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英雄營銷案例

『壹』 《大聖歸來》為什麼營銷得如此成功

我們見證了大聖的逆襲，甚至對很多人而言，我們參與了這場不見硝煙的戰爭，而且還取得不錯的成績。這是場盛大的狂歡，我們感激製作團隊，為他們在逆境中的堅持，我們也感激層出不窮的自來水，為他們不遺餘力的讓更多人知道這樣一部片子。然而我們同樣看到了，這樣的成功背後是什麼樣巨大的付出和努力，製作團隊的努力，自來水們的努力。大聖之所以成為一部現象級的作品，是因為它的難得——難得的誠懇，難得的被眾人承認，口碑上的和票房上的，同樣是因為它的」難「得——它誕生得艱辛，也成功得艱辛。原來的回答之所以拿小時代和梔子花開來說事，僅僅是因為這是大聖同期上映的作品，它們本身並不重要。我在意它們與大聖的票房對比，因為這是最能反映一部挺好的作品和一部不那麼好的作品的人氣的數據；我同樣也不那麼在意它們與大聖的對比，因為這不該是大聖的目標，不該是我們的目標，也不該是中國電影的目標。今天，我或許可以說大聖是一個成功的營銷案例。而我更希望，下一個大聖，不再需要這么成功的營銷，才能達到今天的成績。這問題我答不了，所以自作主張換個問題來回答：為什麼其他電影不能像大聖營銷的這么成功？這個問題就好回答多了。首先，作品本身拿得出手。介於這個問題專注於營銷，就不多說了，但這是前提條件。一般電影的營銷，主要是營銷關注度，製造話題，吸引眼球，通過各種活動手段廣而告之，小時代雖然不是好的電影，但在營銷上的成功不可否認。這需要什麼？充足的經費，完整的的推廣團隊，參演明星的知名度和話題度。現在絕大多數都是這么做的。由此也能佐證為什麼翻拍這么被青睞，因為它先天有營銷優勢。同樣大聖作為國民男神，這個優勢同樣存在。但是，互聯網時代的傳播的必然產物是，海量信息迅速發布，但無效信息大獎充斥眼球。片方花大力氣發布的大量信息，大多以通稿的形式存在，這往往是很多人眼中的垃圾信息，即過目便忘，不知所雲，最多記住個名字。而粉絲的熱情基本是，啊啊啊，某某好帥某某電影好好看，這種級別的。屬於半垃圾信息，多數人看見後，最多是在去電影院的時候，在一堆沒見過名字的電影中，因為見過這個名字所以多點關注。而大聖不是。大聖的傳播並非以這樣種傳統渠道完成的。當然它未必不想，但錢是死穴。它的推廣一開始是用點映來讓人知道這樣一部高質量的作品。然後，這里是關鍵，隨即噴湧出的是各路大手的長評，手繪，剪輯，手工作品！這不同於大v們隨手轉個推薦，這些作品無疑是需要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這種推薦對閱讀者而言就不會是垃圾信息，它們是有效的甚至高效的。看到這類信息的普通觀眾至少會有這樣的直觀感受：它至少是值得花時間去看一看的。尤其是，這類大手平時並不是那種為了某個偶像就無條件推薦的粉絲，他們會熱血會瘋狂，但更多時候是節制而理性的。這就是傳說中的自來水，然後，這一情形發酵，以幾何倍的速度擴散，這才導致我們現在感受到的熱力營銷。而這種模式的難以復制在於，他不是片方所能控制的，片方可以花錢請明星大v來轉發提高熱度，但沒有辦法請這么多的水軍來製作有質量的推薦（當然，對於某些本身沒質量的作品，要做出有質量的推薦本身就很難實現），並且要有源源不斷的新自來水來補充，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最後我想說，很遺憾，但不得不承認，這種成功更多的是口碑層面印象層面的成功，而不是經濟上的成功，在很多人二刷三刷的情況下，大聖的票房依然落後於小時代和梔子花開，這是非常無可奈何的現實，我們唯一期待的是，十年之後，當已經沒人記得小時代和梔子花開的時候，大聖歸來依然能是一代人繞不過去的作品。

『貳』 英雄造勢時的例子啊！！！

如果要辯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我認為首先要給英雄下個定義，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時期，英雄的定義有所不同。

人們對於英雄的含義可能還沒有一個比較概括比較定義的說法，英雄而只是在我們心中存在的一種東西，說到英雄，我們腦子里第一出現的詞是不畏危險，英武勇敢的那種鐵骨錚錚的好男兒的形象，但更多的時候，細究起來，我們會發現，其實要稱上英雄，這幾個詞語遠遠表達不了英雄的真正的內含。
在我看來，英雄不敢有能有武有謀有略，更重要的一點就是他為了大局或者說為了實現一種特定的思想或者說為他人而舍自己而承擔著別人所不能所無法承擔的東西，一種使命。不知道你們看了張藝謀的電影《英雄》沒有，我看了後半部，前面已不用看，我看出了張藝謀想要表達的東西。張藝謀的《英雄》雖然殘酷卻很震憾。英雄是什麼，英雄為了天下百姓的安寧，不是忘了家仇，家仇日日夜夜侵攏著他們，但是他們知道無法殺秦始皇，不是殺不掉，而是局勢讓他們殺不了，所以他們只有自己死。他們是英雄，秦始皇雖然也把他們殺了，我想在張藝謀看來也是英雄，因為他是一代皇帝，無法不殺。英雄是什麼。我所喜歡的佩服著的英雄就是張藝謀《英雄》裡面的英雄——那個跟秦始皇有著殺父之仇最後卻不殺秦始皇的男主角之一。

這裡面就是英雄造時勢，如果殺了秦始皇，那麼時勢不同，歷史要改寫。中國歷史上，我們最熟悉的戰亂時代該是三國了，三國時代時勢「造了」不少英雄，戰亂時代，總有人會出頭，不是諸葛亮就你張三，不是周瑜就是他李四，反正總是有人。長江後浪推前浪，當先前的英雄隱去了蹤跡，自會有後來者補上。所以，我覺得對於英雄一詞的定義甚是重要。

英雄，也許只是指某個特定時期的風雲人物，也許只是指對某個時代的造成影響的人物，若英雄只是稱謂，對時局毫無影響，不足以稱英雄。
是英雄，就能把握大局，是英雄，就能決策千里，帷幄籌中。

「《呂氏春秋》的《貴因》篇，讓我知道「因」的重要。順應時勢，因時因勢，才能無敵於天下。」

關於上面一大段的古文，看起來麻煩吃力，偶就不看了。從這里說起吧。如果按照馬克思的內因決定外因，外因反作用於內因的理論來說，「順應時勢，因時因勢」是不能無敵於天下的，因為時勢，因勢都只是外因，而內因才是起決定作用的。

「再想到「勢」。 有一個比喻，說一塊石頭，放在平坦的地上，沒有任何力量，因為「勢」沒有形成。可是，如果把它放在高山上，就有了「勢」，一旦滾落，其力量不可小視，因為「勢」成了。」
說到勢，我就打一個很不恰當的比方，石頭在高山上，如果它對沒有滾落，即使它在高山上
有了勢，但它還是巍然屹立。英雄沒成。
大石頭即使在平地，它稍微挪動個地方力量也不可小瞧，甚至讓你躲閃不及；小石頭則不然，小石因自身力量的弱小，就算滾到你腳下，你還能一腳把它踢開呢。

天時，時機，是成英雄的有利條件，不是必然條件。順應時勢，是英雄當仁不讓。但不是說有了時勢就能造出個英雄來。

英雄卻可以以自己的智慧造時勢，中國近代歷史上毛澤東，蔣介石，可以說是時勢給他們造了條件，讓他們成「英雄」，但是最主要的是他們造就了歷史。造了時勢。這是大局勢。

從小的方面說，就拿一個公司當例子吧，公司是平台，領導人是英雄，公司內部的總和是時勢，領導人有「能」可以造時勢，是「英雄」。如果一個人是「英雄」，那麼他就能把握時局，適時而動。在公司造一種局面，這個局面對公司內部來說也是一種時勢吧。

