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研究宣傳

A. 植物標本宣傳語

製作植物標本是解決植物學教具問題的有力手段之一。課堂教學中若有植物的活體，更加利於學生加深認識。使用植物標本，能夠避免部分植物具有區域性、季節性的限制。同時，植物標本保存了植物的形狀與色彩，以便日後的重新觀察與研究。少數植物標本也具有收藏的價值。
製作程序
修整
從數株同一植物中選擇各器官最完整的植株做標本。先去殘葉，適當疏掉一些過密的枝條和過繁的花、葉、果。如果10朵大花聚集在一起時，一般只留4~5朵為宜，不過應留一小段花、果、葉梗，以表明原來的生態情況。要使一個立體實物變為平面時，則要剪去1/2或2/3才不致堆積。在吸水紙前必須整形，即將標本的枝、葉、果、花展開平放，避免重疊。盡量使標本既保持自然狀態，看上去又很美觀。對一些不便壓制的漿果、塊莖、塊根，則應進行浸制保存。
壓制
鋪吸水紙數張在標本夾上，將夾著植物標本的對折吸水紙放在上面，壓制前，把對折吸水紙打開，檢查與矯正花、葉的位置，把少數葉片和花翻過來，以便對他們作全面觀察。擺正後，將吸水紙對折摺合起來，上面再鋪幾層吸水紙，就可再放另一份植物了。這樣一層層加上去，放齊。最後，將標本夾用粗繩捆緊，壓上幾十公斤重的大石塊，置通風處。次日換干紙時，須再仔細加工整理標本。壓制的第一天，每隔

五小時換干紙，次日可每天換干紙兩次，再過二天，24小時換一次，一般植物標本需要3~7天。也可在第三天換紙後，增加壓力（夾內有250~300份標本的夾板，可施加125~150千克壓力）。置直射日光下，使水分迅速蒸發，可防止過度變色或發霉。多雨地區，每日換干紙兩次，可置於微火上烘烤，大約3~4日可制干。
標本的乾燥程度怎樣才是適度呢？可用手把標本拿起來，沒有干透的標本，個別部分柔軟易彎曲；過於乾燥的標本，很脆硬易折斷。乾燥得適度的標本是有彈性的。
在壓制過程中，落下來的花、果、葉，要用紙袋裝起，註明標本的號碼，以便上台紙時附上。
上台紙
貼標簽
將乾燥好的標本放在台紙上，擺好位置，進行固定。固定時要注意標本的科學性、藝術性。固定可用結實的細紙條或玻璃紙條貼在枝條上，再將紙條兩端粘在台紙上，或用小刀在固定處切一道小口，把紙條的端頭穿過小口，貼在台紙的背面。也可用白棉線把標本釘在台紙上。小植物標本或枝條柔軟的標本，可用膠水塗在標本的背面，直接粘貼在台紙上。
上完台紙後，要在台紙下方貼上標簽。最後將一張與台紙同樣大小的標本襯紙貼在台紙上端邊緣上，使標本得到保護。
保存
臘葉標本應分門別類放在標本櫃或標本箱內，標本之間應放樟腦丸，以防蛀蟲。春天和多雨季節應將標本放在通風乾燥處，以防標本發霉。如有標本室，最好在初春關好門窗，將福爾馬林溶液在酒精燈上加熱，使蒸汽熏殺蟲菌3天，可防蟲蛀霉爛。

B. 怎樣做植物志——必須的內容和步驟（越詳細越好）

植物資源是國家的重要財富，國家要發展經濟，可持續地開發和利用植物資源，必須弄清植物的種類和組成，這就需要編研、出版國家或地區的植物志。

中國地域遼闊，山川縱橫，地跨熱帶、亞熱帶至寒溫帶，植物種類異常豐富。作為我國植物的戶口冊和信息庫，功載千秋的科學巨著――《中國植物志》是掌握和利用國家植物資源的重要依據和發展有關學科的必須基礎，它包括蕨類植物和種子植物，記載了植物的科學名稱、形態特徵、生態環境、地理分布、經濟用途和物候期等。

我國科學家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准備編寫《中國植物志》，最早始於北京大學的鍾觀光，他到全國各省區採集了十幾萬號標本。繼後，秦仁昌、王啟無、蔡希陶、俞德俊以及其他老一輩植物學家也採集了大量的標本。其中，秦仁昌在歐洲拍攝的近二萬張中國植物標本照片，對編寫該書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4年，胡先驌（Hu Xian Xiao）首先提出編寫《中國植物志》，他是第一位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中國植物學家。但當時由於資金、標本、文獻等方面的許多困難，這一願望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得以實現。

1959年 10月我國正式成立《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由錢崇澍(Qian Chong Shu)、陳煥鏞任主編，秦仁昌任秘書長，當年就出版了包括蕨類植物的首卷《中國植物志》。以後歷任主編是林鎔，俞德浚和吳征鎰。 為深入開展《中國植物志》的編研，由中國科學院主持，聯合有關部委和大專院校，先後組織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華南植物研究所、四川大學等單位上千位科技人員進行了規模宏大的全國性野外調查考察和標本採集， 到2000年全國各標本館的植物標本達1700萬份之多，為編寫該書打下了極為扎實的基礎。

《中國植物志》自1959-1963出版了三卷冊以後， 停頓了10年，直到1973年才逐步恢復編研，並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技部給予專項經費的支持，達446萬元。統計表明，一半的書籍在1991至2004年出版。因此，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政策，要完成《中國植物志》是不可能的。

《中國植物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種類最豐富的一部巨著。全書80卷126冊，5000多萬字，記載了我國3萬多種植物，共301科3408屬31142種。該書基於全國80餘家科研教學單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繪圖人員80年的工作積累、45年艱辛編撰才得以最終完成。這一協作的規模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見的。

