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宣傳變法的著作

⑴ 戊戌維新時期,梁啟超的主要著述是什麼

戊戌維新時期，梁啟超的主要著述是《變法通議》。

《變法通議》是梁啟超思想的主要著作，也是近代很系統的宣揚維新變法主張，在文中他論證了中國社會必須要改良變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當時維新變法時期宣傳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幟。《變法通議》這一著作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受到了很多愛國人士的｀追捧，也大大增強了梁啟超的名望。

《變法通議》歷史意義：

梁啟超以其敏銳的政治洞察力，窺測到了當時中國變法的迫切性，他在《變法通議》中的變法主張，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對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時代的強烈呼聲，因而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但是，《變法通議》之所以倡言變法，鼓吹改革的理論依據則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西方進化論，這種以自然萬物之進化與人類社會之發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無疑是形而上學的。

⑵ 高分緝拿 梁啟超 「變法通議」 全文！！

易曰： 「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 。伊尹曰： 「 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夜不秉燭則昧，冬不御裘則寒，渡河而乘陸車者危，易證而嘗舊方者死。 」

天下之為說者，動曰一勞永逸。此誤人家國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說者曰：一食永飽，雖愚者猶知其不能也，以飽之後歷數時而必飢，飢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則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數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變，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飽者必死，一勞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為不變之說者，實則非真有見於新法之為民害也，誇毗(pí)成風，憚於興作，但求免過，不求有功。

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已，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變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變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執其權而代變者也；其三，如印度，見並於一國而代變者也；其四，如波蘭，見分於諸國而代變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間，其何擇焉？（詩）曰： "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 （傳）曰： " 嫠（lí）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霣（yǔn），為將及焉。 " 此固四萬萬人之所同也。彼猶太之種，迫逐於歐東；非洲之奴，充斥於大地，嗚呼！夫非猶是人類也歟。

今之言變法者，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鑠今之事，責成於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則以為黃種之人，無一可語，委心異族，有終焉之志。夫當急則治標之時，吾固非謂西人之必不當用，雖然，則烏可以久也。中國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敗，詢其故？則曰： 「 西人明達，華人固陋；西人奉法，華人營私也。 」 吾聞之日本變法之始，客卿之多，過於中國也。十年以後，按年裁減，至今一切省署，皆日人自任其事，歐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國之言變法，亦既數十年，而猶然借材異地，乃能圖成，其可恥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國之事，其愛中國與愛其國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況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為彼中之賢者乎。

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難者曰： 「 子之論探本窮原，靡有遺矣，然茲事體大，非天下才，懼弗克任，恐聞者驚怖其言以為河漢，遂並向者一二西法而亦棄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寧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矣。 」 釋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泛乎中流，暴風忽至，握舵擊楫，雖極疲頓，無敢去者，以偷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後也。庸醫疑證，用葯游移。精於審證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辭已，雖曰難也，將焉避之。抑豈不聞東海之濱，區區三島，外受劫盟，內逼藩鎮，崎嶇多難，瀕於滅亡，而轉圜之間，化弱為強，豈不由斯道矣乎？則又烏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則足以濟非常之變。嗚呼！是所望於大人君子者矣。

⑶ 《中國少年說》梁啟超全文

《中國少年說》梁啟超全文：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

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

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

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

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梁啟超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衾寒於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

西宮南內，白發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開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顧弄孺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遝之盛事。

拿破崙之流於厄蔑，阿剌飛之幽於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捲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吒，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嗚呼，面皴齒盡，白發盈把，頹然老矣！

若是者，舍幽郁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外無天地，舍頹唐之外無日月，舍嘆息之外無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況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

於此人也，而慾望以拏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

歷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頹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為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為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

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為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為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任公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

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為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澌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為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

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

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為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為家族之國，或為酋長之國，或為諸侯封建之國，或為一王專制之國。

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為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為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為童子時代。

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窒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

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為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時代也。幽、厲、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

元、平、桓、靈，則其老年時代也。自余歷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為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為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旦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雲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志尼者，義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義大利」。舉國志士，雲涌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義大利為歐洲之一雄邦。夫義大利者，歐洲之第一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奧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

