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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贞元十九年 子厚又例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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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厚，讳宗元［1］。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2］。曾伯祖奭［3］，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4］，死高宗朝。皇考讳镇［5］，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6］。其后以不能媚权贵［7］，失御史。权贵人死［8］，乃复拜侍御史［9］。号为刚直［10］，所与游皆当世名人［11］。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12］，虽少年，已自成人［13］，能取进士第［14］，崭然见头角［15］。众谓柳氏有子矣［16］。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17］。俊杰廉悍［18］，议论证据今古［19］，出入经史百子［20］，踔厉风发［21］，率常屈其座人［22］。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23］，交口荐誉之［24］。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25］。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26］。遇用事者得罪［27］，例出为刺史［28］。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29］。居闲［30］，益自刻苦，务记览［31］，为词章，泛滥停蓄［32］，为深博无涯涘［33］。而自肆于山水间［34］。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35］，而子厚得柳州［36］。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37］？”因其土俗［38］，为设教禁［39］，州人顺赖［40］。其俗以男女质钱［41］，约不时赎［42］，子本相侔［43］，则没为奴婢［44］。子厚与设方计［45］，悉令赎归［46］。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47］，足相当，则使归其质［48］。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49］，比一岁［50］，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51］，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52］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53］，当诣播州［54］。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55］，吾不忍梦得之穷［56］，无辞以白其大人［57］；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58］，愿以柳易播［59］，虽重得罪［60］，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61］，梦得于是改刺连州［62］。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63］，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64］，握手出肺肝相示［65］，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66］，真若不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67］，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68］，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69］。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70］，不自贵重顾籍［71］，谓功业可立就［72］，故坐废退［73］。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74］，故卒死于穷裔［75］，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76］，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77］，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78］，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79］，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280］。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81］，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82］。行立有节概［83］，重然诺［84］，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85］，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86］。遵，涿人［87］，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88］，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89］。铭曰：
是惟子厚之室［90］，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91］。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庆，做过北魏的侍中，被封为济阴公。高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韩瑗一起得罪了武则天皇后，在高宗时被处死。父亲叫柳镇，为了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请求到江南做县令。后来因为他不肯向权贵献媚，丢掉了御史官。直到那位权贵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人们都说他刚毅正直，与他交往的都是当时名人。
子厚少年时就很精明能干，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当他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成才，能够考取进士科第，显露出出众的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个好儿子。后来又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授为集贤殿正字。他才智突出，清廉刚毅，发表议论时能引证今古事例为依据，精通经史典籍和诸子百家，言谈纵横上下，意气风发，常常使满座的人为之叹服。因此名声哄动，一时之间人们都敬慕而希望与他交往。那些公卿贵人争着要收他做自己的门生，众口一辞地推荐称赞他。
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又升为礼部员外郎。逢遇当权人获罪，他也被援例贬出京城当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文，文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炼，象无边的海水那样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则纵情于山水之间。
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分回家的将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备考进士的人，就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他被召回京师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时，中山人刘梦得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况且梦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他没有办法把这事告诉他的老母；况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请求，并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也无憾。正遇上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告知了皇上，梦得因此改任连州刺史。呜呼！士人到了穷境时，才看得出他的节操和义气！现在一些人，平日街坊居处互相仰慕讨好，一些吃喝玩乐来往频繁，夸夸其谈，强作笑脸，互相表示愿居对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状给对方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不论生死谁都不背弃朋友，简直象真的一样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冲突，仅仅象头发丝般细小，便翻脸不认人，朋友落入陷井，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机推挤他，再往下扔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这应该是连那些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他们听到子厚的高尚风节，也应该觉得有点惭愧了！