該書的另一個特點是，編研工作基於大規模野外考察和標本採集，基於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包含了許多新信息、新內容，有很高的科學價值，這在國際上是空前的。 該書的作者們，還參加了植物科屬的分類、系統、進化等有關研究，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論著，曾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項，二等獎5項和中科院或省部委獎多項。這些成果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植物志》的學術水平。

《中國植物志》的全部正式出版，不僅摸清了我國的植物資源，還可以為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例如在商貿、檢疫、公安和國防等方面，給國際貿易糾紛和偵探破案等提供有力的幫助。植物分布對地層鑒別、環境變遷和尋找礦藏提供重要信息。此外，在宣傳和普及植物科學知識、提高公眾對生物多樣性的認識等方面也發揮巨大作用。

《中國植物志》的出版為全世界植物學家所矚目，自1989年開始中國科學院與美國密蘇里植物園合作編寫英文版《中國植物志》。這是《中國植物志》走向國際的里程碑，也反映了世界對《中國植物志》的關注與重視。 《中國植物志》的全部完成，實現了我國四代植物學家的夙願，為合理開發利用植物資源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基礎信息和科學依據，對陸地生態系統研究將起到重大促進作用，對國家和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將做出重大貢獻並產生深遠影響，同時也標志著我國植物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水平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有個網址很好：http://foc.lseb.cn/dzb.asp

C. 國家植物園在北京正式揭牌，這一選址有何考量

如今人們工作壓力大，生活節奏快，承受著不同程度的壓力，大家最喜歡釋放壓力的方式就是去親近大自然，很多時候雖然大自然不會說話，可是卻好像能聽懂我們每個人內心的想法，默默的包容和開導著我們，所以很多城市都建設的有大大小小的公園，讓人們能夠在城市裡也能享受到自然的樂趣，建一座聞名世界的大型植物園是每個國家一直在做的事情，如今國家植物園在北京正式揭牌，對於保護自然物種多樣性和研究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並且這一選址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首先這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名片，其次考慮到植物方面的保護和生長，所以選址在北京。

三、考慮到植物方面的保護和生長，所以選址在北京。

另一方面由於北京地處我國的暖溫帶、半濕潤地區，有利於三代植物的生長，並且北京有很多的植物研究院，有利於他們進行科學研究，經過綜合考慮，最後把國家植物園落戶在了北京，期待到時候去國家植物園參觀。

D. 植保技術推廣的主要方式與途徑是什麼

植保技術推廣的形式應該說是多種多樣的。當前主要的有技術宣傳、培訓、樣板示範、統防統治、開辦植物醫院、興辦農民田間學校等。

（一）宣傳與培訓

廣范的科普宣傳：包括廣播電視宣傳、印發病蟲情報以及其他材料宣傳、農村科技趕集、送科技下鄉等許多方式。

專門的技術培訓：包括各種形式，各種層次的專業技術培訓。在植保技術推廣方面，應高度重視農村基層的技術培訓，包括農民培訓。病蟲害防治是一項專業性較強的技術工作，需要培訓，培養大批掌握植保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術的基層植保員、農技員以及農民技術骨幹，並通過他們把植保技術和方法貫徹落實到廣大農民的生產當中。

（二）農民田間學校

舉辦農民田間學校，在我國是近幾年借鑒引進國外經驗而發展起來的培訓農民技術骨乾的新形式，是推廣植保新技術和新方法的有效途徑。多年來農村技術培訓主要停留在縣、鄉級，傳統的培訓方式主要是冬閑室內封閉式、教導式培訓。培訓效果難以保證持久鞏固。

新型的農民田間學校，是貫穿於整個作物生產季節的、以田間現場培訓為主的技術培訓形式。農民田間學校強調「以農民為主體」，突出「農民實際需要為第一」的思想觀念。在病蟲害發生防治的關鍵時期，植保推廣人員深入到田間地頭，定期定人重點培訓農民技術骨幹，讓農民學員在田間邊學習邊實踐，強化田間實際操練，讓農民親自調查觀察、討論分析、試驗示範，使農民每次都有較多的發現，有較深的體會和較大的收獲。培訓的重點內容為植基本知識、基本技術和基本技能。培養農民科學地防治病蟲害的自覺性，提高他們的田間調查分析和防治決策能力。通過這些訓練有素的農民技術骨幹，又可以帶動更多的農民科學種田、合理防治病蟲害。

（三）辦好示範樣板，以點帶面

搞示範試點，是我國多年來推廣植保技術的成功經驗之一。

「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農民是最務實的勞動者，親眼所見的效果是最有說服力的。

通常是按作物、地區、生態條件特點，建立病蟲害綜合防治示範基點。通過示範樣板田，讓領導和群眾看到新技術實施的效果，提高他們對示範技術的直觀認識與信心。

辦示範點，同時也要積極宣傳介紹，擴大影響，充分發揮示範點作為榜樣輻射散布技術的作用，以點帶面，推廣成片。要積極引導，不斷擴大推廣范圍。

（四）統防統治（或綜防統治）

簡單地說，統防統治就是指對病蟲害進行大面積的統一預防，統一治理。

由於許多病蟲害的發生為害具有區域化、突發性的特點，而在我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分散經營體制下，1家1戶地防治病蟲害往往有一定困難，不但防治成本增加，農葯污染加重，而防治效果並不理想。

統防統治是為了適應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形勢，近年來在植保工作中形成的1種新做法，是1種新型的技術推廣體制，是在「預防為主、綜合防治」植保方針指導下，在一定的生態或行政區域范圍內，在當地植保技術部門協同政府部門統一組織及領導下，針對不同作物的主要病蟲，統一進行監測預報，統一制定綜合防治技術方案，統一安排落實各項配套技術（諸如耕作栽培制度、作物布局、品種搭配、種子處理、健身栽培以及生物防治、化學防治、物理防治等等），經濟有效地控制病蟲為害。