『叄』 當年全國票房獨攬四分之一，《英雄》這部電影為何如此優秀

當年全國票房獨攬四分之一，《英雄》這部電影如此優秀的原因在於張藝謀導演別出心裁的拍攝手法，吸引人眼球的武俠題材，唯美的畫風，給人們呈現出了一場優秀的視覺盛宴。《英雄》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也較為吸引人，影片以秦始皇的回憶為線索，插敘，倒敘，補敘交替。電影色調主要以黑色，紅色、白色為主，各有暗示，如黑色代表威嚴，紅色代表情慾，白色代表單純，它的成功得於整部影片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雖然《英雄》這部電影在國內的票房不太好看，不過它在國外的票房成績卻相當不錯，總的來說，它就是一部優秀的電影。

『肆』 為什麼英雄這部電影當年會這么出名 我看著覺得挺普通的。

理由有以下幾大點：
一 《英雄》開創了中國電影新的紀元。
二 《英雄》所展現的中令人窒息的創造力和精良考究的製作水準使其成為中國新時代電影的典範和標桿。
三 《英雄》力挽狂瀾，拯救了日漸衰微的中國電影市場。
四 《英雄》旗幟鮮明的高舉民族文化大旗，對抗好萊塢電影文化的侵襲，並一舉在美國本土打贏了這場戰爭。

《英雄》對中國電影所作的貢獻，其實到了2009年，已經完全體現了，中國電影市場全年60個億的產值，而且仍在以每年30%以上的增長率大幅增加，這在02年的時候，想都不敢想的。
《英雄》的出現，推動了中國電影從作坊化生產發展到工業時代，推動了電影營銷的建立。
在《英雄》之前，我們對電影的認識只在電影本身，《英雄》以後，我們才知道原來每一部電影的預告片、宣傳海報、首映式，甚至主題音樂等等，都是影片的有機組成。孤立的觀影活動，已經衍生成為一個過程了，最後走進電影院觀看，不過是最後一個環節。這本身已經拓展了影片帶給大眾的娛樂空間。

當然，對影片的評價，最重要的還是在影片本身，《英雄》絕對是一部獨具匠心的電影，無論是張藝謀的想像力，還是它製作的精細程度，都決定了這部電影會成為永恆的經典，可以載入電影史冊。

