊’，然而随着更多同时期青铜器被发现，目前专家多认为应当释读为‘后母戊’。但由于中小学历史课本的广泛宣传（目前人教版教科书仍是称之为“司母戊鼎”），目前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等名称更为有名。 鼎内铭文

编辑本段相关说法
针对后母戊鼎前后有两种说法。一说为，“司”读“祀”，“母戊”是商王文丁之母的庙号，鼎是文丁为祭祀母亲所铸；另一说为“司”意为“后”，后就是王的意思，后母就是王的母亲。先秦王同后，注意这里后不是说是母后，太后。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后母辛鼎，对比发现后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后母戊鼎一致，而历史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一个王后，专家由此断定出土后母戊鼎的墓的主人也是武丁之妻。[1]
编辑本段学术研究
“司母戊鼎”原是“后母戊鼎” 2011年3月6日，央视《新闻30分》主持人在播报新闻时，将“司母戊鼎”读成“后母戊鼎”，引发众多网友质疑。 在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这座鼎的说法一直是“司母戊鼎”。那么，是播音员口误，还是教科书出了错？安阳殷墟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仍按习惯称为“司母戊鼎”。对此，有专家称，学术界认为应改名为“后母戊鼎”。 司母戊鼎播成后母戊鼎 3月6日下午1时左右，网友“锻钢”在新浪微博发帖称，在收听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有关国博布展青铜器大展的报道时，现场记者播报新闻两次提到“后母戊鼎”。 “我以为又发现了新的青铜器。”网友“锻钢”称，可是画面给出的赫然是“司母戊鼎”。 昨天下午，河南商报记者在中国网络电视台上找到了这段新闻：为给3月下旬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和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展作准备，3月6日上午，从国家博物馆两个文物科技保护中心起运了第一批184件文物运往国家博物馆，其中包括国宝级文物——商代的后母戊大方鼎。 网帖发出后，众多网友前来围观。网友“我是中国吕洞宾”认为央视失误，“新闻做得太糙，人员素质有待加强”。 也有网友指出，应该没有读错，因为对这个鼎的命名，是根据出土时鼎腹中三个青铜铭文辨识为“司母戊”，也有人认为是“后母戊”。
编辑本段国博回应
国家博物馆网称之“后母戊鼎” 当天下午，“央视新闻30分”新浪官方微博回应网友质疑称，主持人和记者都没有读错，“节目刚播完贺红梅和崔志刚（主持这期节目的两位新闻主播）就找我讨论这个问题了！播前也核实了，其实考古界早已经更正为‘后母戊鼎’了。” 假若如此，那是教科书出了错？网友“公冶老狼”称，这个消息颠覆了他的认知，“我被教科书误导了10多年”。 对此，“国家博物馆网站”去年12月18日曾回应：“此鼎初始被定名时，专家释读其上铭文为‘司母戊’，随着更多同时期青铜器被发现，目前专家多认为应释读为‘后母戊’。但由于中小学历史课本的广泛宣传，目前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等名称更为有名。” 河南商报记者查询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官方测试版），在藏品介绍中，名为“后母戊鼎”的青铜大方鼎确为教科书上的“司母戊鼎”。简介中说，此鼎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其腹部铸有“后母戊”三字，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殷墟目前仍采用“司母戊鼎”叫法 “后母戊鼎”是在安阳的一片农田中发现的，安阳殷墟博物馆工作人员杨女士说，她从未听说有“后母戊鼎”说法，为便于相互交流与宣传，目前有关这座鼎的资料介绍、宣传手册上采用的都是“司母戊鼎”这个称呼。 “现在安阳殷墟博物馆里放置的仿制品标注的也是这个称呼。”杨女士称，殷墟申遗成功时，这座鼎在殷墟博物馆展览两年。 [2]
编辑本段专家看法
学术界认为应改名“后母戊鼎” 昨天下午，杨女士就此咨询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的岳洪斌。杨女士说专家认为，商代的字体较自由，可以正写也可反写。所以“司”和“后”字形一样，而意思上此处更接近“商王之后”。 因司母戊鼎就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学术界更多人赞同“后”。“目前学术界没有定论，所以两种叫法都可以。”杨女士表示。 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田凯介绍说，一直以来，人们都称之为“司母戊鼎”，随着一些考古学家对商代文明研究的深入，认为应改名为“后母戊鼎”。如果多数专家认为名字应该改，博物院会适应大众的需要。 [3]
编辑本段教委态度
教育部正在修订教材 记者致电负责北京版中小学教材编写和出版的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编室人员表示，他们已经知道此事，在教材修订的时候会考虑。教材的修改需要市教委等多部门协商。 市教委基础教育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修订都是由教育部相关部门来负责，目前教育部正在修订，如果涉及教材内容修改，教育部相关部门会考虑。[2]
编辑本段“后母戊鼎”首“裸展”
2011年3月26日，《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品“后母戊鼎”。继基本陈列《复兴之路》对公众开放后，完成改扩建的新国博今天将对公众开放6项免费展览。其中包括最近引起关注和争议的“后母戊鼎”。在这次展览中，该国宝首次以新名字“后母戊鼎”展出，并且是没有玻璃展柜隔开的“裸展”。[4]
编辑本段藏品信息（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品简介
中国国家博物馆后母戊鼎藏品图片
高：133厘米 口长：112厘米 口宽：79.2厘米 用途：炊食器 所处时期：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出土时间：1939年 出土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藏品信息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因器腹部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后母戊”是某位商王母亲的庙号。此器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此器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所知中国先秦时期最重的青铜器。 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该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亦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 后母戊鼎于1939年3月18日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此后，历经磨难，躲过了日本侵略者的抢夺，新中国建立后，入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5]。