統防統治適應了當前農村經濟發展及農民防治病蟲害的需要，符合病蟲害大范圍的發生發展規律，是推廣植保新技術、開展綜合防治的重要途徑，是增強植保服務功能、提高植保技術效益的有效手段。統防統治充分體現了植保工作的專業化和社會化，植保服務的一體化和產業化，綜合防治的規模化和現代化要求。統防統治代表了我國植保工作今後的發展大趨勢與總方向，有巨大的生命力。

（五）植物醫院（或植物診所）

植物醫院是植物保護和保健的咨詢服務機構，是植保技術推廣的重要場所或環節。植物醫院是技物結合的產物，它一般是由農技或植保推廣部門開辦並直接領導，技術上依託植保研究或開發機構，物資上常依附農葯企業或天敵開發公司。

植物醫院開展植物保護保健方面的一系列工作，主要包括：為農民或基層推廣部門診斷作物病害，鑒別害蟲，解答問題，推廣科技成果，普及科學知識，提供植保技術咨詢服務。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各地開辦了一大批植物醫院，在病蟲害防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目前也有一些植物醫院技術力量薄弱，變成了商業機構，單純以賣葯創收為目的，失去了植物醫院的原有性質。當前應對植物醫院進行規范化管理，積極整頓引導，使植物醫院本身得以健康發展，真正為農業和農民服務。

植物醫院的建設和管理

（李國強，黃增燦）

E. 這什麼草

原標題：專家揭秘降壓神草真面目 勿自行服用
降壓神草什麼來頭
神醫、神葯似乎總是層出不窮。最近，一種被稱為「降壓草」的「神草」悄然在老百姓的口口相傳中流行起來，甚至有種植基地看到其中的商機，專門做起了「降壓草」的大棚種植。據說，「食用降壓草的葉子，無論多高的血壓，10天就可停止服葯，一個月就能降至理想標准……」僅憑幾片植物葉子，真能起到如此奇效嗎？《生命時報》記者帶著這種「神草」請教了多位相關專家，以解其惑。
5塊錢一盆，深受推崇
在北京市平谷區，記者發現，不少老年人都很推崇「降壓草」。他們深信，只要每天早晚嚼上幾片「神草」的葉子，就能起到降壓作用。經人介紹，記者輾轉找到了堅持服用「降壓草」已有半年的李大爺。
走進李大爺的小屋，記者一眼就看到了擺在暖氣旁邊一盆長得十分茂盛的植物。李大爺指著它說：「這就是降壓草。」記者觀察發現，這棵所謂的「神草」有著暗紅色的莖，莖身筆直向上生長，深綠色的葉子硬朗地向外伸展，與很多寬葉的盆栽植物相比，並無奇特之處。
「這盆降壓草是我去年夏天從早市上買的，5塊錢一盆。它特別好養，剪下一枝，插土裡就能活。」李大爺告訴記者，早市上，降壓草賣得很火，許多老人一聽說它能降壓都搶著買。「我是一個老高血壓患者了，這么神的東西怎麼也得買來試試。」不僅如此，熱心腸的李大爺還把降壓草推薦給了周圍的很多人，這也讓李大爺所在的單位颳起了一陣吃降壓草的風潮。
為了「治好」高血壓，李大爺每天都會揪幾片降壓草的葉子放在嘴裡嚼著吃，已堅持了半年。最開始的時候，他出於對降壓草奇效的信任，常會減少口服降壓葯的用量，有時甚至因為多吃了幾片葉子，就停服一頓葯。可後來，他發現自己的血壓開始變得時高時低，極不穩定。「現在，我就把降壓草當輔助品，該吃葯吃葯，葉子也繼續吃著，肯定沒啥壞處。」李大爺說。
按照李大爺的指引，記者來到平谷區的一個早市。由於時值元宵佳節，早市上擺攤的小販並不多。一名賣花的中年男子告訴記者：「現在天氣冷，賣降壓草的人都不來了，估計要等暖和了才會出來。那草一盆才幾塊錢，又說能降血壓，所以買的人還真挺多的。」降壓草不僅在早市上受歡迎，網上也很熱銷。某大型購物網站的記錄顯示，一家網店在一個月內就賣出了520棵降壓草。
降壓草的備受推崇，讓不少商家從中發現了商機。有商家將降壓草的葉子烘乾，製成茶葉，並以每斤300元的高價出售；有農產品種植基地宣稱「降壓草具有明顯的神奇功效，可以為廣大客商和農戶提供種苗」；有農家把降壓草當作「功能性保健蔬菜」，種植在大棚里，准備批量售賣。
降壓草究竟是什麼植物
神奇的降壓草到底是什麼「出身」？記者帶著一棵從李大爺處得來的降壓草，來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進行鑒定。
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李振宇在經過仔細觀察、對比標本、翻閱《中國植物志》後，給出了結論：「這一植物的學名叫『尼泊爾菊三七』，又稱莖葉天葵。按照植物學分類，是菊科，菊三七屬，為多年生草本植物，產自雲南、貴州等地，生於溪邊岩石上或田邊。印度、尼泊爾、緬甸、泰國也有分布。」
在弄清降壓草的真實身份後，記者又致電中葯學專家和臨床醫生了解其葯效。湖南中醫葯大學中葯學教研室副教授吳紅娟翻閱《中華本草》（迄今為止所收葯物種類最多的本草專著）後告訴記者：「這一植物不在記載中，根據我的經驗，所謂的『神效』不太靠譜，因為很少有葯物對所有類型的高血壓都有效，這不符合中醫辨證論治的思想。」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心內科主任劉紅旭表示，初步判斷，這種植物可能含有黃酮類成分，也許具有一點降壓、降糖的作用，但未經科學和研究證實，不值得推薦和推廣。另外，該植物和「菊三七」、「白背三七」同屬一類，葯典中標明此類植物有一定的毒副作用，不建議老百姓自行服用，以免累積毒素。像李大爺那樣的高血壓患者，若輕信降壓草奇效，以嚼食植物葉子代替服葯，很可能影響血壓控制，甚至引發腦出血等急、重病症。
遇「神草神葯」提高警惕
其實，降壓類「神草」的流行並不是從今年才開始。早在2009年，就有一種名為「明月草」的植物被宣傳為有降壓、降糖奇效。按照中國醫學科學院葯用植物研究所張本剛教授的判斷，明月草也是菊科，菊三七屬的植物。而除了明月草和上文中鑒定的莖葉天葵外，目前網路上還有人將學名紫背天葵的植物也稱作「降壓草」。從圖片上看，紫背天葵外形與莖葉天葵相似，只是葉子背面為紫色，且同為菊科菊三七屬。
且不論降壓草究竟是哪一種或哪幾種植物，在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岳鳳先看來，這都是誇大宣傳某一中葯葯效的不當行為。因為這會嚴重影響公眾的判斷力，並為人們合理用葯埋下隱患。
從中葯降壓方面而言，岳鳳先認為，有幾個問題必須澄清。一、中葯有一定的降壓作用，但多為輔助治療，目前，在高血壓的治療上，中葯並不能取代西葯；二、高血壓的治療應做好長期服葯的准備，切勿被某一「神草」、「神葯」的不實宣傳所吸引，中斷服葯；三、單一中葯的降壓效果不會很明顯，通常需要將幾種中葯配伍後一起使用方才有效。
「近年來，各種『神草』、『神葯』、『神醫』的頻繁出現，體現出老百姓對『偏方』、『秘方』的追捧。而不法商家利用人們的這種心態，只要稍作粉飾，換個伎倆，便能把一群人騙得團團轉。」因此，岳鳳先提醒，首先，在得到「能治大病」、「療效顯著」的宣傳信息後，患者應主動向正規醫院的醫生咨詢，尋找確鑿的科學依據，切忌「以身嘗草」，否則，一旦出現問題便會後悔莫及；其次，任何物質進入人體都會對身體產生影響，可能「治病」，也可能「致病」，雖然中醫有「葯食同源」的說法，但仍要明確「是葯三分毒」的認識；最後，中醫講究辨證論治，也就是個體化治療，所有病人都用一個葯方，本就不符合中醫的診療原則。基於以上三點，當你聽說某種「神草」或「神葯」時，腦子里一定要有根「求證、毒性、辨證」的弦兒。