『伍』 電影藝術引發了哪些藝術觀念的改革和變化

電影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亦是具有龐大受眾數量的大眾文化形態、大眾傳媒和重要的文化產業，在文化價值觀的傳播、認知、認同，乃至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上，起著重要作用，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業在世紀末的低潮和改革的陣痛中艱難但又是大步地前行。回望中國電影的發展，電影觀念的蛻變革新堪稱劇烈。一部電影的發展史，幾乎就是一部觀念革新的歷史。
人是有觀念的動物，能思想的蘆葦。觀念就是人類支配行為的主觀意識，它對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動的原則、方向和行為軌跡，起著根本的指示和規范作用。觀念的內核是思維方式。思維方式和由它決定的行為方式，決定了人最為基本的活動方向和樣式，因此，觀念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行為的結果。
電影觀念的變革，如影隨形相伴於新世紀電影的始終。與這些觀念變化相應，電影的美學形態、敘事形態、美學觀念等也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比如說，我們的電影觀念曾經是宣傳、工具、事業，是主流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或者是像第四、第五代導演那樣把電影當作藝術表達或文化反思的載體；20世紀80年代有過觸動禁忌的電影「娛樂性」的爭論；繼而邵牧君提出「電影工業論」，則曲高和寡，批評聲不絕。但到今天，經過新世紀以來以大片為肇端的電影的全面市場化、商業化運作，不論是電影局的領導，第一線的影人、編劇、導演，還是理論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觀眾，在電影觀念上都認可或是默認了電影的商業、工業的特性。時代的發展已經讓電影的工業或文化產業觀念、電影營銷理念深入人心。
如果說電影的生產主要涉及電影的對象世界、生產者（策劃創意、融資投資、編劇、導演、演員等的集體性創造）、生成品（影視語言、形式結構、生成特性、藝術形態、類型特徵、後期製作、技術的介入）、觀眾與市場（宣傳發行營銷、影院經營等）等環節的話，觀念變革幾乎在每一個環節上都在發生。
本文主要從工業觀念、藝術觀念、文化價值觀念等幾個重要方面（涉及電影的策劃、製片、創作或生產、宣發營銷等幾個環節進行）梳理總結。
一、 電影工業觀念：製片中心制與營銷觀念
電影工業觀念中至為重要的觀念之一是製片觀念與營銷觀念，分別位列電影生產的上游和下游。
1、 製片人中心制與創意製片管理觀念
近些年來，中國電影在製片機制方面凸顯了一個重要的觀念——「製片人中心制」，並使得製片管理機制在電影生產中的重要性凸顯出來。
「製片人中心制」觀念是電影工業觀念的核心之一。製片人（Procer）是電影生產體系中的關鍵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製片管理（Procing）。而我們所要重點強調的「製片機制」則是製片人的製片管理模式。就好萊塢視野中，理想意義上而言，「製片管理不僅包括電影製作過程的管理，其更豐富的內容在於電影劇本的開發、電影融資以及製片人通過行使其「樞紐」的職責實現對電影創意的管控和與其他主要工種之間的權力制衡。」[1]
長期計劃經濟體制所形成的電影製片傳統，製片觀念是狹隘的。中國當下製片管理機制普遍存在的問題有兩個：
一是不以製片人為中心，而以導演為中心(也有以大腕演員為中心的或以現成的劇本)為中心。二是製片人的工作職責狹窄，或者說是對製片的環節或製片人的工作不重視，沒有賦予相應的要求，投資人也沒有在製片這一環節上給出製片人足夠的權力、時間和財力物力。在很多電影中，「製片人」的工作職責甚至還未脫離「製片主任」（通俗點說就是一個財務主管、拍攝及後期製作的管家）的范圍。而對照美國的電影生產，一位美國著名製片人在談及中美製片的不同時曾發人深省地說過，「好萊塢電影工業與中國電影工業的差別在於，中國只重視製作（Proction）這個階段，但製作前的發展（Development）這個階段在中國通常時間很短，差不多隻有兩年，但好萊塢平均將近10年，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單》從拿到劇本到最後開拍一共整整10年[2]。
如果按照轉換觀念後的製片機制來看，製片人或者說製片管理的工作可以說貫穿於整個影片從策劃創意、編劇導演、生產製作、宣發營銷、後產品開發的所有環節。製片人本身就不僅僅懂投資，也懂藝術，也了解文化動態，他管理資金的合理分配，參與各個部門的工作，安排宣發營銷，提早設計後產品開發等。因為至少從最表面的角度來看，製片人對資金的控制安排和分配就決定了影片各個環節的具體運作——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資金、時機與時間的長度，深度與廣度等。例如迄今高居華語電影票房榜首的《畫皮2》就實踐並完善了一種好萊塢化的，極為有效的電影製片管理機制。 他們對品牌戰略的重視，對前期「藝術設計」[3]的重視和不遺餘力，對營銷戰略、後產品開發的重視以及長期性、制度化的運作，都是具有借鑒啟示意義的。
《畫皮》系列電影的成功，正是從製片人品牌策劃創意，到編導藝術設計、文本創意、導演表演創作創意，到畫面造型製作技術創意，外圍宣發創意，營銷運作機制創意、後產品開發創意等等因素的共同組合，才促成了《畫皮》之神話的誕生。
2、營銷與全媒體營銷觀念
新世紀以來的電影大片引發了中國電影的觀念革命，確立了電影的工業或產業觀念——其中一個重要的觀念革命是營銷意識的強化。
電影大片確立的大投入，大製作，大發行，大市場的商業模式是好萊塢電影獲取全球市場的商業運作模式，也是其成功之道。電影大片廣泛吸引資金，注重國際市場，開拓海外明星，以國際化的視點、東方化的奇觀、「高概念電影」的商業化配方等進行經營，表徵了中國電影業的商業化、市場化轉向。在宣發營銷發行上，大片按照「活動經濟」和「事件營銷」的策略，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物力，組織首映禮等各項活動，吸引注意力，強化關注度，拉長事件持續的時間，表現出以產業鏈經營為基礎、產業集群為特徵。除票房外，一些影片還試圖向縱向產業鏈（包括電影版權、廣告、贊助、票房、衍生品開發等）和橫向產業鏈（包括圖書、劇本、電影、電視、音樂、游戲、演出經紀、拍攝基地等系列行業）進發。
由此，中國電影逐漸確立了電影營銷的觀念，張偉平曾說，「《英雄》出現之前，我們的藝術家們，包括電影投資人，他們第一沒有看到中國電影市場的巨大潛力，第二沒有看到一部國產片上映會在中國老百姓心目中引起這么大的反響，第三沒有意識到，電影是需要經營、營銷的。」[4]因此，《英雄》成功的宣傳營銷策劃，成為中國電影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宣告了一個電影創意營銷時代的來臨。張偉平創造的一系媒體宣傳手段到現在也被各個大片所沿用和復制。
但張偉平開創的粗放式的、大規模、豪華型的營銷方式很快受到了新媒體營銷的巨大沖擊。近年來，微博、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成為媒體關鍵詞，隨著數字技術和移動通信終端的發展，電影營銷依賴的媒體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媒介特徵和傳播方式的改變對電影營銷的內容和渠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為我們處身於一個全媒介時代，單一的媒介營銷已經遠遠不夠。於是，在傳統宣發模式的基礎上，我們迎來了一個電影營銷的新媒體、多媒體整合營銷宣傳的時代。例如《讓子彈飛》就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微博、手機、戶外移動電視等新媒體營銷。小成本電影《失戀33天》的巨大票房成功，新媒體尤其是微博營銷功不可沒。
製片與營銷的觀念變革促使電影回歸工業本性，深化了市場化經濟，其意義顯而易見。
二、藝術觀念：從藝術電影的創作到類型電影的生產
新時期以來藝術電影的流脈，明顯區別於主旋律電影和商業化電影：「從幾代導演共同努力的藝術的「蘇醒」，到以第四代導演為主體的藝術創新潮流，到以第五代導演為主體的新時期電影藝術的高潮和高潮過後的萎縮與分化以及「後五代」導演對藝術與商業的融合，到第六代導演的邊緣堅持，以及新世紀以後，第六代導演和不斷冒出的新生代導演關注現實，融合藝術與商業、與主流的努力，而呈現出多姿多彩、充滿活力的文化景觀。」[5]
無疑，電影有其工業生產特性和商業性，這種特性一定程度上與藝術電影的追求是相矛盾的。「電影製作的商業和文化現實大大抵消了希望成為一個個性化創作者的願望，抵消了希望擁有自己的主題風格和個人化的世界觀的願望世界范圍內的電影產品的經濟現實和絕大多數電影觀眾的口味抵消了這種願望。」[6]
例如，部分「第六代導演」集中呈現了「小眾化」、非主流、「獨立製片」等特點的藝術電影觀念。導演們走的一般是藝術電影之路，大多對好萊塢比較反感，美學趣味骨子裡是貴族化的、歐洲現代主義和藝術電影式的。
總體而言，第四、五、六代導演所踐行的藝術電影觀念與市場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也因此，他們長期處於與市場、受眾尖銳的矛盾與艱難的磨合之中，都面臨著痛苦的轉型。
但自新世紀以來，這種狀況有了一定的變化。新老導演們更加重視影片進入市場：戲劇化強度的追求，類型片元素的借用以及明星的加入等。姜文的轉變構成重要的標志。從極度自我化、藝術化的《太陽照常升起》到創造中國電影票房奇跡的《讓子彈飛》，表徵了姜文的大眾化趨向。雖然《讓子彈飛》在意識形態上還保留了他個人化的對歷史、對現實的思考。但《讓子彈飛》在商業性、藝術性、主流性的三維中巧妙地保持了某種平衡，姜文的「藝術電影商業化」之路是基本成功的。
約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的類型化道路逐漸成為了電影人的共識。類型電影觀念開始確立。類型電影有相應的類型規則，要求反映最深層的民族集體無意識，核心性、普適性的主流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呼籲中國電影的類型化道路，也就是認可其商業性，認可其對最大可能限度的觀眾與票房的追求，
而且，類型化趨勢不僅成為業界的共識，甚至也成為批評界的顯學。電影的類型研究，切近了電影作為大眾文化、文化工業等品性，涉及到中國電影從創意、敘事、形態到生產、宣發、分銷的電影全過程、全方位的眾多問題，因而是一個相當有效的視角。
雖然中國電影的類型性並不充分完備（與好萊塢相比）但毋庸諱言的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電影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中國電影的生產環境與好萊塢會越來越接近，更為接近好萊塢意義上的類型電影也會不斷出現。
在類型觀念和工業體制下編劇、導演的創作觀念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傳統的電影創作觀念中，編劇是「一劇之本」的案頭視覺化的文學寫作。導演則是以導演為中心的作者化電影的創作。但在一個市場化和創意經濟的時代，電影生產的經濟因素和技術性要求越來越高，製作因素、團隊協作性越來越強，相應地導演的個性因素、「作者電影」風格被壓抑，這使得編劇導演的主體地位明顯降低。說到底，導演個體的功能必須要結合到整個電影生產的有機環節中才能圓滿發揮。這正如趙寧宇揭示的導演的一種「產業化生存」[7]現狀，在他看來，作為導演，要具有相當綜合全面的素質，甚至也要懂市場、投資、商業和技術。
《畫皮2》導演烏爾善對工業體制上內導演功能與作用的變化認識得很清醒，他誠心服從於體制，服從於工業化的生產並與之達成恰當的張力。正如自覺認識到的那樣，「我們看美國的大型商業電影，如《指環王》、《哈利波特》、《阿凡達》，他們都有一個標准化的工作程序。中國電影行業反倒比較特殊，許多導演不願意按照工作流程去坐，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工作的方向。---我不相信個人能力，我相信的是團隊和組織團隊的方式是否科學，是否能把個人能量凝聚為集體智慧。」[8]
《畫皮2》的藝術總監與營銷總監楊真鑒對「藝術設計」的闡釋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編劇導演工作、功能的某些微妙變化。他認為，「今天的商業電影的藝術設計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那種把前期藝術設計寄託在一個好編劇身上的觀念已經非常過時了。電影前期的藝術設計包含了題材設計、藝術規劃、編劇規劃、編劇實施、美術概念設計、美術視覺設計（含造型、服裝、化妝、場景道具）、鏡頭成像設計（含燈光效果設計）、動作系統設計、 CG技術規劃、表演體系設計等。」就是說，這種藝術設計不是僅限於劇本的平面的設計，而是立體的，影像化的設計。他還具體分析其中的「藝術規劃」部分要做的工作：「一、文化概念體系的設計」、「二、角色設計」、「三、思想概念體系的設計」、「四、美學呈現體系的設計」、「五、互動設計」。這里有些工作自然不必也不可能是由製片人獨力來做的。但楊真鑒對這些工作的總結表明了他們（廣義的製片人）對編劇、導演工作全面介入的深刻程度。楊真鑒這里所強調的「藝術設計」工作其實就是好萊塢所極為重視的「劇本開發（Script Development）」的工作，即「前期製作開始之前的那部分工作，80%跟做劇本相關，20%跟選角、視覺概念設計等有關----好萊塢針對劇本開發自身有一個龐大的產業鏈，裡面有編劇、經紀人、管理人、大片廠創意行政、劇本醫生等多種角色在互相博弈。」[9]
