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电子商务给金融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1．网络时代的金融服务
网络时代金融服务的要求可以简单概括为：在任何时间(anytime)、任何地点(anywhere)提供任何方式(anystyle)的金融服务。显然，这种要求只能在网络上实现、而且这种服务需求也迫使传统金融业的大规模调整，主要表现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程度上运用和依托网络拓展金融业务，而且这种金融业务必须是全方位的、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理财等各个领域的“大金融”服务。
2000年，随着因特网和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不少地区的网络金融业务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网上银行服务已经逐步成为银行必须提供的金融服务之一，否则银行就必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网络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网络金融业务会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网上银行的经营成本远远低于传统的银行业。网上银行是指通过Internet这一公共资源及使用相关技术实现银行与客户之间安全、方便、友好联接的虚拟银行。它可为客户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产品。
现代商业银行面临的是资本、技术和管理水平等全方位的竞争。各家银行不断推出新的服务手段，如：电话银行、自助银行、ATM、客户终端等。据国外统计资料显示，银行通过各种服务手段完成每笔交易所花费的费用情况，对比如下：
营业点：1.07美元；
电话银行：0.54美元；
ATM：0.27美元；
PC：0.15美元；
Internet：0.1美元。
从上述对比中可以看出网上银行的服务费用最低，甚至比普通的营业费用要低10倍。这主要是由于它采用了开放技术和软件，极大地降低了开发和维护费用。例如信用卡业务是一项与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紧密相连的银行业务，对于信用卡申办人，若其已经上网，则可通过网络提出申办意向，这样可大大方便客户，缩短从申办到领卡的时间。持卡人也可以通过网络查询自己的帐户余额和用卡明细，这一功能可替换当前的电话银行系统，并且比电话银行系统更加直观和快捷。对于那些有E－mail地址的客户，银行每月可向他们提供对帐单，可为银行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纸张。另一方面，也可让客户更快地收到信息。同时，银行在网上还可以对特约商户进行信用卡业务授权、清算、传送黑名单及紧急止付名单等。
随着Internet的迅速发展，网上购物变得越来越普及。顾客通过Internet浏览商家在网上展示的各种商品，据此选购自己喜爱的商品，选定后顾客所需做的只是输入自己的信用卡号码和密码即可。这便是电子商务给金融业带来的机遇例证之一。
有了网上银行，人们就可以直接得到支付、转帐等银行服务。因此，网上银行能够提供比电话银行、ATM和早期的企业终端服务更生动、灵活、多种多样的服务。与营业点相比、网上银行提供的服务更加标准化和规范化，避免了由于个人情绪及业务水平不同而带来的服务质量的差别，可以更好地提高银行的服务质量。
（2）降低银行软、硬件开发和维护费用
网上银行的客户端采用的是公共浏览器软件，不需要银行去维护、升级，这样可以大大节省银行的客户维护费用，而使银行专心于服务内容的开发。由于客户使用的是公共Internet网络资源，银行避免了建立专用客户网络所带来的成本及维护费用。
（3）降低客户成本，客户操作更加生动、友好
客户只要可以接入Internet便可使用银行服务，真正实现了跨越地理和时间限制的客户服务。异地的客户还可以节省过去实现方法中的国际、国内长途费用。客户使用公共浏览器就可以享受到、图文并茂的客户服务。另外，网上银行可以实现银行的广告、宣传材料及公共信息的发布。例如，银行的业务种类、处理流程、最新通知和年报等信息都可以在网上进行发布，这是网上银行最基本、最简单的功能。网上银行还可以实现客户在银行各类帐户信息的查询，及时反映客户的财务状况，实现客户安全交易，包括转帐、信贷、股票买卖等。
（4）网络金融服务也打破了传统金融业的地域限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金融服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网络可以十分容易地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这就为网上银行拓展跨国业务提供了条件，使得网络金融服务能够接触的客户群更大，打破了传统金融业的分支机构的地域限制，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一旦一家网络银行顺利完成了规模庞大的信息技术投资，就能够以相当低的成本、大批量地迅速处理大量的金融服务，从而迅速降低运营的成本，实现更大范围的规模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强大的外资金融机构根本无需再在中国境内大规模设立传统的分支机构，只需通过开展网上金融服务，就能够吸引相当大的客户群体。
2．网络经济时代的金融游戏新规则
根据网上银行家网站提供的数据，1997年底已经有625家银行提供在线和因特网银行服务，1998年底达到800多家，2001年将达到1200家。简而言之，“要么适应网络经济，要么死亡”，这就是网络经济时代金融机构不可回避的选择；任何金融机构、任何投资者，都必须主动适应网络经济时代的新游戏规则。
（1）网络经济时代，不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金融服务的融合趋势正在构建“大金融”的基石。
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快速地处理和传递大规模的信息，原来体制下严格的专业分工将经受强烈的冲击，各种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日趋类似，同时，非金融机构同样也有实力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据报道，日本索尼公司计划在2001年设立针对一般个人的网络专业银行，资本额为200亿日元，索尼网络银行设定的目标是；五年内存款达到一兆日元。刺网．伊藤洋货堂正在筹组网络清算银行，而富土通、日本寿险、东京电力等公司也正在组建网络银行。大的网络公司如Yahoo、AOL以及微软等也纷纷借助已有的网络优势，进入到金融领域中来，蚕食传统的金融业务并挖掘新的金融业务．也使传统金融企业的竞争对手今非昔比，金融与非金融业的差别日益模糊。
（2）更多的金融服务将离开传统的金融服务机构，推动金融市场非中介化加剧。
金融市场享受金融服务的经济主体，在选择金融服务时，其选择的优先次序越来越表现为从透明度低的金融机构转向透明度高的服务机构。所谓透明度，就是主动向市场提供信息的多少、收取交易费用的高低。总体上看，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透明度较低，共同基金等属于半透明机构，而证券市场则基本属于透明机构。金融市场上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和交易品种的不断丰富，将吸引更多的金融交易从传统的金融机构转向金融市场。
（3）网络经济的开放性，决定了任何金事机构都不可能置身事外面对网络经济的大潮，也许一些金融机构会心存侥幸：即使暂时不介入网络金融，对业务的影响可能也不会太大。
网络经济的开放性，决定了这种想法的一厢情愿。即使银行想固步自封，市场的竞争也不会允许这种可能性的存在。网络经济会让传统的银行业被迫接受网络金融大潮的冲击与洗礼。
3．网络大潮冲击下的银行战略：困境与选择
在网络经济时代，传统的银行必须直面网络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
首先，银行要充分利用网络条件降低交易成本，这主要表现为通过运用网络，以更低的成本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其次，银行要利用网络条件强化银行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信息优势。