F. 舉例說明 怎樣保護 我們周圍的植物

保護的目的是為了利用,利用的開始則是進行保護.

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將太陽能轉化成化學能儲藏在植物體中,供人類及其他動物使用。保持水源、維持水體的自然循環以減少旱澇。調節氣候,防止水土流失,減輕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災害。保護環境、凈化空氣及監測污染。為人類社會適應自然變化提供了選擇的機會和原材料(選擇價值)等。維持生物物種和生態平衡的可持續利用。

植物保護--控制有害生物在植物生長和產品貯藏期間為害的措施。
對植物有害的生物種類繁多,主要有害蟲和害蟎,以及各種病原生物如細菌、真菌、病毒、類病毒、類菌原體、線蟲、原生動物和多種雜草等。此外，還包括其他有害動物如軟體動物(蝸牛、蛞蝓等)、鼠類以及害鳥、害獸等。長期以來，植物保護研究和防治的對象僅包括病蟲害，而未包括雜草和鳥、獸害。隨著農業生產和植物保護科學技術的發展，研究和防治對象的范疇逐漸擴大到為害農作物的各種有害生物。
病、蟲、雜草等有害生物除在其發生地區為害農業生產外，有的還常隨同農產品、包裝器材、運輸工具等被帶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在許多國家，如馬鈴薯晚疫病，馬鈴薯壞腐病、馬鈴薯甲蟲、板栗疫病、白松皰銹病、黑森癭蚊、棉紅鈴蟲、美國白蛾、葡萄根瘤蚜、豚草、毒麥等為害嚴重的病蟲雜草都是由國外傳入的。這些有害生物若適應了新的環境條件，而又缺乏原發生地的天敵，就可能發展成為新的嚴重問題。例如，馬鈴薯甲蟲在美國原發生在落基山脈以西，以野生茄科植物為食料；19世紀50年代轉而取食由移民帶入的新食料植物馬鈴薯，並隨著馬鈴薯栽培范圍的擴大而蔓延為害，1874年達到大西洋沿岸，1946年已遍布西歐易北河以西直到奧地利一帶地區。又如為害蘋果樹和梨樹的火疫病起源於北美，1904年傳到加拿大，以後又傳入紐西蘭，1957年在英國發現,1966年傳到波蘭,以後又傳至丹麥、聯邦德國、法國、比利時等國；1970年在美國南部、墨西哥、智利與瓜地馬拉均有發現；此外，甚至已傳至亞洲和中東一帶。各種有害生物的迅速傳播及其所導致的巨大損失充分說明，加強植物保護已成為保障農業生產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植物保護面向多種有害生物，防治措施也多種多樣，在生產上應用較廣的可歸納為下列幾大類：
①植物檢疫。即根據國家頒布的法令或法規，通過檢疫檢驗措施，防止危險性有害生物的擴大蔓延。
②農業防治。包括利用各種耕作栽培管理措施、選育和利用抗性良種，以抑制有害生物的發生數量。
③生物防治。即利用生物或其代謝產品控制有害動植物。
④化學防治。即適當施用各種化學農葯，以防治有害生物。
⑤物理機械防治。即根據有害生物的生物學特性或特殊習性，利用某些器械的物理、機械作用，抑制有害生物的發生發展。

