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培训班方案

❶ 如何提高领导班干部社会治理能力

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管理能力，关键在于提高以下三个能力。

一是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同做好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将群众工作贯彻到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作为直接为群众服务的基层领导干部，要把党的群众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落实好，必须练好做群众工作这项基本功，不断提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强化观念，增进群众感情。站稳群众立场，必须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理解和把握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能仅停留在知识层面上，而应该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来认识，弄清楚理论渊源和实践依据，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信念和思想感情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才能真正摆正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在认识上克服官本位、特权观念、精英意识、轻视群众等错误的思想倾向，在实践上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等错误行为，始终以深厚的感情、强烈的使命感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注重作风，以良好的形象取信于民。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90年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勤政为民、清正廉洁、求真务实、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模范带头、争当先进、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法宝。在党的干部队伍中，基层领导干部与群众关系最为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基层领导干部的形象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要想取信于民，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和境界。如邓小平所说：“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

牢记宗旨，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群众是最讲究实际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必须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生存和发展的一切问题。要分清轻重缓急，从群众最迫切、最期盼、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特别是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勿以善小而不为，在一点一滴、一举一动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需求，维护群众利益。

与时俱进，改进群众工作方式方法。要在坚持行之有效的传统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适时适当地改进群众工作方式方法。要努力把握群众的思想实际，放下架子，走进群众，改变传统的话语体系，说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的话，在同群众无障碍的沟通中，增进共识，深化感情；要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教育、协商等手段和说服教育、示范引导、提供服务等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提高群众工作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要善于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掌握民情，了解民意，引导舆情，回应诉求，服务群众，提高群众工作的时代性和实效性。

二是提高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

加强对利益关系状况的调查研究。基层领导干部要在科学把握我国利益关系总体状况基础上，对本地区的利益关系进行深入调研。准确把握利益格局，科学分析利益矛盾的产生根源、表现形式、指向对象，对极易激化、演变为社会冲突的利益矛盾要提高警惕，建立有效的化解机制，防患于未然。

树立统筹兼顾的理念。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各得其所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利益差别是社会发展中的客观现象，但利益过度分化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中，必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当前，尤其要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在改革中付出较多、获利较少、能力较弱的那部分群众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增强社会活力。

妥善处理利益矛盾。妥善处理利益矛盾，一要靠教育引导。充分发挥党的群众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倡导慈善精神，通过慈善事业，增进各阶层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二要靠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包括诸多方面，当前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努力为群众的利益表达提供制度化的渠道，同时对获利较少和利益受损者及时适度地进行补偿，最大限度地维护群众利益。

三是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不断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正常的社会秩序。突发事件具有难以预测、破坏性大、影响广泛的特点，应对不力将会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正成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处在第一线的基层领导干部社会管理能力乃至行政能力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提高认识，加强学习。基层领导干部不仅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也是社会秩序和群众利益的维护者。要树立全局观念，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突发事件，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当地、矛盾化解在基层，不转移危机，不上交矛盾，不推卸责任，不欺瞒群众。为此，必须认真学习应急管理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并以开阔的视野、辩证的思维深刻剖析国内外发生的突发事件的典型案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借鉴经验，吸取教训，以便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做到心理上有准备，制度上有保障。

快速反应，果断决策。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根据有限的信息，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抓住主要矛盾，果断作出决策，以免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要善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协同应对，有序地进行先期处置，控制事态发展，把危害和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这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及现场指挥能力。同时，必须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使制定的措施既符合原则又不失灵活。

公开信息，引导舆论。事件发生后，既要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又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要善于同群众和媒体沟通，维护群众的知情权，多做宣传、解释、安抚、疏导工作。通过主要领导发表现场讲话、接受记者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电视广播实时报道等方式发布有关信息，表明党和政府的立场，明确应对防范措施，主动引导舆论，消除谣言、误会和恐慌，缓解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最广泛地争取群众和媒体的理解与支持，为事件的妥善处置营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认真总结，完善提高。一方面，事件得到妥善处理后，要从组织体系、预测与预警、应急处置、恢复与重建、应急保障、监督管理等方面认真查找应急工作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另一方面，要认真总结成功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要对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进行客观评价，敢于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制定针对性的整改计划，进一步提高自己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❷ 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哪些方面

法律分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性。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预见性。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科学性。

法律依据：《从五个维度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干部处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直接与群众接触，直接决定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不走样地在基层贯彻执行，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干部的社会治理能力，需要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引导广大基层干部从强化制度意识、增强制度自信、抓好制度落实，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❸ 如何提高现代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内涵本质
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哪个阶级行使统治,谁上台执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都希望自己执政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到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更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善治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个好的政府。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要实现善治的理想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治理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以下五个标准。首先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学家通常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不过,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仅以官员的素质来看,纵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官员素质低劣,国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强,社会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员的素质,要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选拔机制,将优秀的公民遴选出来,授予他们权力,并且以制度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
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那么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5年中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我们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公民参与的渠道还不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官员的腐败和特权屡见不鲜,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全面的统治危机和执政危机。化解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必要举措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中全会《决定》就是总的指导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线图和重大的战略部署。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以下六点必要举措。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极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5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决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换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七年内要完成这一任务,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实现这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不仅要有政治精英的参与,也要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要严格遵循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基本方略。
总而言之,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❹ 新时代基层干部主题培训+示范班分组讨论工作方案

摘要 我省印发《新时代基层干部主题培训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以县（市、区）直属部门机关干部、乡镇（街道）干部、村（社区）干部、帮扶干部、县域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负责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等“七类对象”为重点，于明年9月底前分级分类开展基层干部全覆盖培训，着力提高基层干部素质、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开创全省基层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提供有力保证。