从操作层面看，传统体制下银行的信息优势主要来自于帐户的信息，而帐户信息的获得则取决于银行清算支付系统的运转。银行如果失去其支付中介业务，就会失去客户的信息乃至整个业务。值得关注的是，在网络经济时代，银行在支付体制中的支配地位已经受到冲击，这一是由于新的支付工具不断出现，如虚拟信用卡的大量发行、电子现金(e—cash)的发展；二是非银行机构借助新兴的信息技术争夺支付系统的经营权限。事实上，这一点在美国已经表现的十分明显。从美国支付业务的发展趋势看，银行正在丧失其信息优势——而信息优势正是银行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银行必须及时利用网络经济的条件，大力加强对客户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如通过因特网搜集关于客户属性、交易习惯、业务偏好等信息，并相应提供金融服务。
第三，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成本降低，银行传统的公司业务的萎缩是必然趋势，因此银行应当将业务发展的重点放在开发消费者银行业务上，其中又更应当把重点放在与网络相关的消费者群体上。
（作者：木之青雨）
㈡ 急需一篇关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的论文
摘 要：本文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主体资格的界定入手，详细分析了B2C、C2C交易模式中是否存在销售者和经营者这一问题；进一步阐述了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最后深入探讨了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网络消费者 网络经营者 侵权 权益保护
电子商务中出现的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已逐渐成为其发展的阻碍，亦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在尊重电子商务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从法律及相关层面采取各种措施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推动我国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一、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主体资格的界定
消费者与经营者是相对应、相对立的关系，没有经营者就没有消费者，反之亦然。电子商务中可能存在的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模式有三种：B2B、B2C、C2C，其中B2C模式中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是毫无争议的。值得探讨的是B2B、C2C模式中是否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与经营者主体资格如何界定等问题。
电子商务只是人们生活消费的途径之一，它没有改变消费者的定义也没有改变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所以现行法律对消费者的定义同样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域。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解释消费者的定义，也没有对消费者的主体资格进行说明，要清晰地界定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身份，就必须对消费者的主体资格及概念进行界定。根据国家标准局《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的规定，可以成为消费者主体的只能是“个体社会成员”。有些学者认为若单位购买生活资料最后也是由个人生活消费而使用，那么该单位和集体属于消费者权益法保护范围内。笔者认为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单位”、“集体”或者“组织”是否构成消费者的主体仍然值得商榷：
首先，国际通行的规则是将消费者定位于个人。从目前法学理论界的观点和世界各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惯例看，消费者的主体资格只限于个人，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指那些从经营者处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消费者政策委员会将消费者定义为，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欧盟消费者远程合同指令》将消费者定义为，非出于商业、买卖、职业目的而缔结合同的任何自然人。
其次，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最终消费的主体，单位购买生活资料的基点仍是个人生活消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是个人消费，或者说是直接消费。在单位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时，其不能直接进行生活消费，不能作为最终消费者。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由合同法调整，而不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如果单位坚持依照《消法》来主张权利，这种情况下它的地位相当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诉讼代表人。
最后，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角度看，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交易中弱势一方，就单位所具有的实力而言，很难将其视为市场中的弱势一方。个人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往往处于弱者地位，故应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特殊保护。且其与经营者相比较缺乏交易经验或缺乏足够的交易信息和交易能力，从而导致在交易中不具有与经营者对等的实力，所以需要国家立法进行干预；而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进行交易时，有足够的团体力量与经营者抗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处于强势地位，法律上没有必要给予特殊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具有消费者主体资格的只能是个人。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商业性服务的，由国家专门法律保护其消费权益的个体社会成员。那么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主体资格为：出于生活消费目的采用电子商务方式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商业性服务的个人。由此可知，B2B交易模式中的单位购买者不具有网络消费者的主体资格，即B2B交易模式中不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的概念未作解释，也未对其主体资格进行界定。《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经营者有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产品质量法》用的是“生产者”、“销售者”概念，未将两者合称。实践中，经营者的概念也不明确，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我国对经营者管理注重的是经营许可证的取得或商业行为。本文将“经营者”界定为：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商业性服务，并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同时，本文认为电子商务中具有经营者主体资格的有：采用电子商务方式达到营利目的，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商业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在C2C交易模式中，虽然销售方为没有经营许可证的个人，但个人销售者应被视为经营者，以令其对应的购买者自然成为消费者，双方行为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具体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角度看，消费者作为分散孤立的个人，处于不利或弱势地位。且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等因素[2]，故法律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电子商务中，因网络的虚拟化、电子化使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例如在C2C交易中，在线销售者只是披露商品信息或自己的身份信息，消费者无法对其信息作出真伪鉴别。如果销售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内容，那么购买者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信息不对称在C2C交易模式里表现的淋漓尽致，整个交易过程中购买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2、在C2C交易模式下，企业可能以个人身份注册并从事经营，而购买者很难得知与其交易的对象究竟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果法律一概将注册为个人用户的企业销售者排除在经营者的范围之外，那么与这类销售者进行交易的个人不会被法律视为消费者从而无法受到特殊的保护。