G. 胡先驌的詳細信息

胡先驌3歲時隨家庭教師學《三字經》、《千字文》，1年後，已能識字數千。5歲時，學完《論語》，不僅能識字達萬余，而且曉反切、通訓詁。他的才智引起親朋的驚詫，大家都視他為「神童」，深受雙親的喜愛。
1902年春，父親突因病逝世於南昌舊居，從此家道中落。1905年春，胡先驌11歲時，便遵母命赴南昌府學考試，被錄取為府學庠生。1906年，中國廢止了科舉制度，胡先驌至南昌府辦的洪都中學堂學習，開始接受現代自然科學教育。1909年，考入京師大學堂預科學習。1912年秋，參加江西省留學考試，被錄取為西洋留學生。 1916年11月，胡先驌在美國學習期滿，以優秀成績獲農學士學位。歸國後於1917年受聘為江西省廬山森林局副局長。在此期間，對廬山植物資源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察，奠定了他日後在廬山建立植物科研基地的想法。1918年7月，受聘國立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林專修科植物學教授。
為了合理開發和利用我國的豐富植物資源，1919年秋，胡先驌決定進行一次大規模採集標本和調查植物資源的活動。在徵得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沈陽高等師范學校的同意後，就共同發起組織，很快便得到國內7所高等學校，24所中學的贊同，商務印書館也願予以贊助。此次調查，他在浙江省的天台、雁盪、松陽、遂安、西東天目山一帶採得大量植物標本。轉年春季，又去江西省的吉安、贛州、寧都、建昌、廣信和福建省的武夷山區，在歷時半年多、行程萬余里的考察與採集中，獲得多以萬計的寶貴臘葉標本。胡先驌是繼鍾觀光之後進行大規模野外採集和調查的第二位學者。全部臘葉標本經整理鑒定後，於1921—1922年相繼寫出《浙江植物名錄》、《江西植物名錄》（附福建崇安縣植物）和《江西、浙江植物標本鑒定名表》，並陸續在《科學》雜志上發表。
1921年，國立東南大學於南京成立（1928年改稱為中央大學，為現南京大學的前身），特聘胡先驌為該校農科教授。為了發展我國的近代生物學事業，1922年他與秉志、錢崇澍等在南京共同籌建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胡先驌任植物部主任，主要領導並參加華東和長江流域各省的植物採集和調查研究工作。1923年，國立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並入國立東南大學，胡先驌任農科的植物學教授兼生物學系主任。 為了使中國的大學生能夠讀到由自己國家的科學家編寫的大學教材，胡先驌與鄒秉文、錢崇澍於1922年共同編著了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專供大學生物系學生使用的中文《高等植物學》。該書於1923年由商務印務館出版，全書462頁，插圖306幅，書末附有英漢名詞對照表。書中的內容比較新穎，還改正了以前從國外植物學版本中轉譯過來的欠妥名稱和名詞。當時，我國還沒有中文本的《植物學》教科書，該書即成為國內各大學的主要教材，在教育界的影響很大。
1923年秋，胡先驌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學深造。由於學習成績優秀，僅用1年即獲得碩士學位。他還在哈佛大學阿諾德森林植物園（Arnold arboretum）內，用2年多的時間（1923—1925）把該園自1899年起從中國西部和中部採集並運走的植物標本，以及國外各期刊雜志中登載有關中國植物的科屬記錄一一檢查、收集，整理編寫成一部《中國種子植物屬志》（英文打字稿上下兩冊），作為博士學位論文，於1925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繼續任東南大學植物學教授和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當時，因國內急需資料鑒定標本，該書稿被相互輾轉傳抄達十次之多，為我國植物學者開始學習研究植物分類提供了必要的文獻。
1926年，當胡先驌正忙於准備7月去廣州參加中國科學社召開的年會和10月應約去日本東京參加泛太平洋科學會議工作時，他的妻子王蓉芬突然於4月不幸逝世。這對胡先驌的精神刺激很大，曾數次休克。但為了不影響科學事業，身負重任的胡先驌仍克服了重重困難，依然如期赴會。 1928年，胡先驌與秉志等人在尚志學會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支持下，於北京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建所初期，秉志任所長兼動物部主任，胡先驌任植物部主任，並受聘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講授植物學。在教學過程中，他善於注意發現和培養人才。
平時，胡先驌對青年蔡希陶和助教俞德浚不止一次談到：「自17世紀以來，中國的植物不斷被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俄國的傳教士、探險家、專業採集隊、商販和園藝家大搖大擺地采走，上萬號的植物標本，成千種的花卉、果木種苗，都被他們帶回各自的標本館、博物館等研究機構和大學標本室收藏，或在植物園內加以馴化。僅英國E．H．威爾遜（Wilson）一個人，本世紀初在我國湖北、四川、貴州『旅行』11年，共收集6500號植物標本，約有5000種，並把1500種植物果木運回到美國和英國。在他的《一個帶著標本箱、照相機和火槍在中國西部旅行的自然學家》一書中，承認中國的植物最豐富。中國的花卉是世界上最富麗的，特別贊賞中國杜鵑花的品種之多。在160多個品種中，他就採集80多個品種，其中60多個品種被他送往美國、英國去了。這怎不叫我們痛心！所以我們決心要創辦靜生生物調查所，以抵制他們，盡快發展我國的植物學。世界上只有中國的植物最豐富，中國的植物又以雲南省最豐富。此人沒有到過雲南，還不知道我國雲南的情況呢，我們應當到雲南省去。」由於胡先驌的鼓勵與支持，奠定了蔡希陶一生在雲南把植物學的科研事業擔當起來的基礎。胡先驌稱贊他們二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1930年，第五屆國際植物學會議在英國劍橋召開。會上，胡先驌、陳煥鏞、史德尉被選為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委員會的委員。為了加速中國植物學科研工作，並進一步了解國外到底掌握我國多少資料。1930—1931年，在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經費不多的情況下，胡先驌仍支持秦仁昌到收藏有世界各地500多萬號植物標本的英國邱園（皇家植物園）去。後來，秦仁昌從該園精選出18300餘號中國植物的模式標本，並將其拍成照片帶回，以應國內研究者的需要。這是胡先驌、秦仁昌對中國植物分類學研究與發展所作出的一項極為卓越的貢獻。