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自己不看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名事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牵连而被贬斥。贬谪后，又没有熟识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荐与引进，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边远之地，才干不能为世间所用，抱负不能在当时施展。如果子厚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谨慎约束自己，已象在司马时、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穷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久，穷困的处境未达到极点，虽然能够在官场中出人头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这样地下功夫，以致于象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将相，拿那个换这个，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能有辨别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万年县他祖先墓地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安葬，费用都是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为人有气节，重信用，与子厚是朋友，子厚对他也很尽心尽力，最后竟仰赖他的力量办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做学问永不满足；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随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送子厚归葬，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以称得上是有始有终的人了。铭文说：
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适，对子厚的子孙会有好处。
（盖国梁）
【注释】
［1］子厚：柳宗元的字。作墓志铭例当称死者官衔，因韩愈和柳宗元是笃交，故称字。讳：名。生者称名，死者称讳。［2］七世：史书记宗元七世祖柳庆在北魏时任侍中，入北周封为平齐公。子柳旦，任北周中书侍郎，封济阴公。韩愈所记有误。侍中：门下省的长官，掌管传达皇帝的命令。北魏时侍中位同宰相。拓跋魏：北魏国君姓拓跋（后改姓元），故称。［3］曾伯祖奭（shì士：）柳奭，字子燕，柳旦之孙，柳宗元高祖子夏之兄。当为高伯祖，此作曾伯祖误。柳奭贞观时为中书舍人，因外甥女王氏为皇太子（唐高宗）妃，擢升为兵部侍郎。王氏当了皇后后，又升为中书侍郎。永徽三年（652）代褚遂良为中书令，位相当于宰相。后来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韩瑗和褚遂良力争，武则天一党人诬说柳奭要和韩、褚等谋反，被杀。［4］褚（chǔ楚）遂良：字登善，曾做过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尚书右仆射等官。唐太宗临终时命他与长孙无忌一同辅助高宗。后因劝阻高宗改立武后，遭贬忧病而死。韩瑗（yuàn院）：字伯玉，官至侍中，为救褚遂良，也被贬黜。［5］皇考：对亡父的尊称。［6］太常博士：太常寺掌宗庙礼仪的属官。柳镇于肃宗朝授左卫率府兵曹参军，佐郭子仪守朔方。后调长安主薄，居母丧，服除，命为太常博士。镇以有尊老孤弱在吴，再三辞谢，愿为宣称（今属安徽）令。此云“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恐误。［7］权贵，此指窦参。柳镇曾迁殿中侍御史，因不肯与御史中丞卢佋，宰相窦参一同诬陷侍御史穆赞，后又为穆赞平反冤狱，得罪窦参，被窦参以他事陷害贬官。［8］权贵人死：其后窦参因罪被贬，第二年被德宗赐死。［9］侍御史：御史台的属官，职掌纠察百僚，审讯案件。［10］号为刚直：郭子仪曾表柳镇为晋州录事参军，晋州太守骄悍好杀戮，吏莫敢与争，而柳镇独能抗之以理，故云。［11］所与游皆当世名人：柳宗元有《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记载他父亲相与交游者计六十七人，书于墓碑之阴。并曰：“先君之所与友，凡天下善士举集焉。”［12］逮（dài代）其父时：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宗元童年时代，其父柳镇去江南，他和母亲留在长安。至十二、三岁时，柳镇在湖北、江西等地做官，他随父同去。柳镇卒于贞元九年（793），子厚年二十一岁。逮，及，到。［13］已自成人：宗元十三岁即作《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刘禹锡作集序云：“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14］取进士第：贞元九年宗元进士及第，年二十一。［15］崭然：高峻突出貌。见（xiàn现）：同“现”。［16］有子：意谓有光耀楣门之子。［17］博学宏词：柳宗元贞元十二年（796）中博学宏词科，年二十四。唐制，进士及第者可应博学宏词考选，取中后即授予官职。集贤殿：集贤殿书院，掌刊辑经籍，搜求佚书。正字：集贤殿置学士、正字等官，正字掌管编校典籍、刊正文字的工作。宗元二十六岁授集贤殿正字。［18］廉悍：方正、廉洁和坚毅有骨气。［19］证据今古：引据今古事例作证。［20］出入：融会贯通，深入浅出。［21］踔（zhuó酌）厉风发：议论纵横，言辞奋发，见识高远。踔，远。厉，高。［22］率：每每。屈：使之屈服。［23］令出我门下：意谓都想叫他做自己的门生以沾光彩。［24］交口：异口同声。［25］蓝田：今属陕西。尉：县府管理治安，缉捕盗贼的官吏。监察御史：御史台的属官，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整肃朝仪诸事。［26］礼部员外郎：官名，掌管辨别和拟定礼制之事及学校贡举之法。柳宗元得做此官是王叔文、韦执谊等所荐引。［27］用事者：掌权者，指王叔文。顺宗做太子时，王叔文任太子属官，顺宗登位后，王叔文任户部侍郎，深得顺宗信任。于是引用新进，施行改革。旧派世族和藩镇宦官拥立其子李纯为宪宗，将王叔文贬黜，后来又将其杀戮。和柳宗元同时贬作司马的共八人，号“八司马”。［28］例出：按规定遣出。永贞元年（805），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29］例贬：依照“条例”贬官。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司马：本是州刺史属下掌管军事的副职，唐时已成为有职无权的冗员。［30］居闲：指公事清闲。［31］记览：记诵阅览。此喻刻苦为学。［32］泛滥：文笔汪洋恣肆。停蓄：文笔雄厚凝炼。［33］无涯涘（sì四）：无边际。涯、涘，均是水边。［34］肆：放情。［35］偕出：元和十年（815），宗元等“八司马”同时被召回长安，但又同被迁往更远的地方。［36］柳州：唐置，属岭南道，即今广西柳州市。［37］是岂不足为政邪：意谓柳州地虽僻远，也可以做出政绩。是，指柳州。［38］因：顺着，按照。土俗：当地的风俗。［39］教禁：教谕和禁令。［40］顺赖：顺从信赖。［41］质：典当，抵押。［42］不时赎：不按时赎取。［43］子：子金，即利息。本：本金。相侔（móu谋）：相等。［44］没：没收。［45］与设方计：替债务人想方设法。［46］悉：全部。［47］书：写，记下。佣：当雇工。此指雇工劳动所值，即工资。［48］足相当：意谓佣工所值足以抵消借款本息。质：人质。［49］观察使：又称观察处置使，是中央派往地方掌管监察的官。下其法：推行赎回人质的办法。［50］比（bì避）：及，等到。［51］衡湘：衡山、湘水，泛指岭南地区。为：应试。［52］法度：规范。［53］中山：今河北定县。刘梦得：名禹锡，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人，中山为郡望。其祖先汉景帝子刘胜曾封中山王。王叔文失败后，刘被贬为郎州司马，这次召还入京后又贬播州刺史。［54］诣：前往。播州：今贵州绥阳县。［55］亲在堂：母亲健在。［56］穷：困窘。［57］大人：父母。此指刘母。句谓这种不幸的处境难以向老母讲。［58］拜疏（shù树）：向皇帝上疏。［59］以柳易播：意指宗元自愿到播州去，让刘禹锡去柳州。［60］重（chóng虫）得罪：再加一重罪。［61］“遇有”句：指当时御史中丞裴度、崔群上疏为刘禹锡陈情一事。［62］刺：用作动词。连州：唐属岭南道，州治在今广东连县。［63］徵：约之来，逐：随之去。徵逐，往来频繁。［64］诩诩（xǔ许）：夸大的样子。强（qiǎng抢）：勉强，做作，取下：指采取谦下的态度。［65］出肺肝相示：譬喻做出非常诚恳和坦白的样子。［66］背负：背叛，变心。［67］如毛发比：譬喻事情之细微。比，类似。［68］陷穽（jǐng井）圈套，祸难。［69］少：稍微。［70］为人：助人。此处有认为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是政治上的失慎之意。故下云“不自贵重”。［71］顾籍：顾惜。［72］立就：即刻成功。［73］坐：因他人获罪而受牵连。废退：指远谪边地，不用于朝廷。［74］有气力：有权势和力量的人。推挽：推举提携。［75］穷裔：穷困的边远地方。［76］台省：御史台和尚书省。［77］自力：自我努力。［78］为将相于一时：被贬“八司马”中，只有程异后来得到李巽推荐，位至宰相，但不久便死，也没有什么政绩。此处暗借程异作比。［79］元和：唐宪宗年号。十四年，即819年。十一月八日：一作“十月五日”。［80］万年：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先人墓：在万年县之栖凤原。见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81］周七：即柳告，字用益，宗元遗腹子。［82］河东：今山西永济县。裴行立：绛州稷山（今山西稷山县）人，时任桂管观察使，是宗元的上司。［83］节概：节操度量。［84］重然诺：看重许下的诺言。［85］尽：尽心，尽力。［86］卢遵：宗元舅父之子。［87］涿（zhuó卓）：今河北涿县。［88］从而家：跟从宗元以为己家。［89］庶几：近似，差不多。［90］惟：就是。室：幽室，即墓穴。［91］嗣人：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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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唐韩孟诗派浅谈

