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市场调查报告模板

1. 市场经济调查报告

优化市场经济环境调查建议报告

李纪兵

【关键词】永久地权 行政检查法 经济环境
【全文】
2005年8月到10月，我们抽调精干力量，与省内8个地州市的市场经济会员举行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围绕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集思广益，提出如下优化经济环境，落实国务院36条的建议，供政府领导与人大、政协参考。
一、 纠正思想偏差，引领发展动态，改革公务员教育与学校课堂教育的内容
1、 思想调查出现新情况
过去，政府历来重视思想动态调查。由于调查主要作为政府对相对人进行思想教育与思想引导的依据，每次的调查报告均有“为富不仁”、“浪费”、“违法乱纪”、“摆阔”的内容，与教材所讲的“私人老板资产阶级意识比较浓厚”完全一个样。
本次思想座谈发现新情况：即思想问题的根子不在市场经济主体身上，而在公务员身上。或者说，部分企业老板的思想状况不好无关大局，公务员的思想状况一个不好，就会出现大问题，抓民众思想建设不如抓公务员思想建设。本次调查统计的具体数据如下：
（1）私企老板的思想认识与人生观体现了对国家法制框架的认同，他们碰到困难一般都会自觉在法律法治的框架内寻求好的解决办法，但同时有60％左右的人碰到或者听说过公务员管卡拿要，主动提出不合理要求的。可以说，私营企业出于对财富的爱惜，对党和国家提出依法治国有很积极回应，在参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自身法律素养也不断提高，但公务员尤其是执法人员诱导违法的现象并不少见。
（2）私企老板正面评价我国法制环境，认为好的法制在执行中出了偏差。在收回的44份问卷中，对国家法制环境改善持正面评价的占90%，持中性评价的占5%，只有5%的会员认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总体上有所倒退。
（3）社会财富管理人理念成为会员企业家的主流理念；在常德的座谈会上，一位会员认为：民营企业家的责任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我们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我的财富来源于社会，现在看来是我的，过一下也许就转到其他人手里，子孙不努力，不一定继承得到”。这种社会财富管理人的理念，得到了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的认同。
（4）热心公益，关注国家大势；在我们的调查中，认为政治文明建设在经济发展没有作用以及对中共中央五号文件及国务院两个36条不感兴趣的，均为零，而认为作用很大并且参加学习的占到了80%，这既说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是深得民心的，也说明会员的政治素质是优良的。
（5）饮水思源，扶危济困，关爱贫民生活；私营企业家成为扶贫、慈善事业的主力军有目共睹，而新闻媒体的报道却还以负面事件为多，为社会和谐埋下隐患。
本次思想座谈在湖南市场经济的抽样比例为：百万以上规模的企业的41%（152家随机抽取64家），百万以下规模的企业的10%（329家随机抽取32家），有一定的代表性。
2、 只有采用新办法，加强公务员的思想转型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经济的思想环境问题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建议在公务员之中，应当加强思想教育，让他们认同富人，尊重富人的劳动成果，承认富人对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法律建设的贡献，树立企业是自己的衣食父母的思想，树立忠于职守，服务企业的思想。
此外，要适时进行思想转型教育。过去仇富教育的资料很多，许多材料还在继续使用，改造富人而不是服务富人（富人与穷人都是公务员的服务对象）的观念，与富人保持距离甚至势不两立的做法一直受到肯定。这从长远来说，都是不利于小康社会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可以说，许多思想冲突与索贿现象，均与我们长期的“杀富教育、妖魔化富人阶层”的教育与宣传有关。
对下一代尤其是在校大学生的教育也要重视，因为他们马上就会成为公务员，或者成为与富人打交道的人。如果我们在教育与意识形态上都不承认富人，我们又怎么能够激发下一代的创业热情，为下一轮经济腾飞酝酿良好的经济环境呢？
二、 弥补法律空缺，完善现行立法，降低经济运作的法制成本
（一） 两项重要法律空缺，导致经济预期不稳，运作成本高昂，民企知难而退
本次调查发现，80%以上的民营企业反映市场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太难了”，经济运作前景太不明朗了。大家一方面不敢追加投资，一心一意求发展；另一方面，疲于应付来自各政府部门的各项检查，确保不得罪人。究其原因，是国家缺了两项重要立法：
1、 永久地权立法缺失考验民企投资决心与政府发展智慧
永久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永久的地权之上的。土地权，无论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作为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各行各业发展的基石，都必须是永久的，才能激发起民众的投资热情。因此，在中国大陆，能不能确立永久地权，正在考验着民企的投资决心与政府的发展智慧。正本清源，当时我们主张土地公有是因为土地公有制可能让土地的流转比私有制更有效率，更节省资金。但实践证明，确立公有制并不能改变民众依赖土地生存的状态，国家征用土地无论是私有土地还是公有土地，都必须提供足额补偿，公有制节省国家征用土地的资金的可能性不仅不存在，而且出现了反方向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