3、C2C交易中，大部分的个人销售者以出售商品为业，主观上具有营利目的，客观上存在营利行为。由于网络的特性，个人销售者可以只凭借个人身份证或相关证件开设“店铺”，销售商品。其“店铺”规模及产品种类甚至可以和现实生活中的商家相媲美，甚至规模更大、种类更多。其销售方式多样，包括拍卖、零售、批发等。这类个人销售者的性质和现实生活中的经营者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其借助了网络这一便利资源。将这一类个人销售者视为经营者，更有利于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C2C交易模式中，如何以特定的标准来确定个人销售者为经营者，这涉及到制定法律的技术问题，本文不作论述，但建议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因素：（1）个人销售者是否以出售商品为业，具有营利目的。（2）个人销售者出售商品的数额或交易频率是否达到一定标准。（3）个人销售者“店铺”货物的库存量。
二、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的问题
相对于传统交易，电子商务具有交易主体虚拟化、交易过程无纸化、支付手段电子化、交易空间泛地域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更加悬殊，网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安全权等更容易遭到网络经营者的侵犯。（见表一）
1、网络消费欺诈问题
网络消费欺诈是指经营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网络上实施的，利用虚构的商品和服务信息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消费者财物的行为。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该概念中的经营者包含了真实的经营者和假冒经营者身份的欺诈行为人。因为，在网络环境下，若销售者对其身份信息披露不全或虚构身份信息，购买者则很难辨认或无法判断销售者的真实身份。在目前网络法律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只要消费者将在线销售者视为经营者，或者说消费者根据销售者披露的信息判定或推断其为经营者，无论其是真实的经营者还是假冒经营者身份的欺诈行为人，法律上都应当将销售者认定为经营者。这样不仅可以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有助于消费者在遭受欺诈后寻求司法救济，也可以借助该法对网络交易行为进一步规范，弥补现行法对网络交易监管的不足。现阶段，网络消费欺诈的手段有：低价陷阱套取货款、空头承诺骗取订金、网络拍卖欺诈等。
针对网络消费欺诈，可以尝试建立事前预防体系：（1）建立经营者信息管理中心；（2）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3)从立法上明确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审查义务；（4）可以考虑在涉及网络消费合同时，法律作这样的规定：在网络交易中，对消费者的付款应先做预付款处理，交易过程完成之前，预付款所有权不发生转移。
2、网络虚假广告问题
网络虚假广告是指经营者为达到引诱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而发布的关于其商品或服务的不真实的信息，如夸大产品性能和功效、虚假价格、虚假服务承诺等。网上广告因其特殊性，给相关部门的审查和监管带来了一定难度。而网络广告是网络消费者购物的重要依据，消费者的购物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广告文字和图像判断而作出。消费者很难判别广告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其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难以得到保障。
笔者对网络虚假广告的监管有如下建议：（1）加强对经营者身份的审核与公布；（2）明确ISP[3]与ICP的责任；（3）明确主管部门的监管职权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4）完善相关法规。有必要针对网络虚假广告等不正当引诱方式制订特殊规则，使网络广告的发布行为有法可依，加强对虚假广告的管理。
3、网络消费合同履行问题
网络消费合同不适当履行的行为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延迟履行。网络购物的物流配送缓慢是消费者经常遭遇的问题之一，出于某些原因，经营者向消费者承诺的交货日期难以兑现；（2）瑕疵履行。网络消费者在认购商品并发出货款后，经常出现实际交付商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等与物品介绍不一致的情况。（3）售后服务无法保证。网络交易的最大特点就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经营者承担“包修、包换、包退”的义务，但因为跨地域交易、经营者真实身份难以认定等因素，消费者很难实现其享受售后服务的权利。关于数字化商品的退货问题也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面临的新问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的合同履行期限未做规定，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偏向消费者履行期限的规则。根据欧盟2000年10月31日生效的《消费者保护（远程销售）规则》：“供应商必须自消费者向其发出订单的30天内履行合同。无论出现任何原因，供应商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合同，必须尽快通知消费者并返还所涉款项，通知与返还期限在履行期届满30天内。”该规则同时规定“消费者有权在最少7个工作日内撤销任何远程契约，且不需要给付违约金与说明理由。在撤销契约中，消费者承担的费用仅限于返还货物的直接费用。”我国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当考虑这两个规则，有条件的确定最长履行期限和“犹豫期”。前者可以促使经营者及时处理信息，尽快履行合同；后者可以确保消费者“退货权”的实现，同时保障经营者的合法利益。
4、网络格式合同问题
目前，网络消费类合同中普遍采用的是格式合同形式，大多数交易条款或服务条款都是经营者事先拟定好的，消费者一般只能接受或拒绝。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经常遇到点击类格式合同（click-warp contract），即消费者按照网页的提示，通过点击经营者网站的“同意”或“接受”按钮所订立的网络合同。另一种格式合同是浏览类格式合同（browse-warp contract），指经营者作为合同的一方在合同中约定，访问者一旦浏览了其网站主页便与该经营者成立了合同。
经营者的格式合同中，存在着减轻、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这些条款较高的隐蔽性令消费者忽略了条款中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