韩孟诗派是出现在中唐的贞元、元和、长庆这四五十多年中的一个诗歌流派，其主要人物有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贾岛等人，这些作家他们的思想观念相近、审美趣味相投、彼此也有不少的交流，最后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相似的风格特色，由此成为了一个不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拥有重大影响的诗歌流派。

任何一个诗歌流派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在。客观原因包括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学发展自身的要素，主观原因则包括这个流派中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气质、经历、艺术修养等方面。韩孟诗派的产生也是如此。韩孟诗派植根于中唐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趋势，而韩愈孟郊等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气质则是韩孟诗派特殊诗风产生的直接原因。

安史之乱，是唐朝最大的动乱，使得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安史之乱后来虽然被李光弼、郭子仪等平定，但是藩镇割据这一痼疾反而更加严重，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大大减弱，唐朝也从安史之乱开始国势日衰，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与此同时，人心浮动，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盛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并存的局面到了中唐显得更加活跃，多种社会思想相互交融，儒学的地位也遭受了较大的冲击。总体而言，平定了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是个不太平的时代，再也不可能回到盛唐那个光辉灿烂的年代了。

社会动乱、满目疮痍导致了人心的浮动，针对这一现象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态度和思想。有的人竭力尽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社会的现状，梦想曾经的盛世再现；有的人则看透世情、心灰意冷，对社会失去信心；还有的人虽然有着改变天下的志向，但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得他们在事与愿违之后变得灰心而消极、愤懑而忧郁。这样不同的思想追求铸就了中唐独特的诗歌风格。以韩孟元白四人为例，元稹和白居易前期掀起新乐府运动，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秉承着儒家兼济天下的精神，致力于补偏救弊，希望以此引导人心，对社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等到白居易因为写讽喻诗得罪当权者被贬后，他后来的诗歌就更多关注自我人生的价值，其中大量反映的都是个人的闲情逸致，不再具有前期讥刺时弊的锋芒。元稹前期诗风类同白居易，但后期虽然一度官至宰相，但不久就被贬，作为唐代诗人中少有的实干政治家，元稹到地方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政治上的失意同样对元稹的诗风大有影响，他的写作重点转向了抒写男女生死离合悲欢的感情，诗歌变得哀婉缠绵。孟郊一生穷困潦倒，虽然有着对儒学的坚定立场，但却不具有儒家温柔敦厚的品格，反而在生活的艰辛中领略了世态人情，经受了苦难和折磨，因此他的诗歌虽然有关注现实的因素，但却多是抒发个人置身于动荡社会中的喜怒哀乐的诗歌。韩愈虽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领袖，但他本人也在政坛上遭受诸多波折，由此酿成了他险躁愤激的性格特征，他的诗歌既有反应社会、民间疾苦的内容，也有更多对个人生存处境的剖白。伴随着社会的由盛转衰而来的是大量不同寻常的社会事件的出现，由此形成了铤而走险、争奇斗怪、荒诞虚幻的社会风尚，这样的社会风气在当时的唐传奇小说中可以窥知一二。如唐传奇中《南柯太守传》、《聂隐娘》、《红线传》等故事都能反应当时的这种风气。《南柯太守传》讲述的是贞元时期一个追求名利之徒做梦获得荣华富贵最后又都化为乌有的故事，《聂隐娘》和《红线传》反映的都是藩镇割据的情况下出现的剑侠故事，这些故事中的惊险情节是当时社会风尚的侧面反映，这种尚奇的社会风尚对于孟郊、韩愈、卢仝等诗人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韩孟诗派在写诗时追求奇异险怪，刻意营造诗歌的陌生化效果，想必也是从中深受启发。