谢谢，满意请采纳

③ 赞美青铜器的词

《戏郑曾二老》 宋 王洋

两编千片白雪茧，六百二斗青铜钱。
不辞破费十日产，要向几上追前贤。
前贤已死不可慕，世上流传只佳句。
不寻断简赏心符，定自前贤无觅处。
郑翁知我用意诚，云有甲乙分馀明。
卢仝书到孟郊富，李老被酒张翁醒。
当时储馆典雠校，今日取送传芳馨。
分多析少每如此，翁甑百金杯千羹。
北邻老子苦好客，悬箪过午须宾食。
昨朝唤客啖鹅炙，十字浮光汤饼滑。
须臾碾畔百尘飞，语是奴音破珪璧。
此翁香串数百枚，一一啖客当千回。
啜香饱炙勘诗谱，但度流年无所苦。

《秋怀二首寄圣俞》 宋 欧阳修

孤管叫秋月，清砧韵霜风。
天涯远梦归，惊断山千重。
群物动已息，百忧感从中。
日月矢双流，四时环无穷。
降阴夷老物，摧折壮士胸。
壮士亦何为，素丝悲青铜。

《白发吟》 宋 五迈

明发览青铜，寸白坠华簪。
悬知不能免，岂意遽见侵。
忆昔随群儿，总角混青衿。
纵弱不好弄，既冠知惜阴。
时开磊块胸，浇之以古今。
二十偕计书，进士路欹嵌。
迟迟十四年，一第酬苦心。
今年已六六，暮景来侵侵。
一发照我眸，众发立森森。
忽然一失笑，政要渠相寻。
有田愿种玉，有腰愿重金。
富贵岂不好，劳鹿那能禁。
何如一床书，侑之绿绮琴。
远参兰茝香，清玩山水音。
高歌月满架，醉卧斗横参。
待教头半白，挂冠老山林。
饮犊青草浦，盟鸥白沙浔。
凭虚唤张陆，听我白发吟。

《与蒋秘别二十六年田棐二十年罗拯十年始见之》 宋 梅尧臣

我今五十二，常苦离别煎。
屈指数离别，正去一半年。
三君异出处，相见有後先。
蒋最会遇早，罗倍晚於田。
仕宦比我迟，官资居我前。
此亦漫轻量，无限归荒埏。
所喜笑语同，各惊颜貌迁。
发有霜华侵，目有蜘蛛悬。
有酒易以醉，有奚徒用妍。
醒来念功名，病螾希蜿蜒。
安得有园庐，宽闲近林泉。
养鱼数千头，种薤三四廛。
余蔬皆称此，嘉果植亦然。
既无俗造请，穷冬事高眠。
囷贮白粳稻，酒沽青铜钱。
饭过引数杯，令儿诵嘉篇。
仰首看赤日，区区随天旋。
朝见出沧海，暮见入虞渊。
毕竟将何穷，磨灭愚与贤。
亿亿万万载，筋骨非玉坚。
桐棺三寸厚，在昔谁免焉。
去去欲及时，嗟嗟无由缘。

④ 青铜器与礼乐制度的关系

二者没有关系，青铜器在夏商周时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它与礼乐制度都是统治阶级控制国家的工具，而礼乐制度是国家制度，他告诉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青铜器则是权力的象征，古人说的：“一言九鼎”、“定鼎中原”都说明其作用。

相传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周公制定的。周公制礼作乐，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五六百年以后，孔子提到周公制礼作乐的事，还赞赏不绝！