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為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為消長者也。

吾見乎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為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為老大者，何也？

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折，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喏，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

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尚且不能自了，須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治天下也！

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既已不知亞細亞、歐羅巴為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為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界於其手。

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折、當差、捱俸、手本、唱喏、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

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矣！

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個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仆為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之所謂老後、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

使走無常當醫生，攜催命符以祝壽，嗟乎痛哉！以此為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

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

將遷居者，不愛護其窗櫳，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恆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為牛為馬為奴為隸，則烹臠鞭棰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為鄰者何與焉？

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

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翕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

(3)梁啟超宣傳變法的著作擴展閱讀：

《中國少年說》的作者是梁啟超，他是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傑出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學問家。「百日維新」失敗後，他流亡日本，創辦《清議報》，大力介紹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政治學說，批判封建專制主義。

《少年中國說》就是當時發表在《清議報》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響頗大，被公認為梁啟超著作中思想意義最積極，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視為自己「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的代表作。

梁啟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維新運動領袖之一。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等。廣東新會人。

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

1891年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時人合稱「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1898年，回京參加「百日維新」。

7月，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同年9月，政變發生，梁啟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

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支持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並，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啟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啟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斗爭。袁世凱死後，梁啟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

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1927年，離開清華研究院。1929年病逝。

《中國少年說》 寫作背景：

文章寫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戊戌變法指1898年（農歷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

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這年九月慈禧太後等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維新派遭捕殺或逃亡國外。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也叫戊戌變法、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又名維新變法，其高潮則為百日維新，是中國清朝光緒年間（1898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這次變法主張由光緒皇帝親自領導，進行政治體制的變革，希望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近代化道路。

作者知恥於當時中國之「老大」，對封建專制的黑暗腐敗深惡痛絕，對滿清統治者的老朽昏庸深惡痛絕，對國家的落後十分痛心，對國民的愚昧十分痛心，因而從內心爆發出1種不可遏止的激情，猛烈抨擊這一切令人厭惡的東西，並熱情呼喚一個充滿生機的「少年中國」盡快到來。

這種昂揚的改革精神和深切的愛國情懷令人欽佩。用老年人來類比「老大」的中國，用少年人來類比「少年」的中國，並從少年人必將取代老年人，認識到少年中國必將取代老年中國，這是進化論的觀點。

這種進化論的社會發展觀，使梁啟超在極其黑暗、衰敗的時代，看到了一個腐朽王朝的必將滅亡，並充滿希望和信心地迎接新時代的到來，其積極因素不能抹煞。但進化論有待於發展為歷史唯物主義，否則，它就只能是社會改良主義的思想武器。

梁啟超一生的政治思想多有變化，這恐怕正是進化論觀點和改良主義思想在其社會改革實踐中得失消長的體現。對此，我們應當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另外，與進化論相聯系，他認為老年人一切都不好，青年人一切都好，這雖多半出於社會改革的宣傳鼓動，但思想方法畢竟簡單化、絕對化，亦當予以辯證看待。

⑷ 康有為以《》和《》梁啟超以《》宣傳維新變法主張

康有為抄以《孔子改制考》和襲《新學偽經考》梁啟超以《變法通議》宣傳維新變法主張。


孔子改制考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學家康有為著，是一部變法理論著作。

"新學偽經考"，又名《偽經考》，十四卷，初刊於1891年，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康有為打著公羊派的旗號，宣揚托古改制思想的重要著作，"新學偽經考"著重從經學方面進行論述，對傳統的"古文"經學展開猛烈的攻擊。

《變法通議》是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前夕撰寫的一組政論文章，《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使《時務報》在眾多報刊中脫穎而出，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維新派刊物，梁啟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的美譽。