（1）土地公有制度将土地资源排除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之外，使得中国的市场成为不完全的市场；
（2）土地公有制度将所有与土地转让有关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到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增加了国家机关的工作量，浪费了大量的宝贵的行政资源；
（3）在不变动所有制的前提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能够部分弥补土地公有制的缺陷，但土地使用权不是永久物权的设计，使得正常商业流转凭空多添一个事项：“约定以及不断检查土地的使用年限是否到期，何时到期，如何退出”，政府、企业、村镇、自然人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作这些无用功，实在可惜；
（4）目前设置土地使用期限的做法，有三种可能，一是到期收回土地与土地附属物，只给附属物以补偿；二是到期收回土地，但附属物所有权人有权依照市场价格竞买土地使用权；三是允许附属物所有权人无偿或者低价办理土地使用手续，继续使用土地。前两种可能都是国家对民众的剥夺，是又一次公社化，后一种可能只是民间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一直处在不确定状态之中，就会大大影响社会交易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总之，期限不管有多长，总会到期。到期以后怎么办？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问题，经济预期是否稳定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稳定问题。会不会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人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非永久的土地物权设置破坏了人们对未来经济的稳定预期，使得社会经济主体的长远经济发展策划面临期限瓶颈，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前景天生劣后于土地私有制国家；尤其是死亡期限来临前的几年，有可能出现又一次类似于1958年“人民公社化”的社会危机；调查中发现的民企观望，有很多人都是因为担心国家在土地使用权问题上又来一次“人民公社化”。
我们建议可以考虑以下三种解决方案：
（1）最佳方案：落实宪法保护私有产权的规定，让私有产权的范围扩大到土地所有权，以后，住宅建设等与土地有关的转让，国家应当直接转让土地所有权，而不是转让土地使用权，这可以极大地活跃我国土地市场，节约行政资源，增加财政收入。
（2）次佳方案：在物权法中规定土地永久使用权。实际操作中以后的土地建设，国家土地管理部门都转让土地永久使用权给使用人；这个方案不是国际社会通行做法，很难被外国人理解，故不可能象第一种方案那样吸引外资，降低国际交易成本。但逐步减少了土地管理部门的工作量，节约了行政资源。
（3）最低方案：国家土地管理部门颁布一个新的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期限已经到期的建筑物或者资产权利所有权人，可以在到期前5年申请办理连续使用手续，重新约定使用年限，该手续不收费，或者定额收费（20～50元）。这个方案既不能被国际社会理解，也丝毫没有节省行政资源，但至少扫除了又来一次“人民公社化”的担忧，稳定了社会，刺激了长期投资与规划。我国土地使用权农业、林业用地最短是30年，住宅70年，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担心。
2、 行政检查（程序）法缺失降低企业生产效率，败坏社会道德，滋生腐败
目前，我国制定了行政许可法，从源头（企业设立、市场准入）上堵住了政府滥用审批权扰乱市场秩序的可能，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但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对政府各部门如何依照确定的行政检查进行行政检查还是一个空白。也就是说，政府在检查时还缺乏一个行政检查程序法。
众所周知，公民的合法生产秩序政府不得无故干扰，因为此举会滋生腐败，也会降低企业生产效率。就是对有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搜查，也不得仅凭公安工作证就可进行检查，而必须有公安局长签发的搜查令，这表明政府干预企业和私人生活领域，受到了严格的程序制约。但另一方面，没有犯罪嫌疑的企业日常经营，政府税务、安检、质量监督、城管等部门却拥有无限的检查权力，公务员只要出示工作证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下厂检查工作。这显然是法律缺失造成的混乱。当前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检查部门多，且独立行事，这家查了那家查，导致企业很大一部分时间在陪检查。据反映，企业最多要与七个以上的政府检查部门打交道，每个部门就是每年检查4次，每次三天，如果错开检查，企业也得赔上84天，占全年工作时间（250天）的33.6%。
2、由于缺乏程序监控，假检查真了难（敲诈钱财）司空见惯。实际工作中，企业受干扰的程度远远大于这个比例，因为有很多防不胜防的假检查。所谓假检查，就是公务员为了个人目的假借政府部门名义进行的检查。许多企业家经过多年经验总结，认为绝大部分行政执法人员上门都是找着茬儿罚款，为了节省时间耗费，往往在他们一上门时就支付了难费，或者热情款待以消灾减祸。公务员明了这一点，对不给面子的企业总是每茬（查）必罚。许多上门的公务员为了表示成绩，节省时间，甚至公开说明检查的目的就是“有错没错都要交点面子款，了难费”，否则，没有错误会一直查到发现错误为止，使得民营企业疲于应付。