在网络环境下，要消除格式合同是不现实的，因为“网络具有天然地适用格式合同的条件及优势”[4]。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责任制定一些规则，规范网络格式合同订立的程序及内容，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1）经营者对合同订立程序的合理性具有提示的义务。网络经营者经常采用设置方便链接，将格式合同隐藏于其他页面等方式，使消费者无法知道合同的存在。经营者应当以醒目的标识提示消费者合同条款的存在，并在技术上设置提示程序，消费者只有阅读了格式条款后，才能缔结合同。（2）经营者对格式条款的合理性具有提示的义务。订立合同过程中，经营者应当提醒消费者网站上哪些协议、声明、通知属于合同条款，而且应当以醒目、易懂的形式告知消费者关键条款内容。（3）经营者对合同内容变更的告知义务。在合同订立后，存在着经营者对合同条款进行变更或修改的情形，经营者对其变更或修改的条款内容应当履行告知的义务。
5、网络支付安全问题
网络交易是一种非即时清结交易，通常由消费者通过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手段付款，经营者收到货款后才发货或提供服务，这区别于生活中即时清结的消费交易。网络的开放性增加了消费者财产遭受侵害的风险，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货币支付货款时可能承担以下风险：网上支付信息被厂商或银行收集后无意或有意泄露给第三者，甚至冒用[5]；不法分子盗窃或非法破解帐号密码导致电子货币被盗、丢失；消费者未经授权使用信用卡造成损失；信用卡欺诈；支付系统被非法入侵或病毒攻击等。
对于保障网络支付安全，除了采取当事人自律规范、从网络技术上确保交易安全等措施外，更要从法律上明确银行、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平衡其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从目前各国信用卡的法律规范来看，大都偏重于保护消费者。例如，美国的《Z条例》（Regulation Z）就规定：“消费者承担的责任有限，对欺诈产生的损失，经营者承担较大风险；对事件的调查责任主要由发卡行和信用卡公司承担。”我国在制定电子货币支付相关法律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内容，采取对消费者权益实行重点保护的立法原则。
6、网络消费者隐私权保护问题
网络消费中，大量的私人信息和数据等被信息服务系统收集、储存、传输，消费者的隐私权不可避免受到威胁，如：网络经营者为追求利润和利益使用甚至买卖消费者个人信息；银行的过错行为或黑客侵犯导致的个人信用卡信息被盗、丢失；大量垃圾邮件的骚扰等。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法律对网络隐私权加以保护，而国际社会对网络环境下隐私权保护的力度已大大加强，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已经有了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的法案，我国也应该尽快把网络隐私权保护问题纳入立法的日程。立法内容应当考虑以下几点：（1）规定经营者的义务；（2）收集个人信息行为必须合法。经营者必须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经主管部门许可及当事人同意后才可以进行收集；（3）个人信息的使用必须安全；（4）规定侵犯网络隐私权的法律责任；（5）制定对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特殊保护条款。
7、消费者损害赔偿权难以实现问题
消费者的损害赔偿权又称求偿权。实现这种权利的前提是消费者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或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后，人身或财产遭受了一定的损害。损害赔偿权实际是法律赋予消费者在利益受损时享有的一种救济权。
网络的特性和相关法律的缺失使网络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产生大量的纠纷。当消费者发现自己权益遭受侵害后，因无法得知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或者经营者处于其他地区而无法或不便寻求救济。而且过高的诉讼成本、举证困难、网络交易纠纷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的不确定也导致消费者容易放弃救济权。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如何更好的保障网络交易的发展，保护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证网络消费者在遭受侵权后迅速、方便的寻求救济，这成为了立法面临的新问题。
三、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构建
（一）通过法律规定网络经营者的义务
1、在线信息披露义务
在电子商务中，经营者具有强大的优势，交易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经常陷入不知情状态，处于交易劣势。经合组织1999年12月《OECD关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保护指南》中明确指出网络经营者应当披露的信息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经营者身份信息、商品或服务信息、交易信息，这可以成为我国立法借鉴的原则。
为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法律应当明确规定经营者有义务披露真实的、完全的交易信息，向消费者提供清晰的、全面的交易条件。如：向消费者收取的或由消费者承担的成本项目、服务条款、交付和支付条款、购买的限制或限度条件（监护人许可、地域和时间限制、购买额的限度等）、有效的售后服务信息、保证和担保条款等。
2、不得滥用格式条款的免责义务
网络格式合同在网络消费交易中是必要的，其效力是可以根据《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只要其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没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格式合同就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也应当从法律角度对免责条款进行限定，这对维护交易公平和发展网络交易具有重大意义。如：限制无效条款列入合同；限制不合理条款的效力；对于减轻、免除经营者责任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条款应当采用特别提醒的方式列入合同，否则就是“霸王条款，权利不平等”。
3、切实履行合同义务
电子商务合同履行中，经营者延迟履行合同、瑕疵履行合同、不履行售后服务义务的情况时有发生。除了上文中建议法律有条件的规定最长履行期限和“犹豫期”外，还应当规定经营者的承诺义务、保证售后服务义务、赔偿义务。当然，为了防止消费者对权利的滥用，可以规定一些例外情形。
4、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义务
网络经营者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除了前面提到的措施外还可以从一些细节上进行规范，如：经营者要保证数据的统一性和秘密性；提供的网络服务必须有技术保障，以保护消费者信息的安全；告知消费者降低风险的技术措施；对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带来的损害结果必须负有赔偿责任；经营者擅自转让消费者个人信息给第三方，造成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建立在线交易争端解决机制
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除了从立法和制度上给予事前保障，还应当保证消费者在争端发生后寻求救济的权利和途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了消费者在遭受侵权行为时寻求救济的权利，但在电子商务中，其救济途径却难以找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构筑网络交易争端的解决机制：
1、设立小额诉讼程序
网络交易中，大多数是小额交易，在合同履行出现问题后，面对诉讼成本、诉讼困难等问题，消费者往往选择放弃救济。因此，有效的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对于方便公民小额纠纷，特别是保护网络消费者利益有着重要意义。