1932年，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改由胡先驌擔任，秉志仍為動物部主任。所址遷至西城文津街3號的新建樓房，內設有動物標本室、植物標本室（委派秦仁昌兼任標本室主任）、陳列室、圖書室和動植物實驗室，並定期出版《中國植物圖譜》（胡先驌、陳煥鏞）、《中國蕨類植物圖譜》（胡先驌、秦仁昌）、《河北習見樹木圖說》（周漢藩）和《靜生生物調查所匯報》。這時，科學研究人員已由10餘人發展到50餘人。胡先驌歷年均派員到河北、山西、吉林、四川、雲南和海南等省去調查和採集標本，並進行分析研究。此時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在國內外已成為較有聲譽的自然科學研究機構之一。
為了擴展全國的科研機構，1938年，胡先驌派俞德浚會同蔡希陶在雲南昆明創建了「雲南省農林植物研究所」，由靜生生物調查所與雲南省政府教育廳合辦。胡先驌兼任所長，並辦有較大規模的植物園，即現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為了創建我國自己的植物園和發展我國的經濟植物，1932年，在胡先驌的倡議和親自指導下，並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贊同和支持，靜生生物調查所經與江西省立農學院協議合辦廬山森林植物園。1934年，園址最後決定建在含鄱口北麓。植物園原佔地面積近萬畝，為亞熱帶山地最理想的園地，也是我國最大的植物園。不僅有天然林、人工經濟林，也有風景林和生態區，既可用作開展林木的利用和研究，又是研究植物學的一個良好基地。胡先驌委聘秦仁昌為第一任廬山森林植物園主任，並及時派陳封懷赴英國進修2年，回國擔任園藝技師。經秦仁昌和陳封懷的辛苦經營，數年後，廬山森林植物園便形成為我國研究園林植物的重要基地。同時也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植物園科技人員。 為了發展祖國現代植物科學事業和使各地廣大植物科研人員和教學人員互通聲氣，促進學術交流，並在社會上普及植物學知識。經胡先驌和李繼侗、張景鉞、錢崇澍、陳煥鏞、陳嶸等19名植物學家發起及籌備，於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慶北碚中國西部科學院召開了「中國植物學會」成立大會。會上選舉錢崇澍為第一任會長、陳煥鏞為副會長，胡先驌被選為《中國植物學雜志》（季刊）總編輯。1934年3月，胡先驌為該雜志創刊號寫了「發刊辭」，並首次向國內外較全面介紹了「中國近年植物學進步之概況」。同年8月21—27日，第一屆中國植物學會年會在廬山蓮花谷召開。會上改選胡先驌為第二任會長。在年會上，胡先驌提議用自己的力量著手編纂《中國植物志》。1935—1948年，胡先驌受聘為南京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屆評議員。
胡先驌除精研現代植物分類與分布外，對古植物學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詣。1938年，他同美國古植物學家R．W．錢耐（Chaney）在山東共同研究我國山旺新生代第三紀中新世古植物化石時，證明距今1200萬年前山東的植物同現代長江流域的植物有相似性。1940年，他們兩人在《中國古生物志》中聯名發表「中國山東中新世植物群」的長文和較多的精確圖版，這不僅為我國古植物學的研究打下了基礎，而且也開拓了我國古植物學研究的新領域。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年底，北平便成立了臨時政府。這時，有人邀胡先驌出任偽職，遭他拒絕，仍堅持與靜生生物調查所同仁繼續從事科學研究工作。但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大樓被日軍看中，恐難以保存。胡先驌於1938年急派蔡希陶等人，趕赴雲南找到俞德浚共同組織後方基地，獲雲南省政府教育廳的資助，在昆明黑龍潭創建了「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抗日戰爭時期，該所成為靜生生物調查所部分員工的聚集點，甚至廬山植物園的大部分員工後來也疏散到雲南。由於胡先驌的遠見卓識，保留住了一支造詣很深的科研隊伍及一大批珍貴的圖書、標本和科研資料。
抗日戰爭初期，胡先驌雖與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小部分職工滯居北平，堅持科研工作。但他對北平的漢奸賣國求榮，仰人鼻息深感痛恨，說他們是「衣冠徒濟楚，手足賴絲牽」的傀儡。因此，杜門謝客，從不與外人往來。1939年，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在重慶召開，由於他在會上發表的抗日演說引起北平日偽注意，日軍派憲兵至他家中盤問。後來，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大樓被日軍借機改為後方醫院。所內儀器、圖書、標本、傢具等物，大部分被日軍竊去。他的再婚夫人張景珩急告胡先驌暫留雲南工作，免遭日軍迫害。
1940年，原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在江西省興辦「中正大學」。熊式輝希望由本省的才高資深的學者擔任校長。經吳有訓與程孝剛等再三勸薦，胡先驌於同年10月赴江西泰和就任該校首任校長職務。全校設有11個學系和行政管理、師范、稅務三個專修科。
由於1942年1月西南聯合大學學生掀起倒孔（祥熙）學潮，事件波及到中正大學，多次引起國民政府當局對中正大學的不滿，要求嚴懲肇事學生。胡先驌始終堅持以教育為主，雙方反省，而不作處理。因此遭到教育部、江西省新主席曹浩森和陳立夫的指責。他3次提出辭職，終於在1944年4月18日，在全校師生舉行了熱烈的歡送會後，憤然離去。
1946年，中正大學農學院生物系特聘胡先驌為研究教授。同年7月，胡先驌赴廬山參加江西暑期學術講習會。蔣介石聞聽胡先驌已上廬山並來講學，親筆手諭接見，共商高等教育之事。由於胡先驌不想再空談高等教育之事，便於次日提前下山，由九江返回南昌。接見時間到了，仍不見胡先驌到來，省主席王陵基派人沿山尋找也未得見。自此以後，胡先驌「倔強」的名聲便傳播開來。