滥用行政检查权已经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也有许多地方治理经验可资借鉴：许多地方政府成立行政长官负责下的“市场环境优化办公室”，直接处理来自检查违法的投诉。湖南省长沙市政府更是以大动作先行一步，它们将拥有行政检查权的所有政府部门归总到“优化办”门下，各部门的检查计划要到优化办公室备案报批，实行统一、综合的检查，以节省企业应付各种检查的时间。
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治理滥用行政检查权这一社会公害，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之法制化，透明化，可诉化。行政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必须从国务院开始立法，方能从根上收到效益。建议国务院吸纳地方经验，成立高于各行政部门的执法检查监督审批机构，直接隶属于国务院总理，名称可以是“市场经济环境优化与效能办公室”，也可以是“公平交易促进与行政执法检查监督署”，行使发达国家“公平交易局”的职能，反市场垄断，反行政垄断，反行政检查权滥用，归口审批工商、税务、城管、消防、质检、安全、卫生检疫等部门的检查计划与个案，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下厂检查，必须先行备案，领取行政检查许可证才能进行。同时有接受公民投诉，指令部门检查的职权。公民因为违法检查遭受损失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
（二） 金融、税收与政府收费制度亟待完善
金融、税收与政府收费都属于宏观经济法律制度的范畴，或者说，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总阀门，对微观经运行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在使用上述法律手段时，理论上存在着两大缺陷：
1、 宏观经济调控“伪国家利益论”一统天下。
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就是“维国家利益论”。它的内容是：“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企业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由于这个说法割裂了“个人、企业、国家”三者之间的联系，使国家利益虚伪化，国家利益至上的非平等安排最终使得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又被称作“伪国家利益论”。宏观经济法律制度只有充分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需要，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以及应急的救助与服务，才能实现经济资源配置最佳化，并避免不必要的企业破产与社会不稳定。我国受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将宏观经济工具当成国家的专用工具，使用这些工具的目的不是为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由、有效、充分的发展服务，而是根据既定计划，干扰其有效发展，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完全背离，既损害了企业利益，也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益，还造成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公平，可以说是宏观经济调控“伪国家利益论”一统天下。
2、 “轻视、弃用金融手段，只重视税收与政府收费”使社会失信、失业、整体贫困与政府欠账问题久拖不决，政府进退两难
计划经济发展经济只依靠一种手段：税费手段。对于金融手段，计划体制根本不了解，也不打算用。在这个背景之下，计划体制的设计者们让所谓的经济学家大肆宣扬金融手段的罪恶，并最终关闭了全部金融市场。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虽然大政方略是市场经济的，但国内懂得金融手段功能的人才很缺，教育体系与研究体系依然进行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以研习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所谓“市场经济人才”，还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人才”。他们同以前的经济学家一样，一如既往地宣扬着金融手段的罪恶，不懂、排斥、轻视、弃用金融手段发展国内经济，只重视税收与政府收费，使社会失信、失业、整体贫困与政府欠账问题久拖不决，政府进退两难。
以政府欠账问题为例。在人员、资源富裕的情形下，政府无论是为拉动经济搞建设，还是为改善办公条件和公务员住宿条件搞建设，不仅使无可非议的，也是不得不为的。因此，中国的地方政府没有不欠账的，欠帐问题本来是一个金融问题，用金融手段就能轻松解决，不留任何危害。但由于中央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们都是“政治经济学”出身，或者是“政治经济学”嫁接“供需平衡经济学”出身，没有根本了解金融手段的妙处，不仅弃用金融手段，而且禁止地方政府使用“金融手段”，只允许他们使用计划经济体制惯用的“税费手段”。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只要运用金融手段就能轻松解决的金融问题就转化成了重大社会问题，而且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的链条如下：