三、文化價值觀：從精英文化到大眾文化觀念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占據主導地位的是電影的藝術觀念。與此相應，電影導演主體意識則不乏精英知識分子精神。
如第五代導演就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和精英知識階層。他們所代表的新時期文化精神與五四精神是具有歷史承傳性的。如陳凱歌一直自認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單純意義上的電影導演，他說，「與其說我是一個電影導演，我寧願說自己是一個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敘說（用弘揚、宣揚這類詞對我來講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現在談對中國文化現狀的憂慮，是徒喚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積的呼應。但用電影表達自己對文化的思考，卻是我的一種自覺選擇。」[10]他還宣稱，「當民族振興的時代開始來到的時候，我們希望一切從頭開始，希望從受傷的地方生長出足以振奮整個民族精神的思想來。」不難發現陳凱歌所稟有的那種「鐵肩當道義」式的歷史使命感、時代精神和啟蒙理想。
在第五代導演的代表性作品如《黃土地》、《孩子王》、《盜馬賊》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傳達了當時整個社會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國民性、追求「現代性」、向蔚藍色文明大踏步邁進的高遠理想。
然而他們很快就面臨著一個大眾文化轉型的事實。時代的大眾文化轉型導致了高雅藝術與精英藝術界限的消失。因為在這樣的時代，大眾彷彿具有了選擇權和評判權，精英文化為了生存，不得不掩蓋自己的先鋒性，磨平自己的稜角，填平雅與俗、高與低、先鋒與大眾的界限與鴻溝。高雅藝術與精英藝術也愈益喪失了標准。
所謂大眾文化，是指在現代都市化工業社會中產生的，主要以現代都市市民大眾為消費對象的，通過當代影視網路新媒體、報刊書籍等大眾傳播媒介傳播的，不追求深度的，易復制的、按市場規律生產的文化產品。大眾文化是一種都市工業社會或大眾消費社會的特殊產物，其明顯的特徵是主要是為大眾消費而製作。大眾化與精英化、小眾化等相對，應該說大眾文化與大眾的切身利益有關，它是大眾創造出來又為大眾所消費的。實際上，大眾文化是一種利用大眾媒介來進行傳播的現代工業文化。
電影本身是一種以大眾文化為主導定位的新型大眾藝術樣式，但這種電影的大眾文化觀念也不是向來如此的，它也經歷了觀念的復雜而艱難的沉浮變遷。到今天，經過大片的市場運作，影視領域的「娛樂化」大潮等，則是認可了電影的商業、工業的特性及與工業觀念相應的大眾文化觀念。
毫無疑問，大眾文化本身的確是存在問題的（如某種「娛樂至死」的過度娛樂化），是需要主流文化、知識分子精英文化加以監督、調節、引導的，但在一個全球化的、全媒體的、文化劇烈變遷的年代，大眾文化的崛起並且呼喚政府主管部門和學院知識分子更加重視和尊重，以期共榮雙贏和健康發展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隨著大眾文化觀念的確立，中國電影經歷了一個由原來的藝術電影、主旋律電影而向大眾文化轉化的「大眾化」的過程。而原來的具有大眾文化性的商業電影則融合主旋律電影、藝術電影的某些特徵，也有了明顯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為大眾文化的「主流化」。從大眾文化的角度看，我們不妨把這三種電影流向統稱為「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化」。在當代語境中，大眾文化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異，高雅與通俗不再格格不入，精英文化走下神壇，通俗文化步上台階，向主流靠攏，共同在經濟、政治、科技、商業與文化的全面滲透中互相交融。
正視大眾文化的崛起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必然結果。到今天，融合了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和中國當下文化發展的現實，已經逐漸發展成具有中國本土的獨特性的大眾文化，包括本土文化資源的獨特性、主流意識形態的制約以及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獨特性。
如前所述，中國電影「大眾文化觀念」的實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觀念」，是多元文化共生與融合的結果，其中既有主導文化與商業文化、以及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亞文化的沖突與調和，還有傳統文化、香港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影響與流變。這些文化資源的拼貼、融合乃至錯位，共同營造了多元化的中國當下電影的文化格局。
四、中國電影：觀念變革背景下的文化創新
觀念指導行動，觀念改造現實。在一個百舸爭流、物競天擇的全球化商品經濟時代和觀念變革時代，中國電影別無選擇而與好萊塢共舞，承擔文化傳承傳播與產業經濟的雙重任務，積極實施產業推進和文化創新。
中國電影的文化創新大致在如下幾個方面展開。
1、傳統文化的現代化
中國電影大片昭示了一種新的可能與方向。而「古裝」又使得此類大片更具文化符號性，因為「古裝」本身就因其與現實、當下的疏遠而別具詩性和文化符號性，別有一種超現實美學意味。
從某種角度看，中國電影大片以獨特的影像化方式對中華文化實施一種影像化的轉換。這種轉化可以從傳統詩學的影像符號化表述與寫意性、表現性的影像再現兩個方面來看。
電影大片的發展形成了自己「視覺本位」的美學。在這個視覺文化轉型、視覺為王的大眾文化時代是一種必然選擇。而立足於電影這一大眾文化，傳統文化、中華藝術精神自然也可以成為今日大眾文化的有機源泉。古裝大片堪稱時代最重要的美學表徵。一定程度上，這種視覺轉向趨勢與傳統美學對意象的強調不謀而合。當然，對視覺奇觀的強調會使得「意象」中意、情感這些要素大幅減少，然而以發展的眼光看，也許可以說，古裝大片中的畫面造型、場景、影調等等正是體現於電影的意象（盡管「意」差強人意）。而有些電影所表現的那種開闊的高遠、全景鏡頭、畫面所體現出來的超現實意味，也是傳統美學中寫意精神的流轉，一種傳統的現代影像轉化。
大體而言，以《英雄》為代表的電影大片均極為重視對「場景」的凸顯，以及對於影調、畫面和視覺風格的著意強調。而這些場景均具有一種泛中華文化的味道，是一種多少有點「意味」的「形式」或「符號」。
與場景相應，在古裝大片中，服裝道美這些構成場景要素作為視覺元素的凸現也很明顯。在影視劇中，服裝、道具、美術一般來說只起輔助性的作用，但在古裝華語大片中，其意義卻非同尋常。可以說具備了獨立的審美觀賞的價值。
當然，從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的角度看，這種在中國古典美學形態中並不佔有優勢地位的繁復奇麗、錯彩鏤金的美，成為了一種大眾文化背景下兼具艷俗和奢華的雙重性的新美學。這種新美學表明，在此類視覺化轉向的電影中，色彩與畫面造型的視覺快感追求被發揮到了極致。
在大片中，由於強化觀賞價值，全力追求影像的視覺造型效果、電影運動的景觀和畫面的超現實境界，電影敘事發生了重要的變異。文學性要素、戲劇性要素、思想內涵等明顯弱化了。
當然，奇觀的展示，詩情畫意、總體意境的呈現，也低度性地參與敘事表意的過程（如《英雄》中色彩與色調成為一種重要的敘事手段），成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在古裝大片中，傳統的時間性敘事美學變成了空間性造型美學，敘事的時間性線性邏輯常常被空間性的「景觀」（包括作為武俠類型電影重要元素的打鬥場面）所割斷，意義和深度也被表象的形式感所取代。
2、傳統邊緣文化的現代化
在世紀初年崛起的大片漸趨衰落之後，中國的魔幻類電影頗有回升之勢，基於中國古典民間傳奇的《白蛇傳奇》、《畫壁》、《倩女幽魂》都是魔幻愛情題材。這些電影通過奇觀化的建築場景、風格化的服飾道具等物件營造出一種有別於好萊塢科幻大片的東方式魔幻類型電影，把人性、愛情、人與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維系從魔幻中詢喚出來，完成大眾對鬼魅的審美想像。《畫皮Ⅱ》把這一類型提升到了一個高度，從而奠定了中國式的魔幻電影大片的類型品質。同時又是有一定哲學思考的魔幻電影類型，關注或涉及了某些超驗性的深層問題。這一電影類型，在當下青少年觀眾當中應該是非常有市場的，票房成就也證明了這一點。
《畫皮1、2》的一個重要的文化意義就在於把中國傳統文化當中一向居於邊緣，非主流地位的狐妖鬼魅的文化，用一種電影的方式把它大眾文化化。在這種大眾文化化的過程當中，又結合很多西方魔幻電影的類型要素。影片中很多場景的設計、畫面的構圖、色彩的渲染，並不是純中國化，有很多西域的魔幻色彩，還有來自西方的東西。因此影片有頗具文化融合特徵。實際上，除了「狐妖」這一角色的原型來自中國民間的志怪妖仙文化外，電影與原著《聊齋志異》的聯系並不是特別緊密。這部映射諸多當代話題（也是一種「接地氣」）的魔幻電影中雜糅了蒙藏、日本等多元文化符號，並以精美奇絕的視覺效果呈現。它既有營造好萊塢式大片視聽奇觀的野心，又有著類乎獨立電影的先鋒性設計理念。
2、 青年邊緣文化的主流化
當下，80後90後年輕一代開始逐漸顯示出文化的重要性，更不用說對於中國電影來說，暑期檔、寒假檔的重要性愈益凸顯，只有吸引青少年的眼球，占據青少年票房市場才能在市場上居於不敗之地。青年文化性特徵是較為徹底的生活化、世俗性的，熱衷游戲，「咸與娛樂」，政治意識不強，商業市場意識倒是不弱，平民意識和公民意識強，社會經驗、直接經驗不足但想像力豐富，崇尚感性，不刻意追求深度、意義。
從電影導演代際的角度看，原來小資、小眾的部分第六代導演及更年輕的電影導演終於「長大成人」了，開始正視社會、票房、受眾口碑了，他們的電影也在艱難地向「主流化」靠攏。這是中國主流電影的生力軍，青年文化因素、第六代導演的藝術電影傳統等的融入主流電影文化，預示著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主流電影的未來發展。
例如《失戀33天》通過「接地氣」的青年「意識形態詢喚」，巧妙的市場把握和營銷策略大獲成功，其中並無牽強附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依賴，也無目的性明顯的主流文化引導，以其大眾化甚至是「電視化」的審美特徵和青年文化的代言方式，獲得了市場主流和廣大青少年受眾的認可，這是一個原居邊緣的青年文化（甚至是一種以「小妞電影」為載體的「小妞文化」）成功進入大眾文化視域並創造大眾票房奇跡的神話，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以支流、偏鋒制勝的案例。毫無疑問，對於作為大眾文化的電影來說，青年文化的潛力是驚人的。
4、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及融合
好萊塢電影所攜帶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市場的全面勝利，成為本土電影學習的榜樣。中國電影在經歷了「內向型」之後開始了全面的「外向化」轉型，開始將眼光瞄準了主流的西方和海外市場，開始將展現醜陋的「偽民俗」策略轉化為普世價值（如和平、天下、仁愛）的弘揚，從對西方「想像中國」的迎合變而為「中國想像」的呈現，將「中國夢」的想像和中華文化的價值觀念向全世界傳播，將小眾化的藝術電影加工成為高度工業化和商業性，同時又是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想像的中國主流大片。
以《英雄》為發端的中國大片的成功無疑受到好萊塢「高概念」電影生產方式的影響，大投入，大製作，大發行，大市場的商業模式正是好萊塢電影不斷獲取全球市場的商業運作模式。《集結號》開始時的巷戰，近戰手勢語，鋼盔和美式軍備，讓人恍如在看二戰題材的美國大片；《赤壁》被有些人戲稱為中國版的《特洛伊》，「加速了中國商業大片『好萊塢』化進程」；《無極》被人譏稱為到處皆有外來影響痕跡的「大雜儈」、「四不像」……
中小成本影片方面，本土化的痕跡也極為明顯。新世紀以來「以小人物為中心，犯罪行為為線索，社會現象為背景、復現敘事結構、荒誕性為特徵的『黑色喜劇』正在成為一種流行形態，並在觀眾群中形成對一種電影類型的期待觀看。」[11]此外，類型雜糅的特點，符合了古典好萊塢之後，世界電影發展的趨勢——類型邊界的不斷模糊，反類型電影、「超級類型電影」不斷出現。
當然，目前主流電影的生存，已經不是西方與東方簡單對峙的階段，而進入互融、互包、互惠、