⑸ 梁啟超寫的《變法通議》的簡要評價

變法通議》是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前夕撰寫的一組政論文章，主要內容是論證中國社會變則存，不變則亡；只有改良現行的腐朽官官僚體制和科舉取士制度，興辦新式學校培養變法人才，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制度的弊端，維護清朝的政治統治。本書是近代中國最為系統全面的向國民宣揚維新變法主張的著作，從理論上深入闡述了維新變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種、保國、保教的作用，成為晚清政壇上名聲最大的宣傳著作，是維新變法時期宣傳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幟。《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使《時務報》在眾多報刊中脫穎而出，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維新派刊物，梁啟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輿論之驕子，天縱之天豪」的美譽。
《變法通議》內容及影響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省新會縣人。我國近代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著名政治活動家和教育宣傳家。
梁啟超出生於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師為生。梁啟超自幼在家接受啟蒙教育。11歲至廣州應學院試，中秀才。後在「學海堂」就讀，於經史子集無不涉獵，17歲中舉人。18歲購得《瀛環志略》，從此開始接觸西學。不久，以弟子禮拜見康有為，並於1891年受業於萬木草堂，其「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戰敗，遂隨其師康有為並各省1300名舉人聯名上書，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車上書」。從此開始了他鼓吹變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動。1896年，任上海《時務報》主筆，發表《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為傳播變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貢獻，成為當時知名的風雲人物。1897年11月，赴長沙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教學中積極宣傳變法思想，培養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協助康有為等促成「百日維新」。其間，梁啟超活躍非凡，為變法事業鞠躬盡瘁，顯示了卓越的宣傳和組織才能。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日本等地，耳聞目睹西方之學，思想又有新變。在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繼續鼓吹變法維新。從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間，撰寫了近百篇文章，廣泛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賓諾莎、盧梭、培根、笛卡兒、達爾文、盂德斯鳩、康德等、其領域遍及歷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個方面，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很大的積極影響，被譽為「輿論界驕子」。
1905年以後，國內革命形勢繼續發展，但梁啟超對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漸落後於時代，成為保皇立憲的積極鼓吹者和參與者。
1920年以後，梁啟超息跡政壇，專事著述和講學，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東南大學任教，還曾任北京圖書館館長。陸續寫成《墨經校釋》、《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專著，在學術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1929年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
梁啟超學識超群，才華橫溢，一生極其勤奮，雖身在政壇不忘筆耕，因而著述極其豐富。據初步估計，其著述約有1400萬字!其著作的結集，最早為1902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的《飲冰室文集》，其後至1937年，共有大約40種不同版本的文集行世。其中，以1932年由林志均編、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合集》收錄最完富，體例最佳。近年，中華書局又將此本影印出版。
梁啟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論文有：《變法通議》(1896年)、《倡設女學堂啟》(1897年)、 《湖南時務學堂學約》(1897年)、《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議》(1902年)、《論教育當定宗旨》(1902年)、《中國教育之前途與教育家之自覺》(1917年)、《教育與政治》(1922年)等，均收錄於《飲冰室合集》之中。
