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宣傳

『壹』 天津市委宣傳部地址

天津市委宣傳部地址在天津市河西區友誼路30號

『貳』 天津的家鄉文化有哪些

天津歷史文化
天津是北方地區媽祖文化的中心，故有「南有湄洲媽祖廟，北有天津天後宮」之說。媽祖文化是天津歷史文化的重要淵源之一。「先有娘娘廟，後有天津衛」的民間諺語，充分說明媽祖文化在天津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天後宮為中心的古文化街已經成為享譽中外的觀光勝地和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以文化街和海河為依託，舉辦首屆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有利於保護和挖掘天津的歷史遺存，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有利於增強同全世界華人，特別是港、澳、合同胞的感情交流，加強海峽兩岸的友好往來與合作；有利於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影響力，帶動文化、旅遊事業和地區經濟的加快發展。天津市人民政府將舉辦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列入今年市政府20件實事，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和海內外的積極響應。經初步接洽，台灣、香港、澳門和福建地區的民間組織和旅遊部門將組織近千人來津赴會，共襄盛舉。
天津歷史文化漫步。
（1）古代天津，據發掘出土文物的考證，早在戰國時期已形成若干先民的聚落點。然而，在西漢時發生過一次大范圍的海浸，濱海平原淹沒，汪洋一片，荒無人煙。爾後，隨著海河水系的形成，聚落始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村落名曰「直沽」，位於海河匯流源頭的三岔口，故又名「三汊沽」。後人曾形象地稱海河為「母親河」，稱三岔口為「天津的搖籃」。比喻生動親切，深入人心。
（2）直沽依河生息，先民除農耕外多以捕魚為業，故史書稱「初僅一漁堡耳」。早期人文心態如何，文字記載闕如。直沽地處北陲，遠離中原文化，發展滯後。先民無法解釋許多自然現象而產生一種恐懼心理，遂以敬神驅鬼、祈福消災的迷信活動作為精神支柱。這一點，從許多墓葬中隨葬的神佑與避邪的祭物，可略見其端倪。
（3）隋唐時期佛教文化已傳布北疆。唐貞觀年間李世民率師遠征遼東，奏捷回朝途經直沽，駐蹕於海河岸邊的慶國寺，同行的鄂國公尉遲敬德在廟中掛甲，李世民遂敕賜更名為「掛甲寺」。這一掌故未見正史記載，屬口碑史料，縣志對此有所記述，足以憑信。由此可知，至遲在唐朝初年佛教已傳布直沽，寺廟當不止慶國寺一處。據史書記載，元至正年間，有天竺（印度）僧人海會結庵於城西北海會寺，說明直沽當時的佛教已形成一定氣候。明清時期，佛寺香火日熾，城廂內外寺廟多如繁星，《津門保甲圖說》中有圖為證。清康熙年間，天津有兩位詩僧：一是大悲院的世高，一是海光寺的成衡，結交名士，吟詩作畫，傳為禪林佳話。近代又出現兩位高僧：一是弘一（李叔同），一是倓虛（王福廷），修持謹嚴，造詣厚重，前者被尊為「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後者被列為「天台宗第四十四世法嗣」，聲名遠播海內外。因此，天津的佛教文化淵源不容忽略。