『陸』 美學 談電影《英雄》蒙太奇的運用

《英雄》是張藝謀轉型執導的首部武俠電影，由李連傑、梁朝偉、張曼玉、陳道明、章子怡及甄子丹主演，由王菲演唱電影主題曲，2002年12月14日上映。電影故事主要講述了戰國末期，三大俠客欲殺秦王的故事。《英雄》締造了國產電影的全球票房神話，內地票房達2.5億元人民幣（佔全年總票房四分之一，進入21世紀之後首部票房過億的國產電影） ，同時在北美、日本、韓國等地也票房登頂，全球票房共計1.77億美元（約合14億元人民幣）。影片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2004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第一名 ，提名奧斯卡金像獎和美國電影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獲得多個國內外電影獎項] 。《英雄》的公映終結了內地電影市場近十年的低靡期，拉開了中國商業大片的帷幕，被認為是中國電影「大片時代」的里程碑，對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柒』 ：電影《英雄》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效益。試分析《英雄》商業運作的方式及效果。

四招完勝 點評《英雄》的「商業派劍法」

從張藝謀投拍《英雄》開始至今，這部匯集了諸多台前幕後各路明星、耗資3000萬美元的大製作武俠電影就一直備受關注，它豪華的製作班底、恢弘的電影畫面以及充滿東方意韻的電影音樂無不吸引著人們的目光。曾有報道評說這部電影就像是一次視覺和聽覺的盛宴。就在海內外媒體對《英雄》台前的種種風景逐漸失去興趣的時候，這道盛宴的幕後大廚便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這部影片成功的商業運作，不能不說是國產電影走向市場、贏得觀眾的經典作品。或許我們不敢說一部電影的成功就是張藝 謀的成功，但《英雄》本身的確成功了，張藝謀也實現了自己說的那句豪言壯語：「拍好看電影，把觀眾吸引到影院來」。《英雄》以全線飄紅的票房，讓我們理解了如何以成功的商業運作來抵禦好萊塢的如狼似虎。

劍法一 尋找良好的融資夥伴

國內傳統的電影投資方式是製片廠拿國家下撥的經費拍片，風險由國家承擔。近年來也有少數民營企業的介入，比如像張藝謀早年拍《代號美洲豹》就是一個私人企業主投資的，但風險極大，讓許多民間財團望而生畏。傳統模式下的投資方式幾乎跟融資無關。《英雄》則開辟了一種全新的投資方式———即可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融資。於是，影片的3000萬美元投資方式便應運而生：對劇本先作預算，再找一個國際著名的保險公司做擔保，最後到銀行成功貸款。之後，如投資商所期望的一樣，影片剛拍完，歐美版權就賣了2000萬美元，國內音像版權又拍賣出了1780萬元的天價，還有貼片廣告收入，使影片的前期收入全線飄紅，資金的快速回籠令投資商信心倍增。盡管新畫面老總余玉熙在接受采訪時對於融資的細節不願多談，但她還是承認，《英雄》的融資方式是借鑒了先進國家投資電影的經驗。記者點評：小投資的電影可能一家公司就能拿出錢來，但是大製作呢，就必須依靠各方面社會資源的聯合配置，風險共擔，這也許就是工業化階段跟手工作坊時代的區別。

劍法二 讓藝術與商業成為搭檔

這里所說的是定位，准確的說法是讓商業與藝術成為搭檔。張藝謀在談到這個問題的關系時，把自己比作種蘿卜的人，他說：「如果買蘿卜的人認為成本太高，我會按照買蘿卜人的意思種；如果成本不高，我想怎麼種就怎麼種。」這句話委婉地表達了張藝謀力圖尋求商業和藝術間平衡的明確思路。《英雄》電影版本被剪掉了20分鍾，就是與搭檔間友好合作的例證。最初的樣片長度是1小時50分鍾，但給最大的買主美國片商看時，他們說長了，結果張藝謀只好忍痛剪掉了20分鍾，此事成為張導心中永遠的痛。為此，一向以固執著稱的老謀子用一句話為自己的行為作了註解：一切為了市場需求，藝術要為商業讓步。同時，張藝謀又多次在各種場合說，藝術為商業讓步，首先是要影片好看，把觀眾吸引到影院去，這是藝術家必須遵守的商業信譽。這個「好看」，首先就是出於商業上的考慮，也就是後來眾多傳媒所攻擊的「形式大於內容」，但從影片畫面的震撼力來說，張藝謀成功了，影片中諸如棋亭打鬥、黃葉漫天、九寨比劍等集合了中國最優美的風景，給人深刻印象。影片加入的秦腔、顏色的隱喻又都堅持了藝術的把握。張藝謀點評：如果沒有商業信譽的話，你這個電影所講的藝術就是空想。

劍法三 絕招防盜版死保票房成功

在這方面最有發言權的是新畫面公司，因為是他們讓防盜版這個艱苦卓絕的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功。老總余玉熙女士曾留學德國，也到好萊塢等地進行過專門訪問，深感防盜版的重要。為了防盜版她想了很多的辦法，都是以前從來沒有做過的，比如取消各地已成慣例的看片會，和各地院線簽訂拷貝丟失賠償合同、觀眾進影院存包等，事實證明這些措施非常行之有效。有盜版分子說，只要首映就能盜版，於是在深圳首映的前一天，就有盜版分子開始收訂金了，並揚言10天之內發貨。於是，深圳首映式便成了兵家的必爭之地。片方為了嚴防死守《英雄》的「女兒身」，甚至對影院的天花板、牆面都做過特殊處理，看門的保安臨時僱用，40個保安每天一換，更別說進場的觀眾所要經過的道道檢查，到了對誰都不相信的地步。據介紹，防盜版是從影片拍攝之初就開始了，所有