小额诉讼程序的实质是为一般民众提供一种救济小额权利的司法形式，其具有立案数额低、简易、高效等特点，对小额诉讼程序在审理阶段上应该和一般诉讼程序有所区别，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小额诉讼程序的审理就有以下特别规定：可以在夜间或休息日进行；实行一次言辞辩论终结诉讼；为实现简易、迅速的审理目的，对证据的调查有特殊规定；诉讼中严格限制诉之变更、追加与提起反诉；使用表格化判决；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制，限制当事人上诉。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受理小额诉讼的法庭，如：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小额诉讼程序，构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小额诉讼程序。这不仅能够解决网络纠纷中诉讼管辖权的问题，也能够轻松解决消费者跨地域、标的小、案情简单的多种纠纷。
2、建立在线投诉中心
中国工商总局和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可以共同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在线投诉中心，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消费投诉。在该中心投诉的资料由中心转发到被投诉的网络经营者所在地的工商局或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由当地的工商局或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对投诉资料进行核查并进行处理；也可以考虑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下设立部门，该部门在收到中心转发的投诉资料并核查后，代表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解决。这使消费者在寻求救济时不需要考虑地域限制和救济成本的问题。同时，笔者认为消费者对经营者所在地有查找的义务，这样可以让中心能快捷、高效地处理来自全国各地投诉信息以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建立在线争端解决机制
在线争端解决机制（ODR）是指“涵盖所有网络上由非法庭但公正的第三人，解决企业与消费者间因电子商务契约所生争执的所有方式。”它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纠纷解决方式和适用规则的灵活性、争端处理的高效性、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低费用）等特点。在线调解和在线仲裁是最常见的在线争端解决方式。
在线调解的基本原理同传统调解一样，不同的是调解的全部过程在网络上进行。在线调解的特点是：
（1）更能体现当事人的自愿。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采取该种方式，也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参与到程序中；（2）其程序受法律规范约束少。在线调解中，可以通过第三人寻求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法。
（3）第三人为自愿且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美国Oline ADR的调查程序中，通常是由消费者协会、商业协会或一些中立机构来进行调解。
在线仲裁因受到网络技术对当事人举证等活动的限制，很少适用于网络交易纠纷，目前在线仲裁主要解决域名争议。建立和发展在线仲裁面临的问题主要有：（1）证据提交的问题。网络交易中，除了数据电文来往外，可能也会出现书面或其他形式的证据，此时如何向仲裁庭提交证据成为难题；（2）在线仲裁地的确定问题。由于在线仲裁程序完全是在线进行，故不易对仲裁地作出确认，仲裁地的确定对跨国交易产生的纠纷解决有重要影响。（3）仲裁裁决的效力问题。在线仲裁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具有多大的法律约束力，是否具有司法执行力，这一点尚不明确。
笔者认为，为更好的保护网络消费者权益，更快的发展电子商务，建立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网上争端解决机制是有必要的，该机制必须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领导和管理（如国家工商总局、信息产业部），相关的全国性协会或组织负责争端解决（如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以确定和保证争端解决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三）其他保护方式
保护网络消费权益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单从立法、司法角度还难以达到全面的保护，它涉及到政府、行业、消费者自身等多个层面，甚至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信用体制等问题。这要求我们不仅仅从立法、司法角度来探讨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要从其他方面来引导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实现，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体系：1、加强行政监管。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阶段，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对于减少侵犯消费者权益事件的发生有着重要作用。2、实行行业自律。网络交易因其特性导致行业自律往往比行政手段规制更具有有效性。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力量和作用。3、建立信誉评价机制。网络经济有着较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对于交易纠纷的事前防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政府或法律授权建立权威的、中立的信誉评价机构，由它建立信誉查询系统，消费者可以对网络经营者进行信誉查询，这对于网络交易欺诈、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的经营者可以起到警戒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网络法律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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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桂兰：《电子交易与支付》，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9。
注释：
[1]张雨林为张霖之笔名
[2]信息不对称，指市场活动的参与者对市场交易信息的拥有量是不对称的。导致其的因素有：1、商品或服务的复杂性与技术性。2、交易方式的多样化和格式化。
[3]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网络服务提供者.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网络内容提供者。
[4]参见高富平：《在线交易法律规则研究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5]如帐号、密码、身份证号码等。
㈢ 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有哪些
【法律分析】