韩孟诗派应是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期间在洛阳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它们并不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明确纲领的文学创作集团，而是由于诗风相近，写出了一批险怪的诗作，而被后人认为是一个诗歌流派。在元和二年之前，孟郊韩愈这些诗人真正的险怪之作并不算太多，其中许多有代表性的险怪之作都是在洛阳的唱和过程中实现的。在元和二年之前，孟郊、韩愈、张籍等人也有过雅歌唱和，但是张籍并不具备韩孟那样的险怪的创作个性，而只是在复古的创作倾向上与韩孟相类，而此时韩孟诗派其他的诗人如卢仝、李贺等人未加入，因此韩孟诗派的准备阶段应该是从元和二年开始的。

韩孟诗派的开创者应是孟郊，他的诗歌创作在整个韩孟诗派的形成过程中具有示范意义。虽然韩愈在后世的名声要远远超过孟郊，但是孟郊是韩愈的先行者，在韩愈还未完全形成自己创作风格时，孟郊就已经形成了自己孤僻险怪的创作个性，并对韩愈诗风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同时，孟郊的诗歌在贞元、元和期间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是韩孟诗派中其他诗人的学习对象。不论是刚刚提到的韩愈，还是卢仝、李贺和刘叉，甚至后来的后起之秀贾岛也仰慕孟郊的诗歌，至于韩愈虽然可以称得上韩孟诗派的领军人物，但是他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更甚于他在诗坛上的地位。

孟郊对韩孟诗派的示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上：

一是复古的创作倾向。孟郊登上诗坛时，刘长卿、十才子等大历诗风席卷了诗坛，大历诗风逐渐趋于柔婉绵软，孟郊对这种诗风甚为不满，专攻古体，开始学习诗经和汉魏古诗、古乐府诗的传统，以恢复儒家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为己任,并在创作实践中发扬这种精神。张籍、韩愈等人最初推崇孟郊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这种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韩孟诗派中的其他诗人也积极发扬风雅精神，以写古体诗来对现实政治发表看法，同时抒写大时代中个人的生存境遇。

二是求新求奇的匠心。孟郊的创新最初是为了避免大历诗风的绵软之病，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创新本身就是一个避免重复雷同和追求新奇的过程。韩愈后来在诗歌理论和实际创作中讲求新求奇的理念进行发展并推广，进而成为整个韩孟诗派所遵循的诗歌审美取向。

三是苦吟的创作方法。在中唐的诗坛上，孟郊是以苦吟著称的，孟郊的“苦吟”，正是为了避免与他人相雷同而调动艺术思维进行雕琢和锤炼的过程，同时也是韩孟诗派在写诗时独树一帜、寻得佳句的方法。在孟郊之后，诸多韩孟诗派诗人自发地实践苦吟的创作方法，我们熟悉的贾岛的“推敲”的故事广为流传，李贺也是字斟句酌的代表。正是这样苦吟的创作方法，使得韩孟诗派的诗歌避免落入俗套。

四是幽愤的感情基调。孟郊不幸的一生造就了他幽愤的诗歌感情基调，这促使孟郊虽然服膺儒教却在诗歌创作上大异于“温柔敦厚”之趣，在诗歌中将自己的愤懑之情毫不掩饰地表露在诗歌中，尽力宣泄自己的不平之情，而韩孟诗派的其他诗人的创作中也充满着一腔不平之情，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韩愈所说的“不平则鸣”，不论是在政坛上屡遭挫折的韩愈、怀才不遇的李贺还是一生穷困潦倒的贾岛，都在诗歌中流露出这样的一种感情。或者说，这方面并不能完全说是受到孟郊的影响，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自己的性格和经历使然。

虽然孟郊是韩孟诗派的先行者，奠定了韩孟诗派的总基调，但他却难以担当韩孟诗派的盟主。原因首先在于他的社会地位较为低微，前期没有中进士处于社会下层，后虽然步入官场但是处处不如意，其次还在于孟郊本人的性格较为孤僻，又拙于任事，难以担当韩孟诗派的盟主，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去号令一个诗歌流派。因此，声望较孟郊为高，又擅长应酬，勤于任事，喜欢提携后进，小孟郊十七岁的韩愈就成为了韩孟诗派的领袖、盟主。

一个文学流派的建立，不仅需要先行者和奠基者，还需要一个颇有声望的核心人物来吸引那些艺术旨趣相投的人加入。孟郊由于自身性格、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原因无法担当韩孟诗派的领袖人物，因此这个重任就落到了韩愈的身上。韩愈大概在贞元后期到元和前期这段时间内成为了当时文坛实际上的盟主，此时有一大群文人士子聚集到他的身边成为“韩门弟子”，这无疑促进了韩孟诗派诗歌流派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在贞元至元和的文坛上，权德舆是唐德宗的笔杆子，首席的御用文人，是台阁文人的代表人物，但是常年劳形于案牍使得他的诗作比起官样文章来少之又少，其接触的生活面也很窄，大抵是宫廷豪门、王侯将相。政治地位的显赫使得权德舆脱离于社会，下层士人要想见他一面难于登天，而他的诗文创作也并不符合当时流行的审美趣味，因此下层士人也不会去学习他的台阁体诗风。因此，尽管当时明面上的文坛领袖是权德舆，但贞元到元和时期的下层士人更加推重的人，应当是韩愈。