工作素材當天使用當天拆除；譚盾為影片作曲必須看畫面，劇組只好為他錄制了一盤錄像帶讓他帶在身邊，但前提是要先寫一紙「死文書」，片方還要在錄像帶上做記號，如果發生盜版就會從這個記號上知道是譚盾漏出去的；到了洗印拷貝的關鍵時刻(這是盜版發生的最危險地帶)，新畫面公司則想出了一個絕招：拷貝只洗一套，3本放在3個不同的個人手上，而這3個人均互相不認識……結果，《英雄》一直到20日首映式當天都沒盜版出現。余玉熙說，防盜版的成功讓他們很有底氣，才會有音像版權拍賣1780萬元，才會成功地招商賣出貼片廣告，因為人家看你防盜版成功才相信你，覺得投入值得，能盈利。張藝謀點評：如果有盜版，票房將損失一半以上。

劍法四 有效的宣傳炒作是成功之母

對於《英雄》的宣傳方式，一直有炒作和運作兩種說法，余玉熙認為名稱並不重要，重要的要靠電影票房來說話，按照市場規律來運作影片宣傳是成功的關鍵。新畫面的董事長張偉平在接受采訪時說，公映前一個月宣傳計劃正式啟動，包括包機宣傳、音像版權提前拍賣、盛大首映式，僅廣告投入就在1000萬元以上。為這些宣傳炒作，新畫面公司創下了多個之最：最昂貴的首映式；600餘家各國媒體到場的最大宣傳陣容；最史無前例的是包機宣傳；最嚴格的進場驗證方式(通常好萊塢的電影首映式會採用這種方式)國內尚屬首次；最令人意外的是音像版權拍賣天價。省電影公司負責人朱蓉點評：很多的炒作往往只有一些團體會獲益，要麼是發行方，要麼是製片方。而《英雄》就不同了，它帶動了很多行業同時獲益，發行方、製片方、投資方、影院，甚至還包括廣告業和其他商業品牌，造成多重盈利局面，其宣傳攻勢堪稱罕見。

『捌』 徵集近兩年營銷創新實踐案例

我也試著來一下，賺點分。

自己本身沒那麼多經驗可談。只能四處找資料看看版。

最近看了一權些市場研究和營銷網站的內容，覺得那方面的案例和分析符合你的要求。例子有很多。

一個是市場研究協會的網站，好文和資料不少。
www.cmra.org.cn

另一個是中國營銷傳播網
www.emkt.com.cn

超女確是一個好的案例，但總覺得有點那個...

『玖』 張藝謀跟張偉平合夥拍電影，倪妮的出現，為何讓兩人翻臉了

1990年，先後做過葯劑師、醫葯代理商、航空食品供應商，還曾躋身房產圈的張偉平，在一個酒會上結識了恰逢導演生涯低谷的張藝謀。深諳營銷之道的張偉平和只知悶頭拍戲的張藝謀一外一內，在挫折與收獲中摸索出了中國商業電影的康莊大道。

但一家電影公司只投資一位導演的片子，中國電影圈目前孔怕只有張藝謀和張偉平所在的新畫面公司了。以公司從運行《英雄》的營銷經驗完全有能力與更多導演合作。而張藝謀作為中國電影界大師，國內多家公司都巴不得與他合作。

縱觀國內新生代電影公司，其營銷、宣傳理念相當新銳，比如微博營銷成功就是小成本電影《失戀33天》拿到過3億票房的直接原因。而張偉平的營銷策略大多以砸錢「放炮」為主，並未展現太多針對電影市場新發展的應對策略。既然這對搭檔都有條件隨時找到「新歡」，在營銷理念不同的情況下，「移情別戀」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當然，此前也有媒體稱二張不和的原因是張偉平爆料了張藝謀再婚育三子的新聞，張藝謀才不高興。作為我們網民來說，並沒有資格去游說這兩位大腕和睦相處，因為他們比我們懂得更多。我們只知道，和氣生財才是硬道理。