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祭礼)、凶礼(丧礼)、军礼(行军，出征)、宾礼(朝觐，互聘)、嘉礼(婚宴，加冠)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4)青铜器宣传扩展阅读：

礼作为阶级分化的象征，自部落时期的贫富差距就已有所形成，这里按下不表。单谈一下乐。早在部落时期，中国的古代人民就发明了诸如骨笛等乐器，还创造了音律，为音乐的出现作出了巨大贡献。山海经中就有夏后启得天乐改九招的神话记载。

到了商朝，乐作为祭祀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贵族之间也开始盛行音乐。到了周王朝，周公为了巩固统治，集前朝之大成。从礼巩固阶级分化，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舆论，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的阶级区分。

乐则被升华成了一种待遇，对于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待遇，也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和巩固阶级统治。礼乐制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正式定型。

关于礼：

礼法早在夏王朝就已有端倪，到了商王朝的神权时代，礼法得到了信仰上的巩固，周公不过是总结前人经验，完善了礼法的体系，使其适用于宗法制。

⑤ 赞美“青铜器”的句子有哪些

1、青铜器，跨越千年，厚重如缠绵的思绪，曾填满陈年的爱情，握住命运的风骨，辗转了千年，痴心了旷世之恋，缱绻于多情的诗行间，铭记一段青铜的历史

2、时间在一天天里折了又折，迭了又迭。化成青铜器的锈痕，化为字画上的印章，化为立在苍茫天地数之不尽的孤坟。

3、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代表着中国5000多年青铜发展的高超技术与文化。

4、投以凝视，这栩栩如生的鸟形青铜器，将带我们重回殷商时代，面见那位了不起的女战神，领略殷商先民充满神性的宗教情感和祭祀活动。

5、光谱色带，是眩目的一块魔方，石头书写的文字，敲开远古洪荒的门扉，目极云汉古风，犹存的青铜人头像，那是青铜，散发的声音和气质藏在岁月背后，蓦然呈现的一个古老部落，留在历史册页的痕迹，擦不掉抹不去。

6、废墟的角落，袅袅升腾的光和热，那是青铜，散发的声音和气质古蜀族人每年一回，祭祀天神土地祖先的仪式，弯腰耕种的先民，荷锄转身惶然一瞥，风尘中守候。

7、一抹天然古意的青铜面具，那是青铜，散发的声音和气质大盆地里古树浓荫下，若隐若现的农耕场面，在瓦檐上在枝头上，引颈啁啾的燕子，堆起的钙质激荡

8、青铜礼器是商代神权和王权的象征，造型和装饰必须要体现稳固庄严与神秘的威慑气氛，所以大型的青铜礼器一般都造型端庄浑雄，装饰纹样采用细密的云雷纹衬底，以点缀衬托出浅浮雕对称兽面纹主题的华美狞厉。

⑥ 中国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馆是在陕西宝鸡吗

宝鸡，古称陈仓、雍城，为陕西省地级市，其历史非常悠久，为华夏九州之一，至今已有2700多年的建城史，境内文物古迹遍布，尤其是这里的青铜器最为出名，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同时它也是一座优秀旅游城市，如果到宝鸡旅游，“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那是一定要去的。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坐落在宝鸡市渭滨区石鼓山中，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从一旁流经，博物院占地面积约80亩，其建造造型非常别致，为风格独特的“平台五鼎”式造型，站在石鼓阁上可一览整个博物院的全貌，气势磅礴雄伟，其造型也与西周时期西周列鼎制度的内涵不谋而合。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或听说过陕西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对这里的青铜器及景色有什么印象？

⑦ 古代的青铜器背后反映了当时时代的哪些事情

青铜器何尊底部的铭文：宅兹中国

青铜器中的铭文可谓一字千金。往往我们在青铜器上发现铭文会使它身价倍增，因为先秦时期留下来的文字资料非常有限，又常有后人篡改的成分，难以辨别真伪。而青铜器是铁证，若有伪造的痕迹很容易辨别。通过对铭文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商周时期的历法、家族、制度、风俗、文化等，从而更好的还原上古中华民族的生活场景。

⑧ 青铜器有时期发展到力气是什么的象征

是财富的象征。

青铜器首先是礼器，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制度。最早。青铜是财富的象征，谁拥有青铜，谁就拥有了财富。青铜属于天子的，国王及贵族的青铜来源只能是天子赐予。然后是兵器，然后才有了青铜镜等实用器。当时的冶炼技术。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层次。