上述金融手段链条表明：搞政府建设或者政府主导经济不是坏事，只要允许地方票据在市场上流通，允许银行为地方政府票据贴现，政府建设就等于社会诚信且繁荣。
上述税费手段链条表明：如果不允许地方票据在市场上流通，不允许银行为地方政府票据贴现，只允许地方政府使用税费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搞政府建设或者政府主导经济不仅是坏事，而且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拖累个人、企业与社会的大坏事。
根据我们的调查，禁止地方政府发行票据，禁止银行给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本票贴现，是地方政府失信、增加税费，扰乱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源。企业失信绝大部分来源于政府失信，或者与政府失信有关联。政府拖欠大量的工程款，政府欠老板的，老板欠工人的司空见惯。为了解决拖欠问题，政府各部门常常致力于创收工程，上街揽财。上街敛财必然导致税收收入下降，越揽财越穷酸。最后，出现费用与税收的比例完全倒置，失信事件更多，政府进退两难的困境。以湖南省为例，2003年全省非税收入是250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1.08倍和地方各项税收收入164亿元的1.52倍，省内大部分地市级政府的非税收入都超过了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倒置表明政府陷于两难境地。而这个困境的根源是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政府使用金融手段，自己弃用金融手段，割裂了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三） 解决信用问题只能用信用手段，政府失信源于弃用票据手段，运用税费等行政手段只会劳而无功
虽然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借账，但只有在中国，才会碰到赖账的政府，到期不能还账的政府。现在的情况，几乎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欠账，到期不能还账。地方政府失信严重影响了政府在社会的权威，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形象，同时也拖累中央政府。显然，为解决失信问题增加税费或者控制税费，只会导致税费倒置现象更加严重。同样，为了解决失信问题严禁政府发展经济，只是把政府的责任推给社会，会导致国家更加落后，失业、贫困、经济领域的社会失信更加严重，政府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左右两难的困境让我们意识到了失信的根源：政府失信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第一大难题，而根源不是大家没有诚信观念，而是我们的金融立法没有给大家运用信用手段解决信用问题提供方便。
解决政府失信、社会失信、企业失信、个人失信等信用问题不能依靠增加税费，只能依靠完善金融立法，运用信用手段解决信用问题。
（四） 立法承认地方票据、企业本票，让人民币成为有源之水
票据是货币之源，承认地方票据、企业本票是增强货币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也是市场经济的惯例。承认票据并不会危及物价稳定，不承认票据而机械地运用计划经济管制物价的办法管制货币价格反而会伤害经济发展、伤害物价稳定、伤害充分就业，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共识。我国票据法、商业银行法、中央银行法为了物价稳定这个计划经济指标，违背市场经济惯例与运作经验，拒绝为地方票据、企业本票贴现，不支持其在市场流通，是计划体制的产物。它不仅使得人民币成为无源之水，中央银行手中没有地方票据与企业本票资产作支撑，也使得我国的中央银行资产主要立足于外国货币（票据）、金银之上，与国内经济实体价值表现脱节，在国际货币竞争中被动挨打。
据统计，发达国家的银行票据资产的总量在货币、金银、外汇资产的总量的6倍以上，全世界86%以上的经济运作依靠票据进行，依靠货币的部分不到14%。人民币兑美元的价格也已经放开，我们既然可以承认外国票据，为外国人服务，再承认本国票据、为本国人服务服务又有何妨？又有何担心？因此，就算是为国家民族计，在早已承认外国货币的大背景下，立法承认本国地方票据、企业本票，让人民币成为有源之水，增强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本国地方政府的竞争力、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也已经刻不容缓。
（五） 放开利率管制，增强商业银行竞争力，防止金融腐败，防止白钱变黑
我国一直实行利率管制制度，在今年汇率放开的情形下，利率继续管制更是说不过去。在利率管制制度下，商业银行成为依靠垄断利润生存的寄生虫，成为没有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的腐朽机构。增强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与创新力，首先在于放开利率管制。
利率管制的初衷是给企业生产提供低息贷款，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促进经济发展。调查结果表明，利率管制制度违背了这个初衷，造成了如下不良社会现象：
1、 存款利率过低，民众手中的白钱被洗黑了
商业银行的垄断利润来源于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应得的利息收入，调查中发现，存款利率过低，迫使大量民众宁愿赌博、买彩票、借黑钱，也不愿存到银行接受小利。也就是说，中国的存款利率管制，使民众手中的白钱流入黑市，白钱被洗黑了。
2、 减少储蓄率，增加关系贷款，促长地下钱庄
过低的利率在减少人民币存款存量的同时，也给人民币贷款的发放增加了难度。由于存款、贷款利率与实际利率存在着巨大的利差，大量贷款落入关系人之手，银行职员与关系人共同赚取利差，产生金融腐败；同时也使得地下钱庄的生意异常兴隆，地下钱庄抢了地上银行的生意，道理只有一点：地上银行对民众的盘剥比地下钱庄更黑。
3、 银行不务正业，挟款自重，利用垄断地位侵凌中介行业利润
资信评估本来是中介行业的业务，由于利率管制，银行之间不存在利率竞争，商业银行之间的服务价格（利率）竞争权被利率管制制度剥夺以后，商业银行挟款自重，利用行业垄断侵凌其他行业经营利润成为必然之选。造成商业银行不务正业，抢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的怪象层出不穷。据调查，银行的大量精力由贷款业务转向其他非贷款业务，非贷款收入比重增加。商业银行通过对贷款人进行资信评估，指令资信评估，指令担保，指令封闭贷款的方式从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赚取评估费，分成比例更是达到了令人吃惊50%，使得资信评估制度流于形式。
4、 恶化金融环境，导致国内资源大量外流，造成资源黑洞
利率管制导致中国金融环境恶化，迫使中国资本外流、货物外流、人力外流、技术外流，形成巨大的资源黑洞。200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率已经超过了70%。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一般都在10%左右，中国的70％可谓绝无仅有。中国使用本国资源为本国提供的服务之不到30%，说明了中国资源黑洞问题的严重性。
（六） 调整税制，优化结构，精简税务人员，确保税收立法、执法公平
流转税是一种在任何时点都可以征收的税，流转税既使得征税权力趋向于无限，无法监控，也使得征税环节无限增多，税务人员空前增加，税制效率大大降低。但是，流转税最大的恶果在于它对企业日常生产秩序的冲击。
本次调查中有许多老板反映他们为什么不追加投资，是因为怕树大招风，引来税务人员随时随地的拜访。流转税使得税务人员拥有很大的自由检查权和自由裁量权，同时也让企业感受到多重征税或者不间断检查的压力。俗话说：“税纳得起但查不起”。如果天天陪税务查帐，任何一个经营好的企业，也会垮掉。由于民营企业在规模较小的时候，本小利薄，税务人员很少过来检查，企业财务环境较宽松。只要做到一定规模，税务还有其他政府主管部门，都会慕名上访。“入门必查，没查必罚，没有问题要一直查到有问题”的做法，让企业明显感到赔不起检查，不该“树大招风”。
计划体制的税都是流转税，目前中国的还有一半来自流转税。由于流转税无法监控，许多地方政府都在流转税方面根据不同的所有制实行差别征税，对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立法与征收环节有优惠，对国有企业有特殊保护，对民营企业除了口头说推动外，很少有实际行动减免税收的，这就造成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公平。
众所周知，所得税与财产税跨越了动态与静态两个领域，完全覆盖了社会生活各个环节，生产要素流动时缴纳所得税，静止时缴纳财产税，除此以外，再设流转税完全是重复征税，只能增加总成本，无法增加总收入。因此，在我们已经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的背景下，废除流转税只会使国家税收收入大量增加。