『拾』 求張藝謀主導的電影《英雄》的宣傳手法，參考英雄的百科「當年首次採取了許多國產影片從未有過的營銷手法」

分析電影《英雄》營銷的模式

喜愛《英雄》是因為它迎合了觀眾的需求，《英雄》的火爆則得益於其高超市場化的運作。解析《英雄》是為了誕生更多的《英雄》。

上市7天票房進賬1個億，它就是《英雄》。
《英雄》依靠其雄厚的資金支持、領先的市場理念、嫻熟的運作手法，在2002年12月20日甫一上市，就大獲全勝。截至2003年1月7日，票房達19500萬元。
然而，票房只是《英雄》帶來的收入的一部分。實際上，影片早在全球公映之前，製片方就已通過一套系統的操作手法，不僅收回了全部投資，而且還實現了盈利：歐美地區發行權以2000萬美元售出；韓國與日本發行權分別以200萬美元和700萬美元的價格售出；VCD、DVD內地音像版權以1780萬人民幣成交；《英雄》貼片廣告的標價是30秒200萬元。當然，我們不能忽略圖書、郵票等後電影產品和電影衍生產品的開發所帶來的巨額收入。
從財務的角度看，《英雄》無疑是成功的。究其本質，創新性地將營銷觀念導入電影產業和整合性的成熟的市場運作手法，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
研究中國電影市場和消費者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引入大片的新鮮過後，國內電影院就風光不在，票房逐年下滑，近年更甚。20年前，中國電影觀眾每年最高接近300億人次，上世紀90年代猛跌至五六億人次。電影市場如此江河日下，原因在於：
1.忽視消費者需求的變化。
任何產品，只有迎合消費者現在和未來潛在的需求才能獲得成功。對於電影「生產者」來說，了解主流觀眾生活形態、觀念和偏好的變化與趨勢也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在我國電影市場上娛樂片觀眾佔主流，在這個市場上觀眾就是上帝。而中國大多數的導演卻沒把觀眾的需求放在心上，蔑視觀眾的需求，結局只有死路一條。
2.中國電影觀眾的偏好已發生變化。
近5年電影觀眾觀賞情趣的強烈變化表現在越來越向平民化、通俗化、純娛樂性靠攏，輕松的喜劇片和驚險的災難片更被看好。「看電影只是為了娛樂放鬆」，這已是主體觀眾在緊張忙碌工作之餘進影院的主要目的。
3.中國觀眾缺乏電影經驗。
一項調查顯示，中國觀眾每3年才去影院1次，這使得觀眾缺少一種看電影的經歷，不知道自己花幾十元的代價去影院觀看是否值得。
4.進口大片票價太高。
比如1998年的《泰坦尼克號》在中國的最高票價達到80元，比美國的最高票價還高。在一個消費水平相對低下的市場上價格嚴重扭曲，是引進進口大片反而導致中國電影市場降到冰點的主要原因。
5.盜版光碟、走私影片泛濫，嚴重侵蝕電影的市場肌體。
因盜版的性價比較正版具優勢，從而使電影的票房受損巨大。
6.電視電影頻道的替代作用。
7.缺乏真正權威的、對觀眾的偏好和電影的創作起引導作用的影評。
國內影評人士往往從電影的專業角度來分析電影，很少從觀眾的角度欣賞影片，從而沒有有效地激發觀眾觀看的意願。
8.中國電影從產量上來說不少，但進入市場的並不多，很多影片觀眾根本看不到，有的根本就沒有發行。
9.缺乏營銷意識。
在國營製片廠，一部投資上百萬元的影片，能拿出兩三萬元來宣傳就不錯了。因為缺少營銷意識，缺少一流的營銷人才，致使一些國產電影「鎖在深閨人未知」。面對中國電影市場的持續疲軟，眾多優秀的國產影片只能依靠幾乎是惟一的手段??搶占「情人節」、「春節」等黃金檔期來爭奪高額的票房回報，中國電影的無奈由此可見一斑。
精確定位
張藝謀從來就不諱言《英雄》作為一部商業片的定位：「評價《英雄》成敗的關鍵在於票房。」
《英雄》試圖以一種全新的敘事手法和充滿想像力的表現方式，在人們的腦海中占據一塊屬於武俠片最高境界的經典區域，讓人們一旦說到武俠，就自然提起《英雄》。這樣的定位就自然衍生了影片恢弘的氣勢、惟美的畫面、流動的色彩、浪漫的音樂和強大的陣容；就自然衍生了高額的投資和一系列令人窒息的市場推廣動作；就自然衍生了高達40元/人的國產片票價；也就自然衍生了人們心目中堪與《泰坦尼克號》媲美的國產大片形象。
准確的形象定位鎖定了《英雄》的目標受眾是大量的普通觀眾，而不是電影節的評委；註定了《英雄》將成為人們心目中武俠片的經典之作；同時也註定了《英雄》最終要成功。
強大的電影品牌號召力
所謂品牌是指用以識別企業產品，以求有別於競爭者的產品所確定的名稱、術語、符號、設計或這4者的結合。作為一種大眾流行消費產品，在大眾日益依賴品牌消費的今天， 電影必須在市場上打造並運營自己的品牌。《英雄》的品牌經營策略無疑已成為中國電影業的經典之作。
只張藝謀一人，就具有了足夠的票房號召力。更何況800萬美元左右的片酬力邀大腕巨星李連傑、梁朝偉、張曼玉、陳道明、章子怡、甄子丹加盟，再加上杜可風的攝影、譚盾的音樂、程小東的武術、和田惠美的服裝、人物設計、帕爾曼的小提琴、《黑客帝國》特技製作班底為全片製作的將近17分鍾耗資1000萬美元的特技，劇組中的每一個元素都為《英雄》品牌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
品牌的價值不是由企業自己評定，而是存在於消費者心目中、存在於品牌與消費者的互動中。
1.溝通。
《英雄》與觀眾的溝通，是通過放映前大規模的宣傳推廣來完成的。不論是在媒體投入、大型公關活動，還是在售點生動化陳列方面，《英雄》主要的訴求點都在於其班組陣容的強大。它試圖利用導演和明星的品牌號召力來說服觀眾：《英雄》的確能夠以其堪與好萊塢媲美的精良製作，帶給他們一直在武俠片中所尋求、所期待的感官享受，他們在精神上獲得的快感將遠遠超過他們在物質上的付出。
2002年11月28日開始上市的《英雄》記錄片《緣起》，將《英雄》與觀眾之間的溝通推到了極致。這部採用紀實手法，從北京到敦煌，從九寨溝到橫店，歷時3年共1000多個日夜跟蹤拍攝而成的記錄片，刻畫了《英雄》從張藝謀腦海中的一個概念到最終成為一部成熟電影作品的每一個有價值的細節。大面積多渠道地傳播這個記錄片，使觀眾有機會第一次與《英雄》的創作和諸多明星親密接觸，從而強烈地勾起更廣泛的人群對《英雄》產生好奇與期待。
2.體驗。
《情感營銷》的作者說「體驗是企業和顧客交流感官刺激、信息和情感的要點的集合。」電影與有形的產品不同，它給消費者提供的價值就在於一種體驗。
浩盪的秦軍於鐃鼓齊鳴中策馬賓士，英雄的決斗在白發老朽的古琴旁屏氣斂息，燃燒的仇恨伴隨著鬼太鼓低沉的邪氣，茫茫大漠間傳來的是小提琴哀怨的思念；紅色的楓林、綠色的山水、藍色的書房、黃色的沙漠；《英雄》中的人物，淡化成一個英雄的符號，在服裝顏色的變化中肆意潑灑英雄的風情韻致，張曼玉紅衣飄搖中的絕美，李連傑黑衣勁裝中的剛毅，梁朝偉白衣飄飄中的孤絕；棋亭打鬥、黃葉漫天、九寨比劍，所有的這一切都以張藝謀獨特的敘事手法，向觀眾撲面而來。這的確是一部「在色彩中流動」的「視覺的盛宴」。
3.聯想。
消費者對於品牌的聯想是品牌力內涵的重要構成要素。《英雄》以其精良的製作，成功地成為公眾心目中最高水平武俠片的代名詞。在這個階段，《英雄》品牌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張藝謀和明星品牌的影響力。觀眾開始更熱衷於討論影片的人物、情節、色彩、音樂、畫面、服裝，他們不再通過導演和演員等因素來對影片質量進行評價，而是相對獨立地以自己的「體驗」來進行評價。
《英雄》以自己的優秀經受住了觀眾的考驗。《英雄》在品質上的成功使得《英雄》品牌和導演、明星品牌在市場上交相輝映，一方面有力地提升了導演和眾明星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有利於《英雄》品牌的進一步延伸。
整合的營銷傳播
《英雄》的成功，絕非偶然。除自身品質出眾外，其在運作上的整合傳播推廣功不可沒。
1.前期策略。
（1）秘而不宣。該片開拍以來，一直都在極度保密之下進行。其主要人物造型都秘而不宣，這引起了新聞媒體的極大好奇。因此，當《英雄》劇照曝光後，立刻激發了媒體、大眾和眾多商家的第一波關注的熱情。
（2）沖擊奧斯卡。後期製作完成後，《英雄》劇組開始頻頻主動與媒體接觸。於是能否成功入主奧斯卡，又成為公眾討論的熱點和心中最大的懸念，更加激起公眾對此片的期待。
（3）提前推出《緣起》。「《英雄》盜不著，就盜記錄片《緣起》。」殊不知，這樣就又落入了《英雄》的「圈套」。《緣起》既是《英雄》的記錄片，更是《英雄》的宣傳片，通過它又掀起了觀眾對《英雄》的新一輪期待。利用人們對影片的好奇，將《緣起》首先推向市場，可謂是宣傳造勢的創新之舉。在《緣起》推出之前，《英雄》漫畫、小說、郵票相繼面世，形成一浪接一浪澎湃之勢。
（4）盜版的宣傳效應。當人們津津樂道於《英雄》與盜版的「明爭暗鬥」時，《英雄》已上了報紙、網站娛樂版的頭條。都知道《英雄》深圳試映要憑身份證方能入場，都知道深圳的盜版商揚言7天內拿到《英雄》盜版，都知道《英雄》的防盜版工作將進行到底，所以都期望知道是否「盜」高一尺，《英雄》「魔」高一丈。
《英雄》在驚心動魄地與盜版的斗爭中成了輿論的焦點。
2.中期策略。
(1)包機首映禮簽約儀式。2002年11月22日，《英雄》製片發行方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了隆重的包機首映禮簽約儀式，現場播放了《英雄》的精彩片段和拍攝花絮。包機首映在中國電影史上是首次出現，《英雄》繼續成功地吸引了人們的關注。