韩愈具有极高的声望和极强的号召力。贞元十二三年韩愈在汴州时，李翱、张籍等人就开始跟随韩愈学习做文章，而到了贞元十七年李翱再次向韩愈学习时，韩愈的回信中就已经提到此时向他学习的人已经很多了，这说明当时的韩愈声望已经非常隆高了。贞元十八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推荐了侯喜、李珝等人，这些人也不负众望，相继登科，由此文坛震动，韩愈在下层文人士子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当时的下层文人士子都争做“韩门弟子”，以做“韩门弟子”为荣。韩愈从此后也大力招收后学，这样更有利于文人士子投入他的门下。在元和年前后，韩愈已经成为下层文人士子心目中真正的文坛领袖，因此当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韩愈在东都洛阳的时候，李贺、贾岛等人都慕名而来，最终他们成为了韩孟诗派的中坚人物。在韩孟诗派形成的过程中，韩愈起到了重要的领袖作用。

韩愈的领袖作用除了以他的声望影响无数的下层文人士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韩愈以他独特的诗歌理论规范着韩孟诗派的创作，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韩孟诗派奠定了诗风的基调。

韩愈的诗学理论可以分别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就诗歌的任务方面，韩愈认为诗歌的任务就是“舒忧娱悲”。他对文章的要求是“文以载道”、“扶树教道”，希望能够通过复兴古文达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儒学复兴的理想。他在政治上主张削弱藩镇巩固中央集权，在思想上他认为儒学真正的道统已经失传，需要发扬古圣贤之道，而这两者都需要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古文作为载体。但是诗歌却不同，诗歌是抒发个人感情和人生体验的工具，触景生情，缘事而发，因此诗歌的主要作用是舒缓作家的忧郁之心，愉悦作家悲伤的内心。韩愈将诗歌和文章归为不同的类型，固然有忽视诗歌的社会作用的一方面，但是他却明确地指出了诗歌与文章的不同之处。诗歌是用塑造蕴含作者想表达思想内蕴的艺术形象的方式来感染读者，使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和理性思考结合自身的社会经验审美趣味进行审美，获得审美愉悦和领悟人生意蕴的一种文体，韩愈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白居易的讽喻诗和新乐府则过于看重诗歌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了其审美意义，而韩愈这个诗歌理论对韩孟诗派后来诗人创作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韩孟诗派后来创作的诗歌其艺术性显然要高过同期的其他类型的诗歌。

其次，就诗歌的来源而言，韩愈认为诗歌是不平则鸣的产物，他在给孟郊写的信中首次提到“不平则鸣”这个概念，这一理论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在后世也有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对“不平则鸣”作进一步的发展。韩愈经历过社会中许多的不平之事，由此养成了他郁愤险躁的性格，对于“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他而言，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民间疾苦是他关心的问题。他的不平之气也是不得不鸣，他的许多诗歌可以称得上是时代的声音，而在《送孟东野序》里，他将自己的创作思想正式提出。后来的韩孟诗派的诗人们大多出身下层，一生能称得上一帆风顺者极少，因此他们也遵循了不平则鸣这个优良传统，通过抒发自己的不平来表现时代的不平，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真实情况，使他们的诗歌具有感染力、历史感、真实性和时代的普遍意义。不朽的文学必然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这也是韩孟诗派能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就师法的对象而言，韩愈主张学习李杜。学习李杜是韩愈在深入的了解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和优良传统之后做出的正确决定。在杜甫看来，诗歌和儒学道统传承一样，也有一个传承的过程。他肯定中国的诗歌来源于《诗经》和《离骚》，并倡导学习从诗经、楚辞、汉魏五言诗、陈子昂、李杜再到孟郊的这样一种优秀传统，同时批判了两晋到宋齐梁陈隋朝的诗风，认为这种诗风太过于淫靡。在继承传统上他并不像白居易那样以复兴诗三百和汉乐府为旗帜号召诗歌复兴运动，他真正钦服的诗人是李白和杜甫。正如他自己的诗中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从此这句诗几乎成为了李白杜甫诗歌的标准定论。他在诗歌中盛赞了李白杜甫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在自觉地学习李杜。他学习李白的主要是大开大合、纵横千里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而他学习杜甫的则是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险之风。当然，正如李白杜甫继承汉魏五言诗和陈子昂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一样，韩愈学习李杜的过程同样有所取舍和创新。

其四，就创作的总体精神而言，韩愈主张独创，鼓励诗歌创新，他虽然学习李杜，但并不蹈袭古人，这是他与许多古文家、学古诗者不同的地方。韩愈在文章和诗歌方面的创新是不相同的，这与前面提到的他对文章和诗歌的不同定位有关系。在文章方面，韩愈主张“文从字顺”，要求文章明白晓畅，而在诗歌方面，韩愈则主张“横空盘硬语”，认为诗歌应该故意营造陌生化的效果。当然，韩愈在诗歌和文章方面的革新也有共同点，一是“惟陈言之务去”，主张不蹈袭古人，不用陈言套语，二是“以文为诗”，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创作诗歌。