同年10月，胡先驌帶領部分靜生生物調查所的職員遷回北平。幾經交涉，才收回被日軍竊去的部分儀器、圖書、標本和傢具等物，經過重新整頓後，胡先驌繼續主持和開展所內的科研工作。 在他剛繼續主持所內工作不久，年底便收到鄭萬鈞從中央大學寄來薛紀如從四川萬縣磨刀溪採到尚不知其為「水杉」的枝葉和球花、幼球果的標本，請予以復查鑒定。胡先驌根據標本反復研究，並核查文獻，確定該標本與日本大阪大學古植物學家S．三木茂（Miki）博士於1941年根據日本的2種植物化石，在日本植物學雜志11卷第261頁所發表的水杉屬（Metasequoia）的形態相同，應同為一屬植物。經由胡先驌和鄭萬鈞共同深入研究後，最後命名為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由於水杉在分類系統上介於杉科和柏科之間，為兩科聯系之橋梁，故另新立水杉科（Metasequoiaceae Hu et Cheng）以區別。首次正式把在四川萬縣所採集的標本命名為「水杉」。這一珍奇活化石植物的發現與正式命名，引起全世界植物學家的震驚，特別是引起古植物學家的重視。這是胡先驌融會古今植物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美國的古植物學家錢耐還專程來我國對水杉進行實地考察。此後，各國出版的高等植物學和古植物學專著，也都相繼有了這一記敘。為了向全世界介紹中國這一珍奇樹種的重大發現，1946年，他在《地質調查所匯報》中發表《記古新世期之一種水杉》論文，將水杉的化石種與最新發現之水杉進行了比較。1947年，在美國的《觀察》雜志發表《美國西部世界爺與中國四川萬縣之水杉》（Se－quoid of western America and metasequoia of Wanhsien，Szech－wan）。1948年，又在《美國紐約植物園》園刊中發表《中國是怎樣發現『活化石』水杉的》（How metasequoia，the「livingfossil」，was discovered in china）。同年，與鄭萬鈞聯合發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種》。
自胡先驌的論文發表後，亞洲、歐洲、美洲和非洲各國植物園紛紛來函索要水杉種子，或派人來中國考察。直至全國解放，已有50餘國家、近200處植物園先後從我國引去這個古老的孑遺植物，經各國試種均獲成功。由於水杉的適應性很強，它的蹤跡現已遍及世界各地。為了紀念這一重大發現，1961年胡先驌寫成一首500餘字的科學詩——《水杉歌》。他曾將《水杉歌》詩稿寄請陳毅副總理校正。陳毅讀後很有感慨，並在稿後寫下讀後記：「胡老此詩，介紹中國科學上的新發現，證明中國科學一定能夠自主且有首創精神，並不需要俯仰隨人。詩末結以東風佇看壓西風，正足以大張吾軍。此詩富典實，美歌詠，乃其餘事，值得諷誦。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為此，陳毅特邀胡先驌赴中南海面敘。後將此詩稿轉交《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於1962年2月17日將《水杉歌》和陳毅副總理的「讀後記」全文發表。 1948年，胡先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所領導的靜生生物調查所，自1928年創辦以來，歷經20年，已成為一個享有聲譽的頗具規模的科研機構。收藏的標本就有20餘萬號，發表了論文280餘篇和《中國森林樹木圖志》、《中國植物圖譜》、《中國蕨類圖譜》等專著，還培養了一大批造詣很深的植物學家。為進一步開展我國植物資源的調查研究和合理開發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1950年，由於機構、人員的調整，靜生生物所與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合並，成立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1953年更名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胡先驌受聘任研究員。他除繼續在北京師范大學生物系兼授植物分類學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植物分類學的研究上，並努力使科研與教學相結合。
1950年，胡先驌根據多年的研究，提出並發表了《被子植物分類的一個多元系統》的專論。他對被子植物的親緣關系作了重要革新，不僅在目與科的排列上有重大的變更，而且對若干科的分合，也有新的建置。此外，還整理出一幅「被子植物親緣關系系統圖」。其主要論點是被子植物出自多元，即出自15個支派的原始被子植物。這是中國植物分類學家首次創立的一個較新的被子植物分類系統，也是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完成的第一篇學術專著。這部專著彌補了我國植物學史上的一項空白，但他仍自認並非圓滿無缺，希望在古植物學和植物形態學研究有新的發現時，再繼續加以修改。這也是他一貫一絲不苟、謙虛治學的科學態度。
胡先驌在大學任教時，總感缺少完善的中文本教材。因此，決定依自創的多元分類系統，多運用中國自己的資料，編纂一部《種子植物分類學》，代替過去使用的英國植物學家J．哈欽遜（Hutchinson）的分類系統。該書稿在361科中，對中國所產的各科敘述極為詳細。在科的描述中，還補充了中國產的重要屬。對有經濟價值的種類，也擇其重要的加以敘述。書稿末並載有中國產種子植物檢索表，因此內容更臻完善。為了適應建國初期大學的急需，未能來得及繪制插圖，故以《種子植物分類學講義》為書名，於1951年出版。
1952年，胡先驌積極參加了反對美國發動細菌戰的研究工作。經他鑒定，美國侵略者投下的沾有病菌的松樹枝葉等植物均系分布於南朝鮮，而不是分布在我國東北和朝鮮北部的植物。由於在這項工作中成績卓著，曾榮獲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模範獎狀和獎章。
1953年胡先驌應邀編寫了一部《經濟植物學》。該書除花卉、森林和葯用植物外，凡中國所有或在中國能見到的其他引進的經濟植物，書中均作了詳細記載，對各種經濟植物的利用也有介紹。該書至今仍有它的重要參考價值。