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2. 一份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调查报告怎么写

一、概念与特点
调查报告是对某项工作、某个事件、某个问题，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将调查中收集到的材料加以系统整理，分析研究，以书面形式向组织和领导汇报调查情况的一种文书。

调查报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写实性。调查报告是在占有大量现实和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用叙述性的语言实事求是地反映某一客观事物。充分了解实情和全面掌握真实可靠的素材是写好调查报告的基础。
（二）针对性。调查报告一般有比较明确的意向，相关的调查取证都是针对和围绕某一综合性或是专题性问题展开的。所以，调查报告反映的问题集中而有深度。
（三）逻辑性。调查报告离不开确凿的事实，但又不是材料的机械堆砌，而是对核实无误的数据和事实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探明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预测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提示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分类
调查报告的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情况调查报告。是比较系统地反映本地区、本单位基本情况的一种调查报告。这种调查报告平方根是为了弄清情况，供决策者使用。
（二）典型经验调查报告。是通过分析典型事例，总结工作中出现的新经验，从而指导和推动某方面工作的一种调查报告。
（三）问题调查报告。是针对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专项调查，澄清事实真相，判明问题的原因和性质，确定造成的危害，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建议，为问题的最后处理提供依据，也为其他有关方面提供参考和借鉴的一种调查报告。

三、写法
调查报告一般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一）标题。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即“发文主题”加“文种”，基本格式为“××关于××××的调查报告”、“关于××××的调查报告”、“××××调查”等。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这实际上类似于“发文主题”加“文种”的规范格式，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思考》等。作为公文，最好用规范化的标题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题结合式标题。

（二）正文。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2．主体。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的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
3．结尾。结尾的写法也比较多，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或下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或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深化主题；或提出问题，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发出鼓舞和号召。

3. 谁帮我写一篇《政治经济学(专题)》读书报告3000---5000字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4. 运用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结合实际撰写一份调查报告或工作报告（急急急）