在“横空盘硬语”和“惟陈言之务去”方面，韩愈非常赞赏孟郊的诗风，认为他诗歌的语言不仅生新独创，而且还自然妥帖。虽然提到了自然妥帖，但韩愈的重点仍然是放在生新独创这一方面，这一诗歌创作主张是基于之前盛行的圆熟绵软的大历诗风而提出来的，韩愈认为大历诗风不重视对诗歌的锤炼，缺乏独创，于是以创新代替陈言，以硬语代替套语，这一观点在现在看来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在当时却为纠正诗坛的不正之风起到了重要作用。韩愈现存的诗作既有清新自然之作，也有雄健瑰丽之作，也有很多怪癖生硬之作，韩孟诗派后来的创作将这一倾向更加发展，发展至贾岛，就往怪癖奇特的方向越走越远，殊不可取。

他的以文为诗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语言上，他主张以当时盛行的俗语俚语入诗，从而使得诗歌富有生机与活力。虽然总体上韩愈的诗歌风格是雄奇怪大甚至有些生僻险怪，但这并不妨碍韩愈以那些一般不被吸收入诗歌中的俚语俗语入诗，这也是一种陌生化效果，以俗语作雅句。以文为诗的第二点表现在诗歌的句式上，韩愈有一些诗的诗句句子长短不齐，句法交错参差，可以说似文而非文、似诗而非诗。习惯性的破坏诗歌的常见句式，使得诗歌初看上去不免有些突兀，与大历诗风绵软圆熟的写作风格大异其趣，勾起读者兴趣之后又能让读者从陌生化的效果中注意到生活中常见的但习以为常的事物。    以文为诗的第三点以散文的章法写作方式入诗。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大散文家韩愈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散文理论，其中首要的就是写散文要注意“含英咀华”，写诗亦是如此。他将散文特有的铺叙手法引入诗中，这点在他著名的《山石》一诗中体现地淋漓尽致，他运用散文的章法，层层深入，层次清晰，采用多种叙述方法，夹叙夹议，俨然正是一篇用诗体写的游记。以文为诗的第四点则是以议论入诗。对于诗歌，虽然韩愈比起诗歌的社会作用更看重诗歌抒发诗人感情的作用，但他却认为，对政治、对社会的议论本身就是诗人“不平则鸣”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诗人的“不平则鸣”也是可以发议论、讲道理的，也因此在他的诗歌中夹叙夹议甚至全篇都是议论的诗歌数目也不在少数。总体来说，韩愈主张诗歌的散文化是可取的，但是他所创作实际中，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

韩愈以他极高的声望、极大的影响力和系统的诗歌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韩孟诗派的领袖和盟主，即使是先行者孟郊的诗歌创作，也在其后受到了韩愈诗风的影响，而先行者和领袖齐备后，韩孟诗派这个诗歌流派也就正式开始了酝酿阶段。

首先是韩愈和孟郊的诗风逐渐趋同的过程。贞元八年之前，孟郊诗风已经显示出求奇求怪的倾向，而韩愈的诗风却是质朴笨拙。贞元八九年之间，韩孟相识，韩愈的诗歌受到孟郊的影响开始趋于求奇求怪。贞元十四年，韩孟在汴州相遇，他们通过诗歌联句的创作切磋技艺，但此时还是可以明显看出两人诗风的不同：韩愈气势奔放，孟郊构思奇巧。元和元年，韩孟相会于长安，又一次进行诗歌联句活动，这一次二人的配合十分和谐，两人找到了共同的审美取向：求奇求怪。

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韩孟居住在洛阳，由于韩愈借助他在文坛上的巨大影响力加以推广，卢仝、刘叉、李贺、贾岛等人都受到求奇求怪趋势的影响，从而逐渐形成了整个韩孟诗派共同的诗歌审美取向。孟郊鼓励卢仝、指点刘叉，同时给与贾岛以指导，刘叉慕韩愈之名，有意学习韩愈写诗的风格，李贺诗歌同样受到韩愈的影响，得到过韩愈的指导，而贾岛有名的“推敲”故事就是发生在他与韩愈身上的事情。于是，在这段时间内，后来韩孟诗派的骨干们齐聚洛阳，他们有的是慕韩愈孟郊之名，有的是本身就在洛阳居住，还有的因故要来洛阳。总之聚集在洛阳这段日子，这些诗人们相互唱和、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写出一批具有险怪特色的诗歌，这些诗歌大多是在他们互相切磋，互相斗诗的过程中写出来的，因此也可以说，韩孟诗派的形成离不开诗人们的争奇斗险，这便是韩孟诗派形成的大致过程。

然而，俗语有云，物极必反，韩孟诗派过于追求险怪的风气使得他们的诗歌愈发走向奇僻怪异，甚至以丑为美，诗歌不断向险怪方向探索，以致最后失去了“舒忧娱悲”的最初目的，而沦为诗人争奇斗险的工具。作为韩孟诗派的领袖，韩愈率先发现了这一弊病，并且采取了实际的措施希望补偏救弊。元和五年卢仝作《月蚀诗》，诗歌篇幅极长、洋洋洒洒，同时延续并发展了韩孟诗派艰涩险怪的诗风。而韩愈此时却作了《月蚀诗效玉川子作》，这一首诗不同于他以前所作的艰涩险怪的诗歌，而是明白晓畅的风格。韩愈不满卢仝的诗歌太过于险怪，因此开始了他的又一轮诗歌革新，删除了他的怪词繁语，在走向平淡的路上迈出了自己的一步，从此他一改以前的怪诞风格，而是写格律严谨的律诗，追求平淡。当元和六年贾岛拜谒韩愈时，韩愈也是鼓励他写诗多用平淡之语。