《變法通議》是梁啟超擔任上海《時務報》主筆時發表的早期政論文章的結集，發表的起止日期為1896年至1899年。《變法通議》共有14篇，其中，《自序》、《論不變法之害》、《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學校總論》、《論科舉》、《論學會》、《論師范》、《論女學》、《論幼學》、《學校余論》、《論譯書》、《論金銀漲落》等12篇，刊於1896年至1898年的《時務報》，《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等兩篇，刊於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議報》。《變法通議》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冊的第一卷、入選時，編次略有更動。
梁啟超說：1896年，「啟超創一旬刊雜志於上海，曰時務報。自著《變法通議》，批評秕政，而救弊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亦時發民權論，但微其緒，未敢昌言。」可見，《變法通議》是為「批評秕政」，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因此，《變法通議》全篇都是在鼓吹變法，倡言維新。由於梁啟超和其他維新派人士一樣，是教育救國論者，因此，在《變法通議》中，教育救國思想非常明顯，其中，教育思想比較集中的篇目為《學校總論》、 《論科舉》、《論師范》、《論女學》和《論幼學》等。
1．在《自序》、《論不變法之害》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啟超指出，變為自然和社會之普遍法則，自然由變而成，社會也由變而生，「借日不變，則天地人類，並時而息矣。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啟超上引歷史，下及現實，左觀印(度)日(本)，右覽俄(國)德(意志)，極言變法之必要，他大聲疾呼：「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這些話的確如春雷驚天，確乎震聾發聵，驚世駭俗，驚心動魂，使人們從古國甜夢的沉睡中驚醒過來而直面當時的嚴酷現實，這無疑是封建帝國里的第一聲資產階級愛國啟蒙。梁啟超繼而進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變的問題：「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變法之本在育人才，在開學校，在變科舉，所有這些最終又需依靠體制的變革，這即是說，育人才，開學校，變科舉必須在政治體制變革的前提下，並通過政治體制的變革來實現。這無疑是一種深刻的遠見灼識！
2．在《學校總論》中，梁啟超指出：「世界之運，由亂而進於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於智，故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而民智開於學，興學立於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國家興亡的大事！
那麼，為什麼會有學校不興，教育不立的現實呢？梁啟超指出，這都是長期以來的愚民政策所使然。統治者為箝制思想，便用制義、詩賦、楷法作為學校教育的內容，如此便使學校存其名而無其實。學子除了科舉一途無由自進，這樣，即使是那些有真才實學的「奇才異能之士」，為了取得中第升遷，也「不得不輟其所學，以 焉而從事矣。其取之也無定，其得之也甚難，則倜儻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窮愁感嘆，銷磨其才氣，而無復餘力以成其學矣」。所以，梁啟超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設制藝，同秦始皇之燔詩書，「遙遙兩心，千載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
梁啟超進一步指出，國民分士、農，工、商、兵五等，而農而不士，農業不興；工而不士，工業不興；商而不士，商業不興；兵而不士，兵業不興。不惟中國之農、工、商、兵四業不士，即便是士也不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據詞章之輩，於歷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見，於萬國形勢，瞢然未有所聞」，如此而欲富國強兵，安內御外，無異於緣木求魚，未可得也。所以，要舉興百業，就需要對百業之民實行職業教育，廣設學校育才。但是，當時培養官吏的國之大學，省之學院，郡縣之學官，乃至書院，教學內容陳舊過時，愚腐不堪，不教以歷代政術，不教以本朝掌故，不教以天下郡國利病，如此則「當其學也，未嘗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則當盡棄其昔者之所學，而從事於所未學，「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如此治國，豈有不敗者乎？」而且，即使是如此空疏無用的教育，真正「澤及」者也不在多數。雖號稱受教之人有四百兆，但實際上，婦女不讀書，已去其半數，農工商兵不知學，終去其十之八九。梁啟超於此不由得感慨系之：「故號為受教者四萬萬人，而究其實能有幾人，則非吾之所敢言也。」
梁啟超還對當時的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自強學堂和實學館之類洋學堂提出了批評。本來，作為專門之學，洋學堂對於振興百業，培養專才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洋學堂的教育內容也同樣是隔靴搔癢，不及實事，「言藝之事多，言政與教之事少。其所謂藝者，又不過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不務其大，不揣其本，即盡其道，所成已無幾矣。」另外，洋學堂還受到以下三個方面的不利因素的制約：其一，科舉不改，就學乏才；其二，師范學堂不立，教習難稱其職；其三，專門之業不分、難於造就專才。所以，梁啟超說，這種學校培養出來的人、頂多也只能「任象 之事」，當個翻譯了事，於實事實業無補。