相关起源：

讲到青铜器的起源，早在商代以前便有了青铜器的足迹。青铜器的出现是随着陶器制造和发展而来，人们在烧造陶器时，发现在高温的条件下低溶解的金属也会产生变化，因此他们便把铜、锡、铅等金属和陶器一起溶烧，便制成了青铜器。

统治阶级为了完善自己的统治地位，总是要宣传自己阶级的幻想，并用图像表现在青铜器上。

原始社会晚期以来，经常有大规模的氏族部落相互合并战争，炫耀武力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青铜器作为祭祀的器物，很多是把凶狠的兽面形象作为自己统治神权的象征，它对不同氏族、部落是威吓的化身，另一方面对自己氏族又是神灵保护的作用。

⑨ 青铜器背后的故事

在国家博物馆“珍藏特展”的楼梯转口处，巨大的宣传背板上，喷印着一件精美异常的青铜器，它就是闻名遐迩的“四羊方尊”，也是每一位参观者看到的第一件历史文物。

“尊”是一种盛酒器，一般为圆形、鼓腹、侈口，也有少数方尊。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方口，长颈，高圈足。颈部饰三角夔纹和兽面纹，肩部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从方尊四边蜿蜒于前，龙头居中，探出器体外。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羊头再与器身合范铸成。如果没有高超的合范技术，很难达到整器浑然一体的效果。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高圈足上。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整体饰有细雷纹。器体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

羊，通祥，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显示了青铜礼器的至尊。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物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以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真是匠心独运，鬼斧神工。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四羊方尊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

说起四羊方尊的由来，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938年4月，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龙泉村村民姜景舒兄弟在村边的山腰上挖土种红薯时，锄头碰到一块硬物，他们想清除这块硬物，猛一锄头下去，“哐铛”的一声，从土里溅出一块锈铜片，四羊方尊就此出世，因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也注定了四羊方尊开始了它曲折不凡，历经磨难的坎坷经历。

姜景舒看着黑漆般的四羊方尊，里面还装满了黑色的泥土，他不知道方尊的真正价值，但知道一定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宝贝。

很快，村里人知道姜景舒挖到了宝贝，源源不断的有人来参观、抚摸，为了避免四羊方尊被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损坏，姜景舒不得不请当地乡绅出面维持秩序，但还是防不胜防，四羊方尊的一个羊头的角尖还是碰掉了，再也没能找回来。

1938年5月，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店主张万利以400大洋购得四羊方尊。但这400块大洋实际上到了姜景舒手里的只有248块——中间经过了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当年，姜景舒还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生活艰难，这248块大洋让他们家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当时，姜景舒买了9担稻谷、两块地、一处山丘，使原来贫穷的生活一下殷实了许多。不过他也许无法意识到，四羊方尊带给他的，远不止是这些。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四羊方尊代表了商晚期青铜器最高工艺的成就，姜景舒的名字还被写进了初中历史课本和各种文物书籍中。

随后，长沙市西牌楼怡丰祥牛皮商号的老板赵佑湘，不动声色地以1万元大洋将四羊方尊轻易购得，并盘算着以更高的价格转卖。但没过多久，当时的长沙县国民政府侦查到四羊方尊的消息后，立刻派员将赵佑湘拘获，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缴省政府，保存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地库中。

本来找到一个安稳妥善的归宿是很幸运的，但是国运多舛，侵华日军开始轰炸长沙，使四羊方尊遭遇了更大的劫难。

1938年下半年，湖南分行的工作人员为了躲避轰炸和战乱，携带四羊方尊转移到湖南西部的沅陵县，但非常不幸的是，在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在四羊方尊的不远处爆炸，把它炸碎成20多块……

抗战胜利了，而破碎的四羊方尊还静静地躺在湖南分行的地库中。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颁布了保护国家文物的指示，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地库中，找到了四羊方尊的碎片。