然而，在韩愈、孟郊等老一辈诗人相继谢世之后，韩孟诗派的大旗由贾岛来扛，他虽然听取了韩愈追求平淡的建议，但是由于他个人孤僻的性格和创作个性，还是力求险怪，并一路走上了追求险怪的歧路。千百年来，虽然孟郊贾岛一直并称，但孟郊的诗歌成就要高于贾岛。然而在后来贾岛也学习韩愈写作律诗，不再一味趋于险怪，他的律诗又对后来的晚唐诗人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开一代之风气。

5. 柳宗元的历史背景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理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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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文学特点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

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

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

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6. 辽宁贞元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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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西太原有什么名胜古迹

清真古寺 在太原市解放路南段东侧。建于唐贞元年间 (785-805),现存为明代遗构。门前牌楼一座，黄匾“清真古寺”。殿内为阿拉伯式装饰，彩绘施沥粉贴金，富丽堂皇。周围木壁上刻有阿拉伯文《可兰经》第29、30本中经文数段，雕刻精细工整。左右碑亭对峙，亭内碑刻为宋黄庭坚草书，元赵孟頫和清初傅青主观后题铭。 还有明方孝孺等人榜题。

纯阳宫 在太原市五一广场西北隅。又称吕祖庙。创建年代无考。明万历二十五年 (1597年)，晋藩王朱新扬对宫内重新规划，规模空前。清嘉庆年间 (1796-1820) 增筑后院巍阁3层，景观宜人。该院整个建筑布局，类似八卦形式，为国内少见。

崇善寺 在太原市东南隅。创建于唐。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 朱元璋三子晋恭王朱棡为荐其母高皇后，就该寺旧址大事扩建，南北长550余米，东西宽250余米，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寺内大雄宝殿居中，面宽9间，高达30余米。殿堂楼阁、亭台廊庑数近千间。清同治三年 (1864年) 大部建筑毁于火。现存崇善寺的局部，包括山门、钟楼、东西两厢和大悲殿，亦自成格局。殿内神台上供千手千眼十一面观音及千钵文殊和普贤三尊巨像，像高8.5米。殿宇和塑像，都为明初遗物。门前铁狮一对，明洪武时 (1368-1398) 铸造，为明代狮兽中的佳作。

双塔寺 在太原市东南郊郝庄村南。明万历三十六年 (1608年) 高僧福登奉敕建造。现存寺内主要建筑，全为砖构。八角十三级，高54.7米。塔内有阶梯踏道，可登顶层，凭窗远眺，太原风光历历在目。人们出入太原，双塔首先映入眼帘，成为太原的标志。寺内牡丹遍地，传为明代所植。

开化寺连理塔 在太原市西南17公里蒙山脚下。寺建于北齐天保二年 (551年)，依山崖雕造佛像，高约60多米，规模宏伟，与龙山童子寺齐名。隋仁寿元年 (601年)，建高大佛阁，改称净名寺。唐高祖和高宗都曾到此瞻仰，复改名开化。五代后晋开运二年 (945年) 北平五刘知远重建大阁5层，130间。北宋淳化元年 (990年) 又建释迦、如来二砖塔。既有唐代古朴遗风，又有宋代精细刻法，是唐到宋的一种过渡形式。

龙山石窟 在太原市西南20公里的龙山山巅。满山林密叶茂。石窟开凿于元初，道人宋德芳于太宗六年 (1234年) 主持营造龙山石窟及昊天观。现庙宇残坏，石窟尚存，共8龛。各龛雕像数额不等，共40余尊，大都保存完好，雕工朴实，衣著庄重，与佛教石窟艺术风格截然不同。

童子寺燃灯塔 在太原市西南20公里龙山上。寺为北齐天保七年 (556年) 僧宏礼禅师创建。北齐文宣帝高洋曾登寺俯瞰并州 (今太原) 城景。金天辅元年 (1117年) 寺毁于兵火，明嘉靖元年 (1522年) 重建。寺内建筑及其石雕佛像早已不存。寺前有燃灯石塔，高4.12米。虽历经1400多年风雨，依然如故，是我国已知最古的燃灯石塔。

太山寺 在太原市西南23公里风峪沟北。四周丛林遍野，古柏掩映，寺隐其间，非登临不易得见。始建于唐景云元年 (710年)。原为道教庙宇，名昊天祠，明初始改为佛寺。为附近佛寺之首。

晋祠* 在太原市西南25公里悬瓮山下晋水发源处。始建于北魏，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叔虞封唐，子燮因晋水更国号，后人因以命祠名。晋水主要源头由此流出，常年不息，水温17度，清澈见底。祠内贞观宝翰亭中有唐太宗撰写的御碑《晋祠之铭并序》。祠内还有著名的周柏、隋槐，周柏位于圣母殿左侧，隋槐在关帝庙内，老枝纵横，至今生机勃勃、郁郁苍苍，与长流不息的难老泉和精美的宋塑侍女像被誉为“晋祠三绝”。

对越牌楼

鱼沼飞梁 在晋祠圣母殿前。鱼沼为晋水三泉之一，沼上架桥曰飞梁，亦称板桥。四周有勾栏围护可凭依。因形持殊，在我国桥梁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桥东月台上有铁狮一对，神态勇猛，造型逼真，铸于北宋政和八年 (1118年)。

金人台 在晋祠中轴线会仙桥正西。古称莲花台。因台上四隅各铸铁人一尊，亦称铁太尉。台正方形，四周砌栏板，正中设琉璃焚帛炉，高约4米。祠为晋水源头，故镇以金神，为防水患。