以经济分析方法著称的当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正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而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贝克尔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进一步说明公共选择理论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跨越的逻辑推理过程。 一、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丹斯·缪勒给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定义常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的方法。”但其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框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政治决策视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动机支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越了个人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两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党官员、政治家（供给者）。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效用的私人物品；但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主流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是以微观的个体为起点，按照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但二者在理论上却存在着分歧。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他们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布坎南和塔洛克在《一致同意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写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应当和作为组织社会活动规范的个人主义相混淆。前一种个人主义表示试图把政治组织的所有问题简化为个人面临各种选择以及他在这些选择中所做的选择。而指导他选择的目标或标准在这种分析中不占任何位置。相反，作为一种组织规范的个人主义包含明确认可一定的价值标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目标是客观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成本效益以及选择都具有主观性质。公共选择学派强调，任何外部观察者都不能确定社会的福利情况，只有个人才知道他们自己的效用，因此，必须给个人充分的选择自由。而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可以由客观标准确定或可以从物质上进行计算，函数的最大值也是客观确定的。 第三，自1932年罗宾斯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后，经济学是研究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或有竞争性目标中怎样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这成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标准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人们的选择行为和选择结果似乎与制度结构和宪法秩序无关。分析框架以资源稀缺性为基本前提。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重新构造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就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开始的，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选择的科学或资源配置理论，而是一门交易的科学，把市场交易作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分析的重要工具，分析框架以市场交易为基本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 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之源的，因为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他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经济学理论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如消费者、生产者）的活动，财政学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 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提出了政治自愿交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他认为，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任何利益。人们正是基于自身利益，通过自愿的交易来形成所需要的政治过程的结构。在市场上，个人用一种物品交易另一种物品；在政治上，个人交易他们同意的公共需要的成本份额。由于政治行为人是在一定的规则内做出选择的，所以规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判断规则是否重要，就需要确立某种标准来进行检验。用全体一致的原则来检验政府活动的效率是最好的检验原则。在维克塞尔之后，另一位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林达尔在1919年发表的《公平的赋税》一文中，根据维克塞尔的自愿交易学说，认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同私人产品的生产一样，都是社会成员各自交易的获益的行动。人们通过公共产品的消费获得满足，人们缴纳的税款则是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支付的成本价格。政府在一定时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进行相互交易的均衡点来决定的，并由此确立了公共产品市场与政治市场相均衡的理论基础。 19世纪在欧洲大陆流行的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尤其是社会契约理论也构成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认为，人类曾经生活在一种没有法律和政府的自然状态中，并且由于这种自然状态缺少一个公正的、强有力的裁判者而相互为敌。于是人们便通过相互订立契约，把部分自然权力让给社会，从而产生了国家和政府。政府的权力不是无边无际的，它受宪法的制约；统治者也必须遵守社会契约，否则选民有权推翻他。这种自然法思想和有限政府学说构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国家学说的基础。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致力于分析市场的缺陷，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把纠正市场失灵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把政府看成是一部超级机器，是集体利益的体现。公共选择理论并不认为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而是只有通过政治程序或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塔洛克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规定他们追求个人目标时自治程度的行为准则和制度约束在私人企业中要比在政府部门中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个反常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有可能恣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不但为“政府失灵”提供了微观分析基础，而且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特征。 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市场机制并不象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一架运转良好、能够自动调节的机器，市场的解决办法并不总是最优的。政府（或集体）干预应该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这些缺陷是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如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以及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出现，完全竞争模型并没有把这些情况纳入它的分析框架。因此，他们提出国家应当更多地担负起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责任。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的自利性，推出了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府必然是失灵的结论。这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是一次重大的修正，并使经济学分析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延伸，公共选择的政治程序化有了逻辑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在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中，只强调了“经济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经济人”在政治市场上的政治利益及政治集团利益并未做出解释。将个体置于政治市场中，应当存在一个“政治人”或“社会人”。这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对政治人的政治利益进行描述，否则“投票”中的政治民主就失去了逻辑基础，也不能很好地说明利益集团政治诉求的动因。 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评价 主流经济学的所谓制度心理个体主义，是包括以下几个命题的分析方法：一是只有个体才能有目标和利益，因此，任何制度分析除了个体之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科学的解释基础；二是社会整体是个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社会整体必须归结到个体行为上才能形成一致性的理论；三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是由个体主观效用最大化构成的，个体行为的性质是由认知结构决定的，因此，对制度等整体范畴的认识必须从个体心理出发。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程序的解释，只是一种逻辑推理，与主流经济学一样，在分析框架方面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门格尔提出的。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最简单因素是个人的评价，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形成实际生活中可观察到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把方法个体主义加以系统阐述，并把它作为基本原理来加以推崇的人是与门格尔属于同一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米塞斯指出，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原理的内容有三项：第一，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做些有关集体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各个个人对于这个行为所赋予的意义。第二，人是社会动物，但社会过程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为的不断变动就是社会过程的进展。第三，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由于个人的行为才赋予集体以具体的意义，米塞斯给“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这个定义不但把个人和个人有目的性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 主张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应当是从个人到社会，而不是相反，而且承认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也具有某种意识或目的。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个体分析方法，对理解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或组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方法对理解企业尤其是对理解市场制度或组织，更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市场行为以及企业中的契约行为，恰恰就是个人行为的一种直接结果。 笔者认为，整体虽然是由个体组成，但它决非是个体简单相加的产物。