1954年5月，修复这件国宝的重任，落在了古玩修复专家张欣如身上。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四羊方尊终于恢复了它瑰丽庄严的身形。四羊方尊修复后，一直没有展出，到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成立，四羊方尊调到北京，从此落户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7年3月30日到7月1日，包括四羊方尊在内的55件（套）国家博物馆珍宝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出，这也是四羊方尊自1959年离别故土的第一次回归，新闻的热点再一次引起了对四羊方尊的探究
由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陆续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其典型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之一。
为什么湖南宁乡会出土这些如此精美的青铜器，四羊方尊的主人又是谁呢？史料中记载，长沙首次建立城邑是在战国中期。
在经过了考古发掘后，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宁乡黄材镇发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炭河里”古城。依据古城的规模以及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考古工作者推测，这里曾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宁乡地区也曾存在过一个独立于西周的地方方国。
按推测，方国的最高统治者应该就是四羊方尊的主人，那么，这个方国的最高统治者究竟是谁呢？
春秋末期，楚国的势力进入长沙后，对南部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湖南全境随后纳入楚国版图，使得长沙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而在此之前，我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生活着一个古老、庞大的民族——越人，那么“炭河里”古城是否可能是越人建造的呢？
可这一推测却与当地的青铜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青铜文化是商周文化的典型代表，仅仅在长江以北地区流传。而宁乡本地所出土的青铜器花纹精巧，显示了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这一技术，越人并没有掌握。同时，由于出土青铜器具有典型的中原文化传统，通过史料，专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据史料记载，江汉平原东部地区，以其高超的文化发展水平和青铜冶铸技术，成为湖南、湖北一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当地居民为古代“三苗”的后裔。受到强大的周王朝势力压迫，他们南逃进入湘江流域，与本地土著民族结合。不过对此，依然有专家提出质疑。
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究竟“炭河里”古城是宁乡当地人所建立，还是商代南逃奴隶主所建立，现在考古学界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论。而宁乡出土的这些青铜器究竟是产自哪里，也成为了湖南考古学界的一个千古之谜。
四羊方尊究竟产自哪里？他的主人是谁？这一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观点一：中原迁移商人之物
宁乡附近没有铜矿，也没有冶炼遗址。加之四羊方尊具有典型的中原传统风格。有专家推测，四羊方尊应当是产自中原。在南逃时被带往宁乡。
观点二：土著人当地冶炼
出土于宁乡黄材的“人面纹方鼎”内壁铭文“大禾”二字，此前出土的器物铭文中也出现过“大禾”二字，有人据此推测，商周时期这里应有一个名为“大禾”的方国。依据这批青铜器的精美程度，有人推测，“大禾”国已具备高超的青铜器制作艺术。
观点三：文明融合的产物
即在商人在本地铸造或是本地民族在中原工匠指导下铸造。“三苗”部落受到周王朝势力压迫，进入湘江流域。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入乡随俗，改变原来的生活习俗，与本地土著民族密切结合，在这里修造城池、建筑宫殿，也铸造青铜器，从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炭河里文化”。
四羊方尊的主人是谁，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而“炭河里”古城究竟是谁建造，目前也存在很多不同的说法。三千年前，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由四羊方尊引发的种种谜团，也让四羊方尊更具传奇色彩。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实在有太多的未解之谜。

⑩ 中国青铜器起源

青铜器起源

殷墟时期后段

这一时期由于青铜器铭文有所发展，根据内容记载可确定一批标准器或非标准器。

体似觚形的无肩尊和椭扁体卣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典型器物。安阳大司空村5l号墓的尊和卣成组合出土，殷末铸铭同组的青铜器，也有觚形尊和卣组合的现象，殷墟西区43号墓属第四期，时代最晚，亦出有两觚形尊，小屯圆葬坑中,也有卣随葬，而殷墟五号墓出土青铜礼器二百余件，没有觚形尊和卣发现。前段的宽肩大口尊和后段的觚形尊，前段的宽口椭扁壶和后段的提梁卣似乎表现为两者兴衰的交替。

双耳簋在此时急邃流行，但容器部份乃与以前相似，形体基本上敛口翻唇形和敞口似碗形的两种，双耳在

口沿以下，有垂珥。有一种簋双耳发达近口部或高于口部粗大而又有长垂珥的，则更为晚出。无耳敞口簋仍继续使用。这一时簋的圈足有增高的趋势，有的圈足下缘做出一道宽阔的边条以增加高度。圈足上开孔的现象基本上消失。

沿用的酒器中爵觚大致相似，只有小的变化，例如平底爵巳不再出现，爵柱的位置后移等，继续行用袋足斝，但体形都较为低而宽，柱饰粗壮。盉的式样较前减少，此时行用的多为袋足盉，开始有形体亦较低的式样出现，前段的无鋬盉则没有发现。

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之中期内容和种类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同样呈现出高峰。这一情形不仅和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是一致的，而且和其它玉雕、牙雕和漆器等广泛发展也是一致的，呈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灿烂光辉。

青铜纹饰种类繁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兽面纹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而所表现的物象却很多。这时装饰特点是集群式的，以多种物象或作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之器物的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上有十几种动物纹。

以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形体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除了纹饰炯炯有神的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

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地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地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地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且纹饰主体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浮雕有圆浑和竣锐的两类，浑圆的如妇好鼎和同墓出土的兽面纹鼎；峻锐的如妇好长方彝和司粤母方壶，有的浮雕表现为几个层次，有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市肆称之为“三层花”。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分割为两部份。