为规范和引导电子支付的健康发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范支付风险，确保银行和客户资金的安全，制定本指引;电子支付是指单位、个人(以下简称客户)直接或授权他人通过电子终端发出支付指令，实现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的行为;银行开展电子支付业务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客户和社会公共利益;银行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电子支付业务的，其合作机构的资质要求应符合有关法规制度的规定，银行要根据公平交易的原则，签订书面协议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客户办理电子支付业务应在银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账户的开立和使用应符合《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等规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电子商务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电子商务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对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金融类产品和服务，利用信息网络提供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内容方面的服务，不适用本法。 第三条 国家鼓励发展电子商务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电子商务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推进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建设，营造有利于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㈣ 国务院办公厅：这些城市落实重大政策成效明显受国家激励
凤凰网房产淄博讯（编辑 刘佳）5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对2018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
一、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等相关政策措施社会反映好的地方
河北省邢台市，辽宁省铁岭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海市普陀区，江苏省连云港市，浙江省义乌市，安徽省蚌埠市，福建省福州市，山东省烟台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南省岳阳市，广东省东莞市，海南省三亚市，重庆市渝中区，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贵州省贵阳市，陕西省宝鸡市，青海省西宁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按行政区划排列，下同）
2019年对上述地方优先选择为企业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企业年报制度改革、社会共治、企业信用风险监管、大数据监管等商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试点地区；优先授予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权限；在国家广告产业园区评定中优先给予支持。（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实施）
二、促进外贸、外资稳定增长，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明显的地方
江苏省，浙江省，河南省，广东省，四川省，陕西省。
2019年对上述地方培育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给予优先支持。（商务部组织实施）
三、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企业债券发行、债券品种创新与风险防范等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
北京市海淀区，上海市浦东新区，江苏省苏州市，安徽省亳州市，江西省萍乡市，湖北省宜昌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福田区，重庆市渝北区，四川省成都市。
从2019年起两年之内，对上述地方行政区域内企业申请企业债券实行“直通车”机制（企业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报，不需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转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四、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开工、投资完成等情况较好的地方
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贵州省，陕西省。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中央预算内投资既有专项中安排投资，用于奖励支持其相关专项项目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五、财政预算执行、提高收入质量、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国库库款管理、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预算公开等财政管理工作完成情况好的地方
北京市西城区，河北省廊坊市、平山县、迁安市，浙江省杭州市、德清县、龙泉市，安徽省铜陵市、桐城市、来安县，山东省潍坊市、青岛市黄岛区、荣成市、蒙阴县，河南省开封市、宜阳县、唐河县，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孝感市孝南区，四川省雅安市、成都市龙泉驿区、射洪县，陕西省榆林市、兴平市、石泉县。
2019年对上述地方利用收回的财政存量资金、年度预算中单独安排的资金等予以奖励，每个市奖励资金不低于2000万元，每个县（市、区）奖励资金不低于1000万元，并适当体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财政部组织实施）
六、公路水路交通建设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地方投资落实到位、促进社会资本进入交通建设领域措施有力、交通债务风险防控工作落实有力的地方
山西省，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贵州省，云南省。
2019年对上述地方申报的具备条件的交通建设项目，优先列入三年滚动投资计划、优先安排中央交通建设资金；对上述地方各新增安排中央资金5000万元，用于交通项目建设。（交通运输部、财政部组织实施）
七、地方水利建设投资落实好、中央水利建设投资计划完成率高的地方
江苏省，福建省，江西省，河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安排年度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时给予适当奖励，各增加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000万元，相应减少所安排项目的地方建设投资规模。（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八、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营造诚实守信金融生态环境、维护良好金融秩序、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成效较好的地方
河北省，江苏省，湖北省，广东省，重庆市。
2019年支持上述地方或其辖内地区开展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在同等条件下对其申报金融改革试验区等方面给予重点考虑和支持，在相关领域加大再贷款、再贴现的支持力度，鼓励符合条件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上述地方开设分支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双创”公司债券、绿色公司债券等金融创新产品。（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组织实施）
九、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成效好、闲置土地少且用地需求量较大的地方
北京市海淀区、房山区，上海市金山区、奉贤区，浙江省湖州市，安徽省肥西县、繁昌县，河南省郑州市，湖南省株洲市，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佛山市顺德区，重庆市万州区、沙坪坝区，四川省眉山市，云南省会泽县、镇雄县。