（4）元朝定都於大都（今北京），糧食、布帛皆仰給於江南，為此開辟了海上運輸線，漕運文化、媽祖文化伴隨而來。直沽是漕運的終點碼頭，為祝禱航行安全，在大、小直沽先後建造了兩座天妃宮（天宮後），每當漕船抵達，官員隆重舉行酬神祭典，成為直沽社會生活的一大盛事，從而活躍了天妃宮周邊的商家生意。天妃宮的建立，可視為天津城市發展的歷史坐標，故古諺有雲：「先有天後宮，後有天津城。」天妃即媽祖，傳說中的護航「女神」，在「落戶」直沽以後，又演化為兼司護佑婦嬰包括生兒育女的「子孫娘娘」，成為津沽婦女至尊至愛的膜拜偶像；後來又被頌為「三津福主」，儼然天津城的保護神了。至康熙年間，又推出「天後出巡散福」盛會（皇會），屆期全城載歌載舞，萬人空巷，猶如西方的「狂歡節」。媽祖文化滲透民俗民風領域，構成直沽文化的一大特色。
（5）明朝永樂二年（1404）天津命名，設衛築城，奠定了城市發展的基石，再過兩年，就迎來建城600周年。天津設衛，成為拱衛京師的屏障，軍旅常駐，商販雲集，流動人口激增，顯現出移民城市的特徵，文化上亦然。
《天津衛志》載稱：「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辟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梁之民。」也就是說，天津接納了戍邊、漕運、經商、逃荒的大批移民，伴隨而來的是軍旅文化、運河文化、江淮文化、閩粵文化、伊斯蘭文化，尤應提出的是語言文化。據語言學家考察，別具特色的天津話，母語源於江淮，人口構成的變化鑄造了天津方言。伊斯蘭文化是隨同回民遷徙而傳入的，設衛之初落戶津北天齊廟、穆莊子（後合並稱天穆村），建造了清真寺，清真菜餚也逐漸推廣開來，成為天津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方雜處，風情各異，移民文化豐富了天津歷史文化的內涵。
（6）清雍正二年（1725）天津改衛為州，旋又升州為府，強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天津「地當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車」，有利於商旅往來與物產集散，是北方重要的水陸碼頭。咸豐十年（1860）開埠以後，內外貿易迅速增長，碼頭經濟更趨活躍。經濟發展擴大了文化發展空間。
自清代中葉以來，碼頭周邊陸續出現了許多茶館、書場、戲園，外地伶人紛至沓來，名曰「跑碼頭」。原來農村的野檯子戲班走進城市舞台，評戲、河北梆子等地方戲紮根天津，唱遍北方，因此視天津為「發祥地」。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各種鼓曲走俏津門，名角輩出，為此贏得「曲藝之鄉」美譽。獨具地方風格的社火（民間集體游藝活動）由來已久，代代相傳，活躍於鄉里。民間習武之風始終不衰，武林高手霍元甲、曹金藻被稱為「回漢雙俠」，聞名遐邇。民間工藝精美無比，楊柳青年畫早在清初就已經遠銷「三北」地區；張明山家族的泥塑，雅俗共賞，譽滿三津；磚雕、木雕、風箏、絨花、剪紙的製作，都有獨到之處。凡此種種，無不具有碼頭文化的魅力。尤應提及的是，民國以後，武俠、言情、警世、評書之類的通俗小說，覆蓋文化市場，並造就出一批通俗小說作者，其中名家如劉雲若、還珠樓主、鄭證因、宮白羽等人的作品，膾炙人口，暢銷一時，天津因此被稱為「通俗小說北方創作中心」。碼頭文化具有平民性與親和力，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又稱市井文化。
碼頭文化屬於俗文化范疇。曾有這樣一種說法：具有俚俗特色的天津文化可稱之為「衛派」文化，與「京派」文化、「海派」文化形成鼎足之勢。
（7）天津歷史文化沿著兩個層面發展，既有「下里巴人」，又有「陽春白雪」，即儒雅文化。