铭文在商晚期后段有所发展，前段青铜器铸铬的一、二字较多，这些铭文大多是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徽记，以后加上甲乙等日干的被祭人称，直至帝乙帝辛时代，才有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出现。所谓长铭文，也不过二、三十字。从整体看，商代铸铭的青铜器还不是多数，二、三十字的只有十余件。

西周早期 武王至昭王

周初的青铜器，以器形和纹饰而言，因袭商人遗风，非常明显，而在青铜器铸铭方面，周人形成了自己的习尚，与商人全然不同。周初铭文，有丰富的政治内容。这固然体现了朝代更换的背景，同时也说明了周初文化的着眼点。

但是，传世和出土的周初青铜器，情形比较复杂，这中间混杂有相当一部分商器，有的甚至是商中期的青铜器。周克商后，把商奴隶主及其所占有的奴隶分赐给周人自己的大贵族，商人的许多宝器亦被分赐给周奴隶主贵族，而通过征服战争，还可以有种种掠夺。因而有大量商人青铜器，落到周人手中。至今周初墓中仍可发现一部分商器，其原因即在此。例如传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柉禁上的—组礼器，其铭文非只一个族氏，而至少有三个族氏之多，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商末之器。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出土青铜礼器二十三件，所铸族氏之名有九种之多，如果不是掠夺品，不可能以九族之器来凑全一套礼器。陕西关中周原等地周人旧居的墓葬中，出土的商器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在克商之前周人没有大规模的青铜工业，至今还未发现可以构成时间发展程序的先周青铜器体系。在克商之后，周人接收了青铜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这些转而为周人服务的手工业产品，至少在一个时期内还是原来的模式，因此出现了一批商制周铭的青铜器。如果不铸铭文，就难以区别是商或周，因而讨论周初的青铜器特征，必需与铸有周初铭文的器物结合起来。对于时代界限模糊的器物，有些著作称之

为“殷周式”，或定为商末周初。

可以确定为西周早期的重要青铜器很多，如武王时代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代的小臣单觯、何尊、保卣、保尊、盥方鼎、德方鼎、献侯鼎、康侯鼎。康王时代的有盂鼎、小盂鼎、宜侯矢簋、旅鼎。昭王时代的有旅尊、旅觥、旅方彝、令簋、令方彝、召尊、召卣、小臣宅簋等。

西周早期墓葬重要的发掘，有陕西宝鸡竹园沟和纸坊、澧西马王村、泾阳尚家堡、河南睿县辛村、洛阳砖瓦厂、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燕国墓地、河北昌平白浮、元氏西张村、湖北江陵万城、山东滕县滕侯墓地等等

。西周早期几乎没有新出的器形，但在沿用的器物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

在鼎类器中，流行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口圈呈圆角三角形，腹部庞大而下垂的兽蹄足鼎，如德鼎、大盂鼎、外叔鼎等都是这种式样，中、小型鼎中也很普遍，它的流行直至西周中期。另一种是鬲鼎，即所谓“分裆鼎”，比商晚期更为流行，但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分裆愈来愈浅，鼎做成袋足原是为的扩大受火面积，鬲鼎到了西周早期，以其特点来说多是徒存形式，袋足几乎成了残痕，如成王时的献侯鼎是其退化的典型式样。方鼎仍然是长方槽式，多数形体无大变化，有少数敛口垂腹四角圆浑的有盖方鼎开始出现，较早的为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圉方鼎。西周早期鼎足的做法，也有某些变化，在商代晚期，除小鼎而外，多是短粗的柱足，西周早期鼎的柱足，趋向于长而较细。

鬲类器中深袋足的束颈鬲逐渐减少，分化出形体较低而阔的几种式样。

甗类器多为甑鬲连铸式，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主要是甑的高低阔狭有些不同的做法，下部的鬲足也有作兽蹄形的。 但西周早期的数量比商代晚期多。

簋类器的变化比较显著。方座簋的出现最为突出。簋这种器形周初完全是因袭商末的式样，但是有些簋的

圈足下连铸一方座。周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成玉时的叔德簋、伯矩簋、德簋，昭王时的令簋和过伯簋，以及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几具方座簋等等，都表明方座簋是始于周初的特有形式，在殷墟或相当于殷墟时代的墓中或传世器物中，从未有方座簋出现。