(2)內地音像版權天價拍賣。2002年11月29日，《英雄》VCD、DVD內地音像版權拍以1780萬元的天價拍賣，創出國內音像製品版權交易最高紀錄。這進一步使人們確認了《英雄》的價值，直接有效地激發了消費者一睹為快的慾望。
(3)媒體廣告的投放。隨著公映期的臨近，《英雄》在媒體上的動作越來越大，全國大部分觀眾都暴露在影片立體轟炸的宣傳攻勢中：除了燈箱、路牌廣告、影院的海報陳列等傳統方式，《英雄》在電視上則以純商業廣告的形式，向世人展示《英雄》的無限風采，先是中央一套、三套、八套，緊接著全國150多家地方電視台以及VCD、DVD、Internet多渠道開展轟炸；與此同時，《英雄》還與多普達手機的廣告捆綁在一起，出現在諸多媒體上。這些廣告中都包含了《英雄》的片名和上映日期。一時間，《英雄》的廣告鋪天蓋地，無處不在。以上媒體的有效整合，最大限度地覆蓋了目標受眾，對《英雄》的上映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4)人民大會堂首映禮。在吊足了觀眾和媒體的胃口後，2002年12月14日，《英雄》終於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首映禮。《英雄》選擇在庄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首映，一方面是進一步聚焦媒體的關注，將宣傳攻勢推向高潮；另一方面，也是有意突出《英雄》的品質非凡。
雖然首映式後眾多媒體對《英雄》的評論報道不如預期中那麼好，然而諸多爭論及張藝謀等劇組人員頻頻在媒體上接受訪談，使人們越來越確信無疑：《英雄》的確值得一看。這，逐漸鋪墊了《英雄》高潮的到來。
(5)潮起??上海、廣州、香港首映發布會。隨著全國公映日期的臨近，《英雄》的宣傳攻勢高潮迭起。《英雄》把全國市場分為北京、上海、成都、廣州4大片區，分別派專人親臨片區壓陣；斥巨資包機前往上海、廣州和香港參加首映發布會，掀起又一輪新聞狂潮；緊接著，寶馬車隊接機、張藝謀與娛記唇槍舌劍、懸紅400萬元捉拿《英雄》盜版、董建華接見、預售票房高達300萬元……2002年12月的娛樂界，沉浸在一片對《英雄》的期待和歡呼中。
(6)售點布置。當《英雄》終於在全國各地全面上映時，各大影院為營造影院現場氣氛，大都上了大型戶外噴繪、POP掛旗、人型立牌等諸多終端宣傳用品，有的影院甚至張燈結綵大肆宣傳。
3.後期策略: 票房和盜版。
即使《英雄》就此中止了宣傳，其炫目的票房也會將它繼續維持在大眾關注的中心。7天票房突破1億元，20天票房突破2億元，人們已經開始不厭其煩地將《英雄》與創造中國票房記錄的《泰坦尼克號》相比較，中期策略的慣性和巨額票房成為《英雄》最大的宣傳點。
另外，影片公映陡然加大了防盜版的難度。《英雄》盜版和反盜版的斗爭，也將持續保持在媒體的視線之中。
在《英雄》的宣傳策略中，前期的事件營銷和中期一系列的公關活動、廣告宣傳、現場促銷手段可以說是精心策劃、一氣呵成；多渠道的有效整合最大限度地覆蓋了目標群體，一步一步地將觀眾和媒體的期待和熱情推向高潮。
渠道決勝
1.集製片、發行於一體。
《英雄》的製片方即發行方。新畫面公司不僅協助張藝謀完成了影片的製作，還聯合中國電影集團公司負責該片的發行。這使《英雄》從出品到包裝策劃再到推向市場的全過程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組織上奠定了市場運作成功的基礎。
《英雄》品牌和宣傳的力量，使影片的出品發行方在該片的發行渠道中，始終處於一種強勢的地位，具有了執行其發行策略的指揮權。
2.發行中的平面模式策略。
平面模式策略是指一部影片在一個主要目標市場的某一家影院或少量重點影院舉行首映式，以建立良好口碑，一旦口碑確立，便一次性或分階段擴大發行范圍，進入無數影院，以達到遍地開花、財源廣進的目的。
《英雄》的出品發行方充分利用手中握有的發行渠道控制權，精心選擇了人民大會堂作為首映式的地點，6天之後，開始以北京、廣州、上海為重點向全國鋪開。
這種鋪開並不是不加選擇的。《英雄》的出品發行方憑以往的票房成績及其硬體設施水準為基準對各院線進行篩選，以保證影片的放映質量在觀眾那裡不打折扣。
3.檔期的選擇。
對電影而言，檔期是締造成功票房的關鍵。《英雄》鎖定的目標觀眾群是18～35歲的中青年，這些中青年開放、易於接受外來文化，他們對於「聖誕節」、「情人節」等西方節日的重視已經足夠與中國的傳統節日相抗衡。因此，《英雄》將全國公映日期定在2002年12月20日搶占「聖誕」檔期，最大程度地吸引了已經被節日氣氛所感染的人們。周末、午夜、聖誕、《英雄》，這一切誘惑對於風華正茂的中青年人而言，真是難以抵抗。
《英雄》檔期不僅趕上了「聖誕」，而且將「元旦」也包含在內。《英雄》潛在的觀眾是12～18歲、35～50歲對武術、電影感興趣的人群。在這一「聖誕」兼「賀歲」檔期，很多這些潛在的觀眾受票房和口碑的驅使，走進了影院。
除了在香港與《無間道》撞檔，《英雄》在國內幾乎沒有受到其他同類型影片的狙擊。
4.立體渠道發行策略。
除了傳統的銀幕放映，新興的電影分銷還包括了VCD、DVD、電視、錄像、Internet等渠道。西方成熟的電影播放體系告訴我們，電影應首先在影院播放，然後才可以進入家庭錄像市場，再後是付費電視及有線電視，1年以後才可以開始在公眾電視台播放。追隨這種成熟的播放體系，《英雄》有意控制其VCD、DVD的面市時間，決定在影片上映後1個月?大概是2003年2月5日，才使其進入家庭市場， 這樣既保證票房不受到沖擊，又保證《英雄》與觀眾接觸的連續性。
5.嚴防盜版。
（1）影院內監督。《英雄》深圳上映期間，出品發行方在各個細節上嚴格監督，為此甚至控制電影的放映場次和門票的銷售數量，以保證充足的防範力量，有效地防止了盜錄，
（2）保護拷貝。為嚴防盜版，《英雄》的拷貝在押送過程中使用了20年未見的拷貝箱，鑰匙交由各影院經理親自保管。出品發行方還發表公開聲明稱，假如《英雄》的拷貝被電影院弄丟，將要按照拷貝索賠金額的10倍處罰。另外，為了從內部徹底把盜版堵住，不到最後時刻決不洗印拷貝。每家影院當天放映過《英雄》交接拷貝後得由院線經理簽字。
(3)依靠行政力量。為了打擊盜版，《英雄》還成功聯合了外部力量。國家文化部和掃黃辦首次為一部電影成立了反盜版專案小組；廣東偉佳、飛仕公司投入400萬元作為打擊盜版的基金，並成立了打假小組和律師團。
盡管後來出現了拷貝西安被盜事件，但從整體上來說，《英雄》的防盜版工作還是做得非常成功，有力地保證了影片高額的票房回報。
品牌延伸?後電影產品和衍生產品的開發
電影產業鏈大致可分為5個階段：一是策劃、生產階段；二是宣傳、發行階段；三是影院放映階段；四是後電影產品的開發階段；五是電影衍生產品的開發階段。其中，後電影產品和電影衍生產品是電影自身品牌延伸的產物。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電影業營銷是以「電影」為火車頭，帶領相關產品和產業的綜合開發，這種模式稱之為電影營銷的宇宙系統模式（圖1）。該模式把電影比作太陽，而其他相關產品和產業則是圍繞它運轉的行星。在美國，一部影片狹義上講是賠錢的（指票房低於投資），而在廣義上講則是盈利的（指綜合收入大於投資），這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在我國，對電影的關注點目前大多還集中在票房上，卻忽略了後電影產品和電影衍生產品這兩個重要階段，還沒有進行大眾文化消費市場的組合開發。《英雄》在這個方面，進行了積極而成功的探索。
電影營銷的宇宙系統模式
1.海外發行。
在影片公映之前，《英雄》出品方就已將其在歐美地區、韓國、日本的發行權售出，成功收回了全部投資。
2.貼片廣告。
寶潔、豐田、中國移動等數十個大企業的貼片廣告為《英雄》帶來了超過2000萬元的收入。
3.漫畫。
由香港漫畫大師馬榮成為《英雄》親自執筆編繪的漫畫配合影片同時推出。
4.同名小說。
為了和電影產生互動影響，根據《英雄》改編的同名小說於2002年12月初推出。該書首印數量5萬冊，定價為20元。
5.四人雕塑組像。
在影片上映之前，香港方面已經開始出售《英雄》4人雕塑組像。香港有關電影公司自製的這50套《英雄》4人組合雕塑(梁朝偉、張曼玉、李連傑及章子怡)並非有錢就能買到，它需要憑4張換票證來換，而換票證又隨門票附贈。
6.郵票。
為配合影片《英雄》的宣傳，3000套《英雄》郵票限量發行。不久，限量發行改為敞開供應，以便將《英雄》的熱度持續到放映之後。
7.音像版權。
《英雄》VCD、DVD內地音像版權拍賣以1780萬元的天價成交。
8.游戲。
上海某軟體公司獲得了《英雄》劇組獨家授權，首次把《英雄》的人物造型、道具以及故事情節等搬到網路游戲《遺忘傳說》中。
9.捆綁廣告。
多普達與《英雄》的捆綁廣告大大降低了其宣傳費用，實現了雙贏。
10.續集。
《英雄》的投資方已與張藝謀達成協議，《英雄》順利發行上映後，將於2003年再度斥巨資投拍《英雄》續集。
回顧《英雄》運籌中國電影市場的過程，我們可以體會到，《英雄》的成功已遠遠超過財務方面的贏余而具有了更深遠的意義。對於中國電影產業而言，它打造的「英雄模式」將會為眾多電影機構所借鑒，成為真正實現中國電影商業化運作的轉折點；其成功的後電影產品和衍生產品的開發，將預示著中國「後電影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