2019年对上述地方按照每个市5000亩、每个县（区）2500亩的标准奖励用地计划指标，在编制全国土地利用计划时单独列出。（自然资源部组织实施）
十、按时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且成效显著的地方
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分配中央财政资金时，各增加2亿元，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
十一、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效明显的地方
山西省临猗县，吉林省梅河口市，江苏省东海县，浙江省永康市，福建省德化县，山东省曹县，湖南省浏阳市，广东省英德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四川省都江堰市。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中优先支持，并给予专项资金扶持。（商务部、财政部组织实施）
十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自主创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效明显的地方
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9年对上述地方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1家符合条件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区或调整区位，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1家符合条件且发展基础较好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部组织实施）
十三、改善地方科研基础条件、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落实国家科技改革与发展重大政策成效较好的地方
河北省，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分配中的管理因素权重按满分计算，加大资金倾斜支持力度。（科技部、财政部组织实施）
十四、在推动“双创”政策落地、扶持“双创”支撑平台、构建“双创”发展生态、打造“双创”升级版等方面大胆探索、勇于尝试、成效明显的区域“双创”示范基地
上海市杨浦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嘉兴南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安徽省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山东省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河南省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南省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园区、深圳市南山区，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
2019年对上述区域“双创”示范基地优先支持创新创业支撑平台建设，在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等方面予以重点倾斜；对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项目，优先推介与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对接；优先支持区域内创新创业成果在全国“双创”活动周主会场重点展示；优先支持举办“创响中国”等重大活动，宣传推广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十五、促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实施技术改造成效明显的地方
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省唐山市，辽宁省大连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江苏省南京市，浙江省宁波市、嘉兴市，河南省洛阳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深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四川省德阳市，贵州省遵义市。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导向计划安排，制造业单项冠军及其他示范项目、示范企业、示范平台评定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实施）
十六、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特色优势明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基础雄厚的地方
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滨海新区，上海市浦东新区，江苏省无锡市，浙江省杭州市，安徽省合肥市，福建省福州市，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南省湘潭市，广东省广州市，四川省成都市。
2019年对上述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推动有关金融机构优先给予综合性金融支持；推动相关新兴产业发展基金优先在上述地方设立子基金。（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十七、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力度较大，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等工作成效突出的地方
北京市石景山区，山西省长治市，辽宁省沈阳市，黑龙江省大庆市，江苏省徐州市，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河南省洛阳市，湖北省黄石市，湖南省湘潭市，四川省自贡市。
2019年对上述地方优先支持在老工业基地振兴有关重大改革和重大政策方面先行先试，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和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并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资金支持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十八、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生态环境整治、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转型成效突出的地方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吉林省敦化市，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山东省枣庄市，河南省焦作市，湖北省潜江市，四川省泸州市。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重大改革和重大政策方面先行先试，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资金支持力度，增加资金分配系数；中央财政在安排年度补助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十九、推进质量工作成效突出的地方
北京市丰台区，黑龙江省大庆市，上海市浦东新区，江苏省徐州市，福建省厦门市，河南省许昌市，湖南省湘潭市，广东省深圳市，陕西省韩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质量工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协同服务及应用示范基地建设、质量技术机构优先布局建设等方面，予以激励支持。（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实施）
二十、校企合作推进力度大、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好、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地方