西周簋的设计趋向于加高圈足，方座簋的出现必定包含了提高器体成分，其它圈足簋的设计，也有类似的情形。有的双耳下有长珥，为了解决支撑的问题，在相应的两侧又接上垂长珥的两耳，成为四耳簋，用四根柱状的珥把鼎体悬托起来，也有四耳做成兽腿的形状。小臣速簋在圈足下另加三柱足，有的簋在圈足上做成四条

很长的兽腿。乙公簋双耳垂珥做成象的长鼻以为支柱，另在圈足的相应位置又置有两象耳。攸簋圈足下有三个立虎悬托簋体。也有的加高圈足，在圈足下缘再加一圈宽阔的边条。凡此种种做法，都在于升高簋体，用意是和方座簋的设计相同，是西周早期簋形制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卣类器在西周早期一度相当流行，现存的青铜卣中，属于这一时期的不在少数，卣和尊是周初两类最主要的酒器。形体大别为两类，一是各种椭扁体卣，一是直筒形卣。据现有的发掘资料，这两类卣存在着同样的组合关系，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地中出土的这两类卣都为—大一小的两器组合，这两器的容量比值约为3：2。甘肃灵台西周早期墓的漯伯筒形卣，也为大小两器组合，两卣大小组合的情形，最早的见于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柉禁”上的鼎卣，此卣大者一器、小的另有一方座，其容量亦约为3：2。这一情况也许在商晚期后段

出土的卣已有成对的资料，但大小相配成组合的资料甚少。在周初两卣大小相配成组是固定的现象。

椭扁体卣这种器物的流行，本来是在帝乙帝辛时代，邲其卣就是帝辛时的产物。但是筒状形自传世的商器并不多，先是在灵台西周早期墓，后是在宝鸡竹园沟成组的发现了多起。

西周早期椭扁体卣比较普遍的是器腹下垂的很多，在铸有周人铭文的卣中，没有发现如商代晚期器腹最宽处在器体中线的较早形式的卣。垂腹形卣分为较高的和稍低的两类，但西周卣的发展趋向是器体偏低。

大约在成、康之际，有一种截面为椭方形的卣出现，即把扁体垂腹作成椭方体垂腹，如士上卣、庚赢卣等少量的截面为圆形垂腹卣，也出现于此时，如宗宝彝卣。

壶类器中主要是截面为椭圆形或椭方形的阔颈提梁壶，它是远承商代晚期前段同类扁壶而经过变化的式样。它的形体小于前者，颈阔也不如前者，但都有盖和提梁，前者提梁和盖或有或无。这种壶整个的数量甚少，

它大约是卣的补充，有的著录中统称为卣，但以形体而言，实属于壶类而不是属于卣类。

尊类器中，盛行无肩觚形尊。成、康时期有一类器体比例较高，圈足下常有宽阔的边圈用以增高气势，例如成王五年的何尊。也有不加边圈作寻常高度的，是商晚期形式所沿用。以上两种器腹都不显著臌出。另一种觚形尊腹部呈圆弧状臌出，是为新的变化。昭王时期的几件标准器如瞏尊、召尊等形体较低而宽，是这类尊的较晚式样。

西周早期爵也有某些特点，形体高低各有不同，但流部两侧前端高于后端，是多数器的共同特点。具有刀

形足的爵，也是此时的特点之一。觚因袭商晚期，可以确知为周人所得的臣辰觚，与商觚在形式上没有区别，但周原扶风家族器群中的青铜觚，中腰极细，不似一般商觚可以看得出器腹，纹饰只施于圈足上，是周初觚发展的唯一新式样。西周觚的数量远比爵的数量少，但爵、觚是成套最基本的酒器，当必有一定数量的漆、木觚相配，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漆觚、漆罍、漆簠，说明西周早期一些酒器和食器，是用漆、木器替代的。 至于觥、罍、觯等酒器，基本上是商代的因袭，但前两种方形器较多，尤其是方觥，为晚商所罕见。

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绝大多数是商晚期的式样。兽面纹没有什么变化，但角型中多内卷角、牛角，其它的角型也有，但很少。有一种长垂角的兽面纹，为晚商所未见，周初具有时代特征性的纹饰是蜗体或卷体有触角的兽纹，武王时代的天亡簋，泾阳高家堡周初墓出土的一组青铜礼器都有这样奇异的纹饰。但是天亡簋上这一纹饰的图形已相当成熟，不能排除先周或商晚期出现这类纹饰的可能。

风鸟纹有所发展，盥方鼎、仲子觥、等等，都有西周早期典型的凤鸟纹饰。商代晚期已有一定数量的大鸷鸟或凤纹为装饰，但西周早期的风纹显得更为华丽，数量更多些。其它鸟纹的种类，也比商代的鸟纹多。