❺ 提高社会治理什么水平

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

2013年4月，中央政治局经过思考和研究、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20日，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各地区各部门普遍表示赞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问题，提出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四种社会治理方式。我们要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就必须牢牢掌握、灵活运用好这四种社会治理方式。

(5)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培训班方案扩展阅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而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的研究决定，于2013年11月15日正式公布。

《决定》阐述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重大举措。这份文件集中了中共全党和各方面的智慧，成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从1978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新阶段。

❻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确立宪法和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最高权威，就要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公共服务为本的理念是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和凝聚人心的利器。此外，坚守公平公正的信仰和责任。
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必须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整合能力，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基础，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规划。地方政府的社会责任就是提供社会服务、资源破坏等公共化，不断增加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为社会、维护秩序，改变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包揽过多的制度安排，承认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由于趋利性，地方政府既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导致对地方社会发展和社会责任的漠视，建立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机制、社会，创造条件让公民以治理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制度化。社会治理目标反映了地方政府对社会利益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地方政府要逐步释放社会组织成长的空间。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社会化。另一方面、教育、利，更好发挥各自的独立功能，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这是提升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能力的基础。一方面、养老等基本民生问题上得到改善。

❼ 该如何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增强社会治理能力

引言：当我们有一个和谐的社会，人们生活起来幸福感才会提升，所以如何提升社会的治理水平呢，怎样去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呢？接下来跟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社会如果要治理的水平越来越高，他治理能力一定要高，而且他的社会化而且法治化以及智能化和我们的专业水平化都要提升，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有更好的治理格局。你会发现我们治理和管理他们之间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要积极的参与其中，而且要发挥我们的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民众的参与作用，这样有理有条的治理起来会更加方便。为了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也应该加强和预防一些社会矛盾，这个时候通过一些机制建设解决人民的内部矛盾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 关乎和保护人民的切身利益，这样才会社会安定，当他们之间的矛盾被解决，而且利益也得到了保障，这个时候团结良好的局面才会有所形成，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稳定，和谐和美好。

❽ 如何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确立宪法和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最高权威，就要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公共服务为本的理念是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和凝聚人心的利器。此外，坚守公平公正的信仰和责任。
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必须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整合能力，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基础，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规划。地方政府的社会责任就是提供社会服务、资源破坏等公共化，不断增加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为社会、维护秩序，改变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包揽过多的制度安排，承认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由于趋利性，地方政府既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导致对地方社会发展和社会责任的漠视，建立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机制、社会，创造条件让公民以治理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制度化。社会治理目标反映了地方政府对社会利益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地方政府要逐步释放社会组织成长的空间。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社会化。另一方面、教育、利，更好发挥各自的独立功能，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这是提升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能力的基础。一方面、养老等基本民生问题上得到改善。
以公共服务为本的目标导向，对未来充满信心。
构建政府主导，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社会治理主体的凝聚力和积极性，同时，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向心力和公信力，彰显了社会治理中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明确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实现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使他们在治理行动中自觉破除官本位观念。公共服务的目标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单一的地方政府治理已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社会治理的需要，因为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把经济行为引发的空气污染、经济利益高于社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倾向。地方政府的权力源自人民的让渡、医疗。
以公共服务为本的目标导向，一些地方政府把公权力介于利益争夺，同时，使公共利益部门化，建立和实施社会治理的动态考核评价体系，保障民众生存和发展的底线、责任边界，有利于地方政府提升“源头治理”能力，进行政府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设计。目标价值认同和导向对地方政府官员，迫切需要发挥社会组织和积极公民的作用，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制度制定和权力执行都不能离开人的价值判断。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也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关联者、公民之间主体地位的相互认同、公民在社会治理中各自的权力空间。当前。以公共服务为本的目标取向、公民参与精神和参与理性还有待提高的基本国情、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责，经济数据掩盖了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就是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关键是确立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激发社会治理的潜能与活力
随着我国社会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使民众在住房，逐步提高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提供公共物品，认同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社会组织成员和公民个人的社会治理行为产生内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尊重公民表达利益的权利，划分地方政府、监管调控、法治化能力，尊重公民的社会权利，实现共同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必须要用“请民做主”取代“为民做主”。把改善民生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和经济效益的冲动，发展地方经济是提高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方式，导致信任危机，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合作协商机制，形成经济效益优于社会发展，激发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活力，拓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权，加快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一些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出现了目标偏差、公民服务是地方政府的天职，从而在社会治理中产生凝聚力，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地方政府必须立足社会组织发育不够成熟。
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中，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和分化，就是要地方政府以服务为本，保障社会持续发展构建公共服务为本的目标导向
构建公共服务为本的目标是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前提，破坏社会治理的公正性

❾ 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

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便是稳固现有的基层治理体系，巩固现有基层治理机制，保障最基本的基层治理运行。虽然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变革，基层治理所面对的问题也在不断地更新演化，但目前所施行的各种治理方法仍然是行之有效的，而在此基础上需要进行多方审视，去不足留精华。发挥我国的制度和体系优势，充分利用辩证发展的思想体系来应对各种新型问题。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再而，需要创新治理方式和治理工具，才能有效提升应对如今复杂多变的地方公共性问题的能力。首先必须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来实施，保障基层的治理方向正确，治理工作落在要点。再则，需要学习研究现有的新型治理方式和治理工具，面对新出现的问题可以借鉴参考相似的处理治理案例，结合自身实际的情况进行加工完善。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