所以，必須設立新型學校以應時需，若「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新型學校應該「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其總綱有三：「一日教，二日政，三日藝」，其分目有十八項：「一日學堂，二日科舉，三日師范，四日專門，五日幼學，六日女學，七日藏書，八日纂書，九日譯書，十曰文字，十一日藏器，十二日報館，十三日學會，十四日教會，十五日游歷，十六日義塾，十七日訓廢疾，十八日訓罪人。」
在《學校總論》的最後，梁啟超專門論述了教育經費問題。梁啟超指出，沒有教育經費，學校之議無異空紙，所以，「今國家而不欲自強則已，苟欲自強，則悠悠萬事，惟此(指籌措教育經費)為大，雖百舉未遑，猶先圖之」。有感於英、法、德、俄、美、日諸國教育經費之充足，更感於中日甲午海戰失敗之沉痛教訓，梁啟超指出，假如中國能早一點拿出甲午海戰的戰敗賠款二萬萬兩白銀的百分之一二用於興學育才，則二十年間人才大成，那麼，甲午海戰便不致於落得如此之慘痛結局。所以，只看到敵人的堅船利炮，而看不到其所以有堅船利炮的原因，只不惜重金以治海軍，而捨不得拿出薄金以營學校，如此便是知末不知本，治末不治本，最終必是一無所成。梁啟超沉痛地疾呼：如果今日仍不圖舉，則「恐他日之患，其數倍於今之所謂二萬萬者，未有巳時。」
3．在《論科舉》中，梁啟超專門討論了科舉改革問題。梁啟超指出，國家作育人才，皆為有用，教而不用，不如不教；學生學習，唯在效用，學不見用，不如不學。但是，科舉網盡舉國上才之人，專事空疏無用之學，使學生「悉已為功令所束縛、帖括所驅役，鬻身滅頂，不能自拔。」所以，「故欲興學校、養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為第一義。」那麼，科舉如何變？共有上、中、下三策。何謂上策？上策是：「合科舉於學校；自京師以訖州縣，以次立大學小學，聚天下之才，教而後用之。入小學者比諸生，入大學者比舉人，大學學成比進士；選其尤異者出洋學習，比庶吉士。其餘歸內外戶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學成而歸者，授職比編檢。學生業有定課，考有定格，在學四年而大試之；以教習為試官，不限額，不糊名，凡自明以來，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積弊，一旦廓清而辭辟之，則天下之士，靡然向風，八年之後，人才盈廷矣。」
何謂中策？中策是：「多設諸科，與今日帖括一科並行。」分設明經、明算、明字、明法、使絕域、通禮、技藝、學究、明醫、兵法諸科，使諸科廣涉經書、中外算術、中外語言文字、法律、外交、大清掌故、格致製造、教學法、醫學、兵法等各個領域。至於取士之法，或特詔舉試，或按省附考，給予出身，示以榮途。如此「則岩穴之間，鄉邑之內，與夫西學諸館，及出洋學習之學生，皆可因此以自達。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厲於實學，以為天下用，則其事甚順，而其效亦甚捷。」
何謂下策？下策是：「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變其取士之具」。也即試科不變，但具體內容應有新的要求。童子試「必試以中外政治得失、時務要事、演算法格致等藝學。鄉會試必三場並重，第一場試四書文、五經文、試帖各一首；第二場試中外史學三首，專問歷代五洲治亂存亡之故；第三場試天算、地輿、聲光、化電，農礦、商兵等專門，聽人自擇一門，分題試之，各三首。殿試一依漢策賢良故事，專問當世之務，對策者不拘格式，不論楷法。」
總之，科舉之變是必然的，完全率由舊章顯然有悖於時代的要求，問題只是大變還是小變的問題，「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上策必強，中策可安，下策尚存。
4．在《論師范》中，梁啟超指出，國之興，在於興學，學之興，系乎教師，教師是學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對學生影響很大，因此，教師的作用舉足輕重。但是，當時府州縣學官及蒙館學究多系不學無術，濫竽充數之輩，其誤人子弟，勢所必然。而洋學堂中的西洋教習，亦每每存在有言語不通，翻譯失真。西人幼學，異於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等五大不利因素，而且，西人不懂中華經典，「每撥棄本原，幾成左衽」，任用西人，授人以柄，究非長策，所以，「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范學堂為第一義」。
那麼師范學校之制又如何確立呢？梁啟超參考日本尋常師范學校之制提出了如下主張：「一須通習六經大義，二須講求歷朝掌故，三須通達文字源，四須周知列國情狀，五須分學格致專門，六須仞習諸國言語，」至於教學法，學習《札記·學記》而循而用之，殆庶幾矣」。
梁啟超進一步指出，必須將師范學堂的設立同小學堂的設立結合起來。從京師到各省府州縣，遍設小學堂，同時輔之以師范學堂。小學堂之教師由師范學堂之學生充任，以小學堂教學之效果，來檢驗師范學堂教學之效果。如此，「則天下之士，必爭自鼓舞」，「十年之間，奇才異能，遍行省矣。」
5．在《論女學》中，梁啟超提出了「欲強國必由女學」的驚人之論。梁啟超列舉了世界諸國之女學狀況，指出，女學最盛者，其國也最強，美國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也次強，英、法、德、日諸國是也；女學衰微者，則其國得存已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梁啟超說，到了太平之世，國界、種界、兵事全無，男女也無有分別，男女「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而無或能或不能之別，故女學與男學必相合」。