西周早期青铜器最有特色的发展，是大量的长篇青铜器铭文的出现。天亡簋、何尊、盂鼎、小盂鼎、宜侯矢簋、麦尊、令尊等等都是铸有长篇铭文的重器。一般铸有数十字铭文的青铜器则属于常见，远远超过了商代晚期，从而体现了商周两代文化差别和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商人宗教意识很浓，把青铜器作为单纯的祭器或礼器，只是到了商末，才出现了几篇载有锡命或记事体裁的铭释。周人则不同，他们也以青铜器作为庙堂的宝器，但是很突出的是他们凭借青铜器铭文来宣传作器者个人或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而这种荣誉和地位常常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西用早期许多青铜器铭文内容多以克商建邦，平乱，分封、方国征伐，巩固统治种种政治事件或政务活动为背景。这一类内容在西周早期的铭文中最为突出，铭文的格式也比较活泼。西周早期一般地记载作器祭祀祖考的铭文也不少，这是商代习俗的遗留。周初青铜器中非周族所铸的器也不少，非周同姓的诸侯国所保存的还是原来的文化和礼俗。

西周中期 穆王至夷王

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纹饰和形制基本上是晚商的体制，除了铭文以外，整体面貌改变不多。到了穆王时代，

青铜器各个方面出现了急速的变化，和西周早期形成了明显的分界。有的著作中将穆王时期的青铜器划入西周前期，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时期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出现了许多新的式样，而原有的传统式样也顽强地保留着。这一时期产生了形制很新颖的青铜器，也出现了传统的老样子或其残留。在穆王、恭王二世，这个过渡的特点，尤其明显。懿王、孝王以后青铜器的传统式样虽然渐渐地淡化了，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一些旧时的痕迹。

可以确定为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很多。但各家对于王世的推断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件器，有的置于恭王，有

的置于懿王。而许多器的铭文中有关的人名都是彼此有联系的，虽然部分青铜器推定的世次不同，但主要是在中期的范围之内，作为这—时期的一般特征，是很明确的。穆王时的重要青铜器有：长由盉、刺鼎、斑簋、静簋、丰尊、丰卣等等。恭王、懿王时的重要青铜器有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墙盘、九年乖伯簋、十二年永盂、廿年休盘、效卣、元年师虎簋、二年王臣簋、二祀吴方彝、望簋、史免器群等等。孝王、夷王时有：师晨簋、师兑簋、师俞簋、五年刺簋、大克鼎、小克鼎、克盨等等。

墓葬的发掘资料，扶风庄白出有伯冬戈诸器的墓、长安普渡村出有长由盉的墓，是穆王时期或穆王之后的墓。宝鸡茹家庄弓鱼伯墓，也属于这一时期，青铜器具有一定的地方特征。然西周中期的墓葬发掘有一定数量，但是陪葬青铜器中型以上的墓则很少发现。西周中期青铜器的大量发现主要来自当时的窖藏，所埋藏的青铜器群有时是同一世家祖孙几代人的器物，因而对于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断代和分期研究很有价值。重要的有扶风强家出土的即簋、师臾钟等器的窑藏，歧山董家出土有裘卫器群的窖藏，扶风庄白出土有微氏世家103件青铜器群的大窖藏。这些窖藏青铜器的时代经过分析，绝大部分是西周中期器，少数的也可能略晚。规模较小的窖藏

时有发现，其时代也不一定相同。如齐家村东发现出有日已方彝和日己觥的窖藏中，也有几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

鼎类器的器形出较复杂，存在着新旧两种形制。如恭王时代的两具曹鼎，其中铭十五年的是器腹低垂的柱足鼎，这种鼎西周前期常见，昭王时代的师旅鼎，就是这一形式；铭七年的是器体宽大而浅的垂腹附耳鼎，则是新的形式。此时柱足或兽蹄足的垂腹鼎，无论是大器或小器，和西周早期相比，体宽而器腹较浅，这种情形大约是昭穆之际出现的，而以后成为盛行的式样，宝鸡茹家庄2号墓所出的井姬鼎是合口鼓腹，有盖附耳和短柱足，儿鼎是扁圆腹合口立耳短足，都是常见的式样。还有一种鼎腹扁圆臌出，上段收束成一道宽的器壁，有柱足和兽蹄足，也是前所未见的。又如方鼎，穆王时吕方鼎是西周早期方鼎的典型式样，而冬戈鼎两器深垂腹短足圆角，一为立耳有盖，一附耳无盖，是为这时新的形制。至于那种形如锅状大敞口圜底兽蹄足鼎，特称为盂鼎，是这时期较晚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