在「康乾盛世」時代，天津文壇欣欣向榮，一派生機，這與富有鹽商對文化的投入有直接關系。其時，鹽商與縉紳熱衷於築造私家園林，不下二三十處，著名的如張霖的問津園、龍震的老夫村、查日乾的水西庄、安尚義的沽水草堂的艷雪樓；這些園林不僅花木蔥翠，亭榭玲瓏，令人賞心悅目，而且是人文薈萃之所。庄園主人廣為接納文士賓客，詩酒酬唱，揮毫潑墨，切磋學問，賞玩珍品，極盡風流雅興。其中尤以佔地百畝的水西庄為最，與揚州小玲瓏山館、杭州小山堂並稱為運河三大私家名園，或曰運河文化的三顆燦爛明珠。這種人文薈萃之風一直保持了數十年而不衰，許多馳譽南北的文宗、名流蒞臨津門，有的過境小住，有的落戶久居，推動了天津文壇的勃興。道光年間，詩人梅成棟編成《津門詩鈔》一書，內收元、明、清以來四百多位詩人、三千多首詩作，毓秀鍾靈，蔚為大觀，堪稱天津文壇的詩品總匯。鄉邦學人查為仁、金玉岡、康堯衢、崔旭、樊彬、華長卿、楊光儀等皆飽學之士，有文集傳世。在書畫藝術方面，天津也是人才濟濟，名家輩出。
文人結社之風在天津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30年代，雖不免曲高和寡，但始終獨領風騷。
（8）1860年天津開埠，列強佔地開辟租界，清朝統治集團興辦「洋務」也以天津為基地，從而西方文化次第湧入，諸如基督教文化、近代科技文化、西方教育模式、西方建築文化、競技文化、音樂美術、娛樂文化等等，天津得領風氣之先。當時國家處於政治動盪的歷史時期，思想觀念的變化，有助於對封建社會制度的批判，也有利於向城市近代化的過渡。19世紀末被稱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嚴復，在天津譯書著文，宣傳資產階級「西學」，大聲疾呼「變法」、「救亡」、「競存」、「自強」，振聾發聵，喚醒國人，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
晚清統治危機四伏，列強侵略得寸進尺，妄圖變中國為殖民地，在天津曾三次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帝風暴，即火燒望海樓教堂、義和團運動與老西開事件，驚天動地，可歌可泣!這是侵略與反侵略的政治斗爭，但可巧都是因為外國傳教士的狂妄不軌而造成的導火索，也可說是中西方文化猛烈碰撞。雖然不排除其中帶有某種程度的「排外」色彩，但斗爭矛頭直指列強侵略，敢於斗爭，無所畏懼，發揚了天津人民的愛國愛鄉精神。
綜上所述，天津歷史文化源遠流長，紮根民間，兼容並收，異彩紛呈。過去曾有「天津是文化沙漠」的說法，顯然不切合歷史實際。
「吃的講究，穿的時髦」，希望天津什麼都比外地好。在當時已成為天津人的追求。
老天津風俗畫，當時的天津已展現出令人稱羨的近代文明。

天津人文歷史
天津地區從新石器時代始歷經商周、春秋戰國、秦漢、隋唐直至遼宋數千年的不斷開發，在原始聚落的基礎上逐步發展了早期文明。直金朝，天津地區因地利而成為戍守要塞－直沽寨；元朝又因海漕輸轉形成河港，在此建立海津鎮；明朝設衛築稱之後，隨著封建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天津漸漸發展成為一座新興的商業城市；到清代中葉以前，天津得河槽、海運和蘆鹽之利，已迅速發展成為北方的商業集散中心、拱衛京師的畿輔重鎮。從咸豐十年（1860〕被迫開埠至民國時期，是天津崎型發展階段，一方面，作為工業大城市不斷向近代化發展，另一方面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直到 1949年1月15日城市解放，天津才揭開了歷史的嶄新篇章。在距今約50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先民便已開始在此聚居和勞動生息了。薊縣城東五里發掘的圍坊遺址，即為原始社會至商、周時期的文化遺存。殷商時期，天津北部山區分布著戌狄等少數民族的一些小國。西周及春秋時期，這一地區是召公姬百及其宗支的封地。戰國時期，今海河南北大致分屬趙、燕兩國，為燕、趙、齊爭雄角逐之地。