宋铸铁人

晋水源流 在晋祠内。源流为难老泉，秒流量1.8立方米。源上建水母楼。现灌溉稻田4万亩，水势清澈晶莹，水温保持17度，常年不息。唐代诗人李白《咏晋祠》诗中有：“晋祠流水如碧玉，傲波龙鳞沙草绿”。

圣母殿 在晋祠中轴线末端。前临鱼沼，后拥危峰雄伟壮观。四周围，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之一。殿内采用减柱造，扩大了空间。是国内规模较大的一座宋代建筑。殿内有宋代彩塑43尊。姿态自然神情各异，塑工高超，是我国宋塑中的精品。

晋祠之铭并序碑 在晋祠贞观宝翰亭内。唐太宗撰文并书。碑高195厘米、宽120厘米、厚27厘米。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建立唐朝后到此酬谢叔虞神恩，铭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建国策略，宣扬唐王朝的文治武功，以其巩固唐皇室政权。全文1203字，行书体，劲秀挺拔，颇有王右军书意。刻工洗炼，是仅次于《兰亭序》法帖的杰作，可谓行书楷模。

奉圣寺 在太原市西南郊晋祠南侧。全称十方奉圣禅寺。原为唐将尉迟敬德的别墅，唐武德五年 (622年) 建为寺，今已残坏。寺北浮屠院有舍利生生塔一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塔建于隋开皇年间 (581-600)，宋代重修，清乾隆十六年 (1751年) 重建。八角七级，高30余米，登塔远眺，晋汾景色尽收眼底。

豫让桥 在太原市西南24公里赤桥村。桥上勾栏围护，桥下晋水常流。春秋末期，晋卿智伯瑶为夺取赵家采地，决晋水以灌晋阳 (今太原)，兵败被诛。家臣豫让为报仇谋刺未成，又漆身毁容，吞炭变哑，趁赵襄子游晋祠之际，怀利刃伏于祠北里许桥下，赵至马惊仍未刺成。赵执豫让欲杀，豫让曰：“忠臣不忧身之死，明主不掩人之善。愿请君之衣而击之，则虽死无怨矣！”赵伶其义，脱下锦袍，豫让击袍三剑而自刭。后人以豫让血流桥下，因名赤桥，亦称豫让桥。

天龙山石窟 在太原市西南40公里天龙山腰。四周山峦起伏，山头龙王石洞泉水荡漾。石窟分布在天龙山东西两峰，东峰8窟，西峰13窟。各窟的开凿年代不一，自东魏至唐，历魏、齐、隋、唐四个朝代。以唐代最多，达15窟。石雕体态生动，刀法洗炼，具有丰富的质感。宋代改名圣寿寺，寺宇已毁。寺前蟠龙古松苍翠蔽日。

大佛寺 在太原市西北20公里土堂村。又称净因寺。东临汾水，古柏参天。据考证，寺始建于北齐，金泰和五年 (1205年) 重建，明代又多次重修。现存除垂带下端两躯石狮为金代雕刻外，余皆明清遗物。各殿塑像清代曾予装绘，已失明塑风格。寺址两侧明嘉靖二十年 (1541年) 依山崖筑有重檐歇山式楼阁一座，供一佛二菩萨，佛高9米，结跏趺坐。“土堂怪柏”亦为太原一景。

窦大夫祠 在太原市西北20公里上兰村、汾河峡谷左侧。祠内古柏苍翠。晋国大夫窦犨封地太原，曾开渠兴利，后人在此立祠祀奉。历代都留有碑记。现存山门、献亭、大殿等都是元至正三年 (1343年) 重建，局部还保留宋金时期风格。其中献亭甚大，后檐柱，用大殿明间廊柱代替，结构简练而严谨，为金元建筑中所罕见。祠旁清泉自烈石山苍崖下涌出，水温较低，人称“寒泉”。“烈石寒泉”为太原名胜之一。

多福寺 在太原市西北24公里崛山之巅。山势陡峻，松柏遍野。为太原著名风景之一。寺在山顶小峪之中，极富古刹风趣。寺始建于唐贞元二年 (786年)。唐人李克用、李存勖 (后唐庄宗)父子曾到此佛焚香，寺况空前。宋末毁于兵火，明洪武年间 (1368-1398) 重建，后又多次重修。唯寺前山巅砖塔，仍是宋代原构。寺旁小屋，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读书处。

8. 求好看完本穿越小说（男穿）。

很多的啊，三少，土豆的都有的啊
《纨绔子弟》《无良皇帝》《重生之绝色风流》 也是相当的YY.很轻松、搞笑。
《限制级特工》没得说，绝对是经典。
《都市良人行》禹岩新书
《幻梦唯心三部曲》美女如云的那种
《霸医天下》刚完结的YY书
《回明当王爷》《纳妾记》
<兽血沸腾> 目前认为是跟家丁最相似的书，虽然书的类型只有穿越这一点类似之处，但总感觉神似。
天下第一丁》 他，是继林晚荣之后，史上脸皮最厚、最无耻、最下流、最YD的家丁。

《皇家娱乐指南》
《瓷王》作者：格鱼
《大唐酒徒》作者：格鱼
《新宋风流》
《上品寒士》（未写完，主角也不无耻，但强烈推荐！）
《大宋之风流才子》作者：午后方晴
《大宋时代周刊》作者：戴小楼
《调教初唐》作者：晴了
《龙游大唐之贞元记事》作者:水叶子
《天宝风流》作者:水叶子
《高衙内新传》
不是男穿的不要介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