因此，梁啟超於當時中國婦女並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中國婦女不僅深居閨閣，足不出戶，以致「獨學無友，孤陋寡聞」，未可作詩填詞，無論實學，而且要蒙纏足毀體之害，所以，「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
6．梁啟超極為重視兒童教育，認為「人生百年，立於幼學」，所以，在《論幼學》中，他詳細地闡述了兒童教育的內容和方法問題。他對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先進的兒童教育方法充滿了贊美之情，認為這些國家所實行的「先識字，次辨訓，次造句，次成文」的教學程序，循序漸進，學不躐等，符合兒童身心發展的規律，而中國當時的未嘗識字即先授經，未嘗辨訓、造句即要作文的兒童教育程序無疑是本末倒置。正是痛感於當時的兒童教育方法對兒童的戕害，梁啟超為八歲至十二歲的兒童擬定了一個功課表。
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梁啟超雖不一定能稱得上是一位深刻的教育思想家，但稱之為著名的教育思想宣傳家卻是當之無愧的。在《變法通議》中，梁啟超以東漸之西學為思想武器，用不同於當時文壇的新文體，即用更為痛快淋漓，剴切銳利，富有情感，不避俚俗的語言，大聲疾呼變法之迫切性與必要性，因而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加之《變法通議》主要是發表於當時「舉國趨之，如飲狂泉」的《時務報》，其影響之巨大更是可以想見的。
梁啟超是一位教育救國論者，因此，他所鼓吹的變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變法。梁啟超以其敏銳的政治洞察力，窺測到了當時中國變法的迫切性，他在《變法通議》中的變法主張，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對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時代的強烈呼聲，因而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但是，《變法通議》之所以倡言變法，鼓吹改革的理論依據則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西方進化論，這種以自然萬物之進化與人類社會之發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無疑是形而上學的。
《變法通議》把興學校、育人才作為變法的根本，把教育作為開民智、興民權的基礎。它所表達的重視教育的思想無疑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國人才缺乏、民智未開的教育原因，卻沒有從更深一層看到造成中國教育落後的政治原因，這是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所表達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變法通議》涉及到了教育(特別是學校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從教育外圍的改革，諸如女子教育改革和連接育人和用人的樞鈕——科舉改革，到教育內部的改革，諸如教師、學生、育人規格、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改革，無處不著筆墨。
於今看來，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所表述的思想恐怕是平談無奇的，其中甚至還有失當之處，但是，作為大潮的先聲，《變法通議》在當時的確起到了震聾爰聵、開啟民心的重要作用，不論是清末的興學校，還是科舉由改革到廢止，所有這些，都無疑受到了來自《變法通議》的重要影響！

⑹ 19世紀90年代,梁啟超宣傳變法維新主張的著作是什麼

19世紀90年代,梁啟超宣傳變法維新主張的著作是《變法通議》。

《變法通議》是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前夕撰寫的一組政論文章。《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使《時務報》在眾多報刊中脫穎而出，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維新派刊物，梁啟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的美譽。

從理論上深入闡述了維新變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種、保國、保教的作用，成為晚清政壇上名聲最大的宣傳著作，是維新變法時期宣傳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幟。

梁啟超：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省新會縣人。是我國近代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著名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思想家、歷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資產主義宣傳家和新法學家，「網路式」國學大師。

梁啟超出生於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師為生。梁啟超自幼在家接受啟蒙教育。11歲至廣州應學院試，中秀才。後在「學海堂」就讀，於經史子集無不涉獵，17歲中舉人。18歲購得《瀛環志略》，從此開始接觸西學。

⑺ 戊戌維新時期,梁啟超的主要著述是

主要著述是 《變法通議》，是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前夕撰寫的一組政論文章，同時在《時務報》上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