秦代天津地區屬上谷郡。西漢時，天津地區南部屬渤海郡的章武、東平舒、文安縣；北部屬漁陽郡的泉州、雍奴和右北平的無終縣。泉州城遺址在今武清縣的城上村，遺址范圍內文物遺存豐富，有鬲、豆、陶釜、瓦當和印有「泉州」戳記的陶盆殘片。在其東南11公里的雙口鎮也發現有「泉州」戳記的陶罐、陶缽等器物。東平村稱遺址在靜海西釣台村，遺址上散布著許多戰國和西漢時期的文物。
天津地區瀕臨渤海，具有得天獨厚的鹽業生產條件，西漢王朝在全國公設鹽官38處，條件地區就有泉州、章武兩處，可見這里的制鹽業在當時已佔有一定的地位。天津枕河瀕海，水運歷史悠久。東漢末年，曹操破袁紹後北征烏恆，出於軍事運輸的需要，自建安十一年 (206)始，先後開鑿了平虜渠、泉州渠和新河渠三條運渠，這是天津地區歷史上最早的人工河流，也就自那時起奠定了華北平原上 300餘條大小河道匯流至今天天津地區,循當時稱作派河尾的今海河注入渤海的區域水文形勢，同時還為這里後來發展成河海交通咽喉准備了條件。曹魏時處於派河口的漂榆邑（約今東麗區軍糧城一帶〕，無疑是這種有利條件形成之後不久出現的第一個原始河口港，輸轉、儲存軍需物資是它的首要職能。大業四年 (608)，隨煬帝為東征高麗，命令開鑿永濟渠，「自洛口開渠，達於涿州郡，以通漕運」，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從此形成。大運河把黃河、淮河長江和在派尾河入海的華北平原諸河匯成的水系（即今河海水系〕，聯成水道交通網，遂使地近運河北端、兼有河海航運之便的派河尾的地位更趨重要。金元時期是天津城市形成的早期階段。元代在大都（北京〕附近屯田，直沽成為軍屯的重要地區。
"天津"這個名字出現於永樂初年，為朱棣所賜，意為天子渡河的地方。永樂二年(1404)，天津作為畿輔要地正式設衛〔衛所是明朝的軍事建置），故有「天津衛」之稱。後增設天津左衛、天津右衛。天津三衛直隸於後軍都督府，共有官兵1.6萬餘人(1493-1494)間，天津兵備道劉福將衛城用磚包砌，建四座城門，分別題額為「鎮東」、「定南」、「安西」、「拱北」城中心建鼓樓，鼓樓下起空心方城，從此天津城初具規模。此後天津成了離京都既近且大的漕糧儲囤所。
天津的集市和商業區正式出現於明宣德年間（1426－1435〕分布於城中心和四門，附近到弘治年間1488－1505，以增設五集一市，集市大大活躍了天津市場，這時的天津已成為中國北方的商品集散地，人口也比往昔大增。明中葉以後，渤海灣西岸鹽場逐漸採用曬鹽技術，從此天津地區的鹽產量大大增加，且質優價廉。為清代蘆鹽產銷中心轉移到天津創造了條件。明崇貞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義軍攻陷北京，建號大順，次日，天津也成為大順的轄區。 公元1644年清潮王朝入關後，隨著統治地位的穩固和經濟發展，天津衛作為京師門戶的地位日益重要。雍正九年升為天津府，轄天津、青縣、靜海、南皮、鹽山、慶雲和滄州等6縣1州。從此天津已成為畿輔首邑。清康熙年間，隨著河海航運的發展，南北各地商品大量吞吐，使天津商業空前繁榮。18世紀初，由於埠際間商業的發展，天津出現了匯兌業務的錢庄，此後，南北商人竟相效尤。商業、金融業的發展使天津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北方的商貿中心。
第二次鴉片戰爭間，天津作為拱衛京師的軍事重地，其作用更加突出。在三次大沽口之戰中，列強均直取天津，以圖威脅清政府，迫其簽訂城下之盟。根據1860年10月簽訂的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天津被迫開為商埠。隨著天津的開埠，外商開始進入天津並設立洋行，天津也由一個內向的封建性商業城市逐步演變為以華北、東北乃至西北為腹地外向貿易中心。1870年廷任命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任此職二十餘年間極力興辦洋務運動，通過創辦天津機械局及開創近代礦業、交通、郵電事業，天津成為中國洋務運動的中心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華北，天津成為爭奪的目標，通過劃分租界，設立銀行，天津的半殖民地化隨之加深。辛亥革命後，天津改為天津縣，直隸省省會設於天津。1928年6月28日,直隸省改稱河北省，省會仍設天津，以天津城及附近地區設置天津特別市，是為天津市之始。民國時期，天津的文化教育事業繼續有所發展。1919年10月17日，張伯苓創辦南開中學大學部，兩年後，正式改稱南開大學。