个体本身并非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单纯从个体出发来认识制度，一则无法清楚地把握个体本身的性质，而只能从抽象而又含糊的人类行为理论出发；二则无法判断个体间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作用的性质，而只能把个体的相互作用比拟成抽象的契约谈判行动，从而无法把握各种个体间契约谈判行动的外部影响，以便从个体相互作用中总结出社会作用方式的规律性。这些缺陷体现为：第一，无法把握人类行为中各种价值目标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起源方式；第二，无法解释历史上许多集团行动产生的原因，以及一些非利他主义行为广泛存在的现实；第三，无法真正解释许多社会整体现象起源的过程，而只能给出某种逻辑性的理论假说。 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错误地理解“自由选择”的内涵，从而将各种行为限制、行为强制以及行为能力排除在分析之外。这表现在：第一，最大化分析框架直接排除了个体选择的过程机制。选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标不确定以及目标效用结果不确定的存在。如果用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化行为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贝叶斯选择模型来代替人类行为，那么实质上就排除了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而将社会演变为个体决定论的世界。第二，人的意愿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考虑其实现意愿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能力等条件时，选择必须以可实现的客观能力为基础。因此，在没有给予任何主观实现能力的条件下采取的某种违心的行动不是选择，而是一种被强制行为。因此许多社会结果不能被视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应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强调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必须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意识指导下的行为作用方式；二是由该行为通过各种机制产生的间接作用。如果要洞悉各种间接作用的性质，则必须考虑社会结构以及个体所在集团的性质。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仅仅分析了效用最大化动机引导下的直接行为作用方式，而忽视了后者。 过分强调理性最大化行为方式，可能会将人类行为中非意识性、非目的性的行为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最大化行为方式要求主体的效用偏好必须满足一致性、传递性等条件。但事实上，许多偏好根本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如许多非财富化价值目标根本不能同财富目标相协同，具有非连续性、跳跃性、间断性的特点；强行将一些社会价值目标和人类各种行为基础都纳入理性最大化行为模式中，必定抹杀这些范畴的内涵，忽视它们在制度变迁、制度绩效中的作用。 从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的个体行为模式来分析制度，容易导致反复，因为意识形态中的各种规范和价值准则本身就包含了制度的维度，本身也是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产物。而从单纯的抽象的个体出发，则又容易陷入“社会决定个人，个人决定社会”这类争论之中。 一般认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在于他们强调以下三点：首先，社会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其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它的各部分行使职能的行为；最后，个体行为将从宏观的或社会的规则、旨意或力量而推断出来，而这些都是独特的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从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或职务）中推断出来。 从整体出发来理解社会形态与制度结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生物形态下的自然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中的具体人。既使我们进行最抽象的个体分析，也需要就这个人的生存环境作一个或一些前提假设。这些假设本身就不能不具有社会的、文化的或道德的含义。如果我们假定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那么，这个假定比如在原始社会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并不存在单纯的可分的个人利益。在管理学中的霍桑实验是说明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之一。梅奥在霍桑实验的第四阶段的结果表明：如果人是为了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化的人，那么工人将会按照计件工资尤其是累进的计件工资的要求，努力争取完成大的生产定额。但这个适合于市场制度的假设，在企业组织内部却并不成立。在班组中的工人宁可完成大部分工人所完成的生产定额，既不愿意超额，尤其不愿意过多地超额。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同一市场中，所做的行为选择会如此不同呢？因为一个人处于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他的行为选择就会有所不同。制度决定个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决定制度。 缪勒认为，公共产品的特性构成了公共选择存在的理由。从公共产品的个别特性中推论出整体的特性的方法，由于忽视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社会历史意义，特别是尚未将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纳入分析框架之内，公共选择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如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其基本逻辑分析是：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非排他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这类产品时，往往都会有不付费的动机，而倾向于成为免费搭乘者。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免费搭车者”就不可避免。这样，私人企业如果提供公共产品，就无法收回成本。同时，由于公共产品的个人消费“量”是不确定的，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竞争市场上一般无法提供这类产品，因而需要公共经济部门介入。 对于公共产品的政府提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和运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给了出不同的理由：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能是构成政府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简陋，文明程度太低，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只能依靠国家集中全国的资源和人力来进行，而且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随着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组织和管理这一共同体活动，促成了政府的产生并构成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魏特夫据此得出了“东方专制社会”主要起源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结论。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到这一问题时也指出：“在埃及、西亚和中国文化演进中灌溉是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治水问题解决了官僚阶级的存在，依附阶级强制性劳役以及从属阶级对帝王的官僚集团职能的依附”，阐明了官僚政治存在的基础；马克思谈到政府这一职能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辽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魏特夫、马克斯·韦伯及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的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也明确地区分了东西方社会在进行公共产品提供时的不同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集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或形成了这一制度安排。所以，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四、结论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的区别是：主流经济学把利益冲突和利益集团放在了经济学之外，留给了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由于研究视角向政治领域的延伸，对利益集团及其利益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把利益冲突及矛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之中，而是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把经济问题上升为通过“政治程序”解决。这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但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如何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能置于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内，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需要引入新的分析方法。 研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因为：第一，公共选择理论“理性———最大化———选择”和“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在纳入制度因素时，必然会产生许多该分析框架不可解决的理论冲突，也不可能真正地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市场交易的根源。第二，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学”，它为分析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内在逻辑相一致的理论分析方法。而公共选择理论首先构建了行为理论（包括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理性选择理论，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交易理论，从而构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厦。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修正古典“经济人”行为假设的基础上，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各种非财富最大化价值目标纳入行为理论之中；二是将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模式进一步拓宽，运用于整个社会范畴，认为每个人都进行着选择，即便是在一个政治市场上，也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约束内“自由地”选择。由于抽象地从人类个体出发，因此，公共选择方法论只能将人类不同的个体视为无差别的、平等的原子体，从而只能将人类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归结为机会主义式的冲突，而无法看到个体谈判与个体谈判相互的间接影响。因此，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就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了。这决定了公共选择经济学无法将它的分析深入到社会生产系统中。公共选择理论虽然对利益集团及利益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并没有揭示利益冲突的结果，也没有认识到个体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宏观结构的冲突决定的。因此，分析公共行为与公共利益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的分析，采用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益———冲突———矛盾”分析框架。正如克莱因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凯恩斯和古典派的方法论。马克思并未研究单独的个人行为，而是直接研究各阶级的行为，马克思体系的宏观单位不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也是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集团是相互排斥的，他们的利益的基本冲突成为经济体系变化的推动力之一。 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都坚持着一个片断，坚持着观察世界、观察人类社会的一个视角，因此都是不正确的。个体分析方法与整体分析方法应当是互补的；只采用其中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不可能获得完整全面的认识。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采取的是整体分析与个体分析相结合的规则。