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南省，广东省，青海省。
2019年对上述地方优先纳入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等中央专项中予以倾斜支持。（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二十一、落实鼓励和支持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工作力度大，促进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等任务完成较好的地方
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广东省，陕西省。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安排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时给予倾斜和支持。（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实施）
二十二、在2018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认定为完成年度计划、减贫成效显著、综合评价好的地方
河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中给予一定奖励。（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实施）
二十三、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地方
河南省，四川省，贵州省。
2019年对上述地方进一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支持力度，并在以工代赈资金安排上予以倾斜，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二十四、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地方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江苏省徐州市，浙江省温州市，安徽省阜阳市，江西省上饶市，山东省潍坊市，河南省三门峡市，湖南省长沙市，四川省南充市，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陕西省延安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棚户区改造）；河北省平泉市，山西省灵丘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黑龙江省海伦市，江苏省高邮市，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江西省宁都县，山东省沂源县，河南省卢氏县，湖南省慈利县，广东省高州市，海南省澄迈县，重庆市大足区，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贵州省兴仁市，云南省永胜县，陕西省丹凤县，甘肃省秦安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农村危房改造）。
2019年对棚户区改造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在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时，给予适当奖励或倾斜支持；对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在安排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时，给予适当奖励或倾斜支持。（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组织实施）
二十五、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地方
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蓟州区，河北省唐山市，山西省运城市，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辽宁省大连市，吉林省延吉市，黑龙江省鸡西市，上海市嘉定区，江苏省连云港市，浙江省东阳市，安徽省铜陵市，福建省长汀县，河南省息县，湖北省宜都市，湖南省浏阳市，广东省高州市，重庆市忠县，四川省自贡市，贵州省福泉市，陕西省延安市。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分配中予以倾斜，各新增安排中央资金500万元。（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组织实施）
二十六、落实养老服务业支持政策积极主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明显的地方
浙江省，江西省（推进养老项目建设）；上海市，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2019年对推进养老项目建设成效明显的地方，在安排年度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时，在原有投资分配基础上增加5%的奖励；对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成效明显的地方，在安排年度福利彩票公益金补助地方老年人福利类项目资金时，通过工作绩效因素予以资金倾斜。（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民政部组织实施）
二十七、环境治理工程项目推进快，重点区域大气、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的地方
河北省衡水市，广东省深圳市，海南省海口市，陕西省渭南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2019年中央财政年度污染防治资金下达后，由有关省（区）统筹中央财政切块下达的资金，安排一定的比例对上述地方给予奖励。（生态环境部、财政部组织实施）
二十八、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力度大、河湖管理保护成效明显的地方
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安排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时适当倾斜，各予以5000万元资金奖励，用于河长制湖长制及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水利部、财政部组织实施）
二十九、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的地方
天津市西青区，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山西省介休市，上海市崇明区，浙江省龙泉市，福建省永春县，江西省横峰县，河南省兰考县，湖北省京山市，湖南省长沙县，广东省四会市，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重庆市南川区，四川省武胜县，云南省安宁市，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中央财政分配年度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时，各给予2000万元激励支持，主要用于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建设。（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组织实施）
三十、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创造典型经验做法且受到国务院督查表扬的地方
北京市西城区，山西省长治市，上海市杨浦区，浙江省湖州市，河南省漯河市，湖南省湘潭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海南省东方市，四川省眉山市，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昌都市，青海省海东市。
2019年对上述地方在国务院大督查实地督查中予以“免督查”。（国务院办公厅组织实施）
（来源：中国网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