天津古代歷史
古代天津，據發掘出土文物的考證，早在戰國時期已形成若干先民的聚落點。然而，在西漢時期發生過一次大范圍的海浸，濱海平原淹沒，汪洋一片，荒無人煙。爾後，隨著海河水系的形成，聚落始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村落名曰「直沽」，位於海河匯流源頭的三岔口，故又名「三汊沽」。後人曾形象地稱海河為「母親河」，稱三岔口為「天津的搖籃」。比喻生動親切，深入人心。直沽依河生息，先民除農耕外多以捕魚為業，故史書稱「初僅一漁堡耳」。早期人文心態如何，文字記載闕如。直沽地處北陲，遠離中原文化，發展滯後。先民無法解釋許多自然現象而產生一種恐懼心理，遂以敬神驅鬼、祈福消災的迷信活動作為精神支柱。這一點，從許多墓葬中隨葬的神佑與避邪的祭物，可略見其端倪。
隋唐時期佛教文化已傳布北疆。唐貞觀年間李世民率師遠征遼東，奏捷回朝途經直沽，駐蹕於海河岸邊的慶國寺，同行的鄂國公尉遲敬德在廟中掛甲，李世民遂敕賜更名為「掛甲寺」。這一掌故未見正史記載，屬口碑史料，縣志對此有所記述，足以憑信。由此可知，至遲在唐朝初年佛教已傳布直沽，寺廟當不止慶國寺一處。據史書記載，元至正年間，有天竺（印度）僧人海會結庵於城西北海會寺，說明直沽當時的佛教已形成一定氣候。明清時期，佛寺香火日熾，城廂內外寺廟多如繁星，《津門保甲圖說》中有圖為證。
清康熙年間，天津有兩位詩僧：一是大悲院的世高，一是海光寺的成衡，結交名士，吟詩作畫，傳為禪林佳話。近代又出現兩位高僧：一是弘一（李叔同），一是倓虛（王福廷），修持謹嚴，造詣厚重，前者被尊為「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後者被列為「天台宗第四十四世法嗣」，聲名遠播海內外。因此，天津的佛教文化淵源不容忽略。
元朝定都於大都（今北京），糧食、布帛皆仰給於江南，為此開辟了海上運輸線，漕運文化、媽祖文化伴隨而來。直沽是漕運的終點碼頭，為祝禱航行安全，在大、小直沽先後建造了兩座天妃宮（天宮後），每當漕船抵達，官員隆重舉行酬神祭典，成為直沽社會生活的一大盛事，從而活躍了天妃宮周邊的商家生意。天妃宮的建立，可視為天津城市發展的歷史坐標，故古諺有雲：「先有天後宮，後有天津城。」天妃即媽祖，傳說中的護航「女神」，在「落戶」直沽以後，又演化為兼司護佑婦嬰包括生兒育女的「子孫娘娘」，成為津沽婦女至尊至愛的膜拜偶像；後來又被頌為「三津福主」，儼然天津城的保護神了。至康熙年間，又推出「天後出巡散福」盛會（皇會），屆期全城載歌載舞，萬人空巷，猶如西方的「狂歡節」。媽祖文化滲透民俗民風領域，構成直沽文化的一大特色。
明朝永樂二年（1404）天津命名，設衛築城，奠定了城市發展的基石，再過兩年，就迎來建城600周年。天津設衛，成為拱衛京師的屏障，軍旅常駐，商販雲集，流動人口激增，顯現出移民城市的特徵，文化上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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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雜處，風情各異，移民文化豐富了天津歷史文化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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