5. 关于高中生社会实践中的超市调查报告

其实超市就是 一小眼光 来看待 经济 ！ 如果从比较 长远的方面来看待 经济 在来呈现 其实是最好的！

先以 介绍经济 来 围绕出你的实践很充实！ 这是题材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对称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终结，科学经济学的开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虽然有的政治经济学也标榜自己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所以政治经济学作为范式是前经济学。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也是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只有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

最后在以你自己的 艰苦实践！ 等等！ 来围绕！结束 少写流水！ 语言精练！
这是一份 大学的实践生活 希望对你有帮助！ 呵呵
调查目的：时下，大学生通过利用课余时间找份兼职工作打打工或在假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打暑期工、实习体味生活已经成为了一股热潮。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挣钱是打工的首要目的。有的却认为挣钱并不是大学生打工的惟一目的，不少同学把打工看作是参加社会实践、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许多学校也积极鼓励大学生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一方面可以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积累工作经验对日后的就业大有裨益。通过调查可以了解当代大学生对社会实践的看法以及透析大学生生活实践情况，从而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大学生社会实践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解决方法，使大学生能正确对待社会实践，在实践中见真知。在往后实践中能更好地接触社会、实践自己的专业技能，寻找发展的机会。

调查对象：大学生成长成才，是高等院校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大学生社会实践已成为培养合格大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决不能忽视或放弃大学生社会实践。因此这次调查就选择了在读大学生50名，其中咸阳师院20名，陕西中医学院10名，西安外语外贸大学10名，陕西理工大学5名，西安工业大学5名。年级分别为大一学生5名，大二学生30名，大三学生15名。

调查内容：本次调查通过对大学生有否参加过暑期工、兼职或实习，最想参与何种社会实践，所参与的打工或实习是否与所学专业相符，能否体现实践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以及在工作或实习中获得了什么等问题进行展开。

调查方法：通过派发问卷进行调查，发放问卷共50份，收回有效问卷50份。（调查问卷及数据统计详见附录）

楼主加油额！

6. 根据市场经济的有关理论，说明大蒜价格下跌和上涨的原因以及怎样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来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

根据价值规律，商品的价格总是在价值上下波动。

去年种大蒜的人多，产量大，所以供过于求价格低。今年，一些农民看到种大蒜不挣钱，就转向了其他作物。但是这样的农民多了，大蒜的产量大大减少，但人们的需求每减少，供不应求，自然价格上涨，这都是价值规律的表现。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客观经济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它就像一条无形的指挥棒，指挥着人们的经济活动。

价值规律的作用有三个：．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每个商品生产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按照各自的打算进行的，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尽管如此，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还是保持着大致的平衡；

在现代经济中，各生产部门、各企业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客观上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有一定的比例，某一部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多了，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卖不出去，而少了，又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

价格所以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因为供求与价格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商品供求关系会影响价格，使价格上涨或下跌；反过来，价格上涨或下跌，也会影响供求，使供给和需求趋于平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价值规律就像一条无形的指挥棒，指挥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流向，哪里多了它就指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这个部门流出来；哪里少了它又指挥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流向这个部门，从而达到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大体上保持平衡。

例如，80年代初，我国冰箱、彩电市场供不应求，价格高，且凭票供应。由于有利可图，一时间，我国冒出了许多冰箱、彩电生产厂家，到90年代，光是引进意大利阿里斯顿生产红的冰箱厂家就有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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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这是因为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交换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又是通过价格和供求双向制约实现的。

所以，当供不应求时，就会使价格上涨，从而使生产扩大；供过于求会使价格下跌，从而使生产缩减。这里价值规律就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指挥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流向。

当一种商品供大于求时，价值规律就指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生产这种商品的部门流出；相反，则指挥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流入生产这种商品的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