1952年暑期全國院系調整後，北京師范大學另遷新址。胡先驌因忙於科研任務，是年秋季便告別了數十年的教育與教學生活。 四川大學方文培和西南師范學院戴蕃瑨聯名函請胡先驌能為師范學院、農林院校編寫一部簡易的《植物分類學》。胡先驌同意編寫一部《植物分類學簡編》作為學生攻讀植物分類學的入門教材，也適作中學教師和農林幹部的參考書。該書第一版於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雖名為《簡編》，但內容極為翔實，涉及的理論問題也較多，並附有精確插圖164幅，是一部較理想的植物分類學教科書。
萬沒想到，《植物分類學簡編》出版後不久，卻引起對胡先驌的一場批判。原因是，該書在第12章植物分類學的原理有關「種的新概念」一節中，評論了當時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T．Д．李森科（Лысенко）發表的《關於生物學種的新見解》。胡先驌認為：李森科的錯誤見解所以能風行一時，是由於政治力量的支持。並認為蘇聯不應接連報道黑麥「產生」雀麥，橡膠草「產生」無膠蒲公英，作物「產生」雜草，白樺「產生」赤楊，鵝耳櫪「產生」榛，松「產生」樅，甚至向日葵也能「產生」寄生植物列當等錯誤內容。胡先驌是針對李森科一些不符合現代科學的所謂「新見解」而加以評論的，很難看出有什麼欠妥之處。後來經過國內外的詳細調查研究，都證實了李森科的這種「新見解」的虛偽性。但當時他卻遭到嚴厲的批判。在批判會上，一些人批判《簡編》具有嚴重的政治性錯誤，說他鼓吹唯心主義思想，是一個堅持摩爾根反動遺傳學的科學家，並進而上綱為「詆毀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反對共產黨領導科學」等，甚至竟說他解放後長期穿長衫就是反動思想的表現；有人甚至責難中國科學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也犯了錯誤。《植物分類學簡編》發行1年，也因此而被禁止出售。但胡先驌對這一過「左」的論調置之不理，始終未承認自己的學術觀點有任何錯誤。
1956年4月，毛澤東同志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了貫徹這一方針，中國科學院和高等教育部聯合在青島召開了遺傳學座談會。不同學派在會上各抒己見，對幾十年來世界上兩個學派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進行了縝密的討論。從此，中國遺傳學界一家獨鳴的沉悶空氣被沖散了。此前，胡先驌曾上書黨中央，建議在高等學校恢復講授摩爾根學說的理論。在毛澤東同志召集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胡先驌應邀列席聽取了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初次報告。會上，毛主席說：談家楨、胡先驌關於在大學恢復講授摩爾根學說的建議，有利於學術上貫徹「雙百」方針。隨後，青島遺傳學會議便決定在大學正式恢復開設摩爾根學說的遺傳學課程和開展對這一理論的研究。不久，胡先驌應上海復旦大學聘請在生物系舉辦講座。《植物分類學簡編》經一年修訂補充後，也於1958年改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再版問世。
《中國植物志》——樺木科專著脫稿，「生物的大群新分類」發表
胡先驌一貫對合理開發利用我國豐富的植物資源進行積極宣傳。為了配合我國的經濟建設，胡先驌決定編著一部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植物手冊》，內容從蕨科開始到種子植物各科，分屬敘
述我國原產的全部經濟植物的種、以及從國外引種的常見經濟植物。該書分成上下兩冊，每冊又分為2個分冊刊印。當下冊第一分冊出版後（1957年），由於《中國植物志》的編寫任務開始，第二分冊的編寫因此而中斷。
自1934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國植物學會的第一屆年會上，胡先驌首次提議用自己的力量著手編纂《中國植物志》，事隔20餘年，他的宏願終於實現了。所以心情格外興奮，熱情很高，很快就投入資料的整理工作。並於1959年開始《樺木科》和《山茶科》的編寫工作。在這期間的前後，胡先驌發表多篇樺木科、山茶科、山毛櫸科的新屬和其他與植物分類學有關的論文。
1963年，中國植物學會在北京召開成立30周年年會。會後不久，胡先驌因勞累而心臟病復發，經住院治療近兩個月才轉危為安，但從此得了嚴重的失眠症。雖然如此，他仍夜以繼日忙於《樺木科》和《山茶科》的編寫工作。
1965年春末，《樺木科》的編寫工作基本完成。在興奮之餘，每日清晨便用打字機編打一篇「The major groups of living be－ings：A new classification」（《生物的大群新分類》）論文。他認為，根據現代的研究工作進展和理論上的探討，應將生物劃分為兩個超邦：一、Protobionta（原始生物超邦）：包括立克次氏體、病毒、噬菌體等；二、Cytobionta（細胞生物超邦）：包括細菌邦、真菌邦、植物邦（藻類亞邦、苔蘚亞邦和維管束植物亞邦）和動物邦。他將著作直接寄給國外有影響的「Taxon」雜志。年底，該雜志刊登了這篇論著。
是年，《植物分類學報》10（1）發表了胡先驌的《凋果茶屬——山茶科——新屬》和《中國山茶屬與連蕊茶新種與新變種（一）》。這也就是他在世時最後寫的兩篇論文。 1966年初，《樺木科》脫稿，並上交《中國植物志》編委會。宏願實現，心情舒暢。而《山茶科》的編寫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而中斷。1968年7月16日，胡先驌在北京逝世。
胡先驌自青年時代就懷著科學救國的宏願，數十年來為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高瞻遠矚、苦心孤詣，在舊中國極端困難的環境中，八方奔走呼號，不辭辛苦，千方百計不斷在北京、江西廬山、雲南開拓植物學的新領域，發掘祖國各地的植物寶庫，不僅積累了大量珍貴的標本和資料，而且還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他在長期的教學工作中，除親自傳授植物分類學、經濟植物學等教學任務外，還為青年編寫具有較高水平的教科書、植物學教學法和學習指導等著述。他在授課過程中，雖然稍帶口吃，但聲音洪亮，精力充沛，內容也極為充實，特別強調實驗課和深入實際的重要性。凡被他發現的人才，總是積極設法推薦到較高學府或科研單位進修深造。目前，分散在國內外的植物學教授和專家，其中不少均出其門下，並擔負著重要的職務。他的學生雖大都已進入古稀之年，但至今仍懷念老師嘔心瀝血培養自己成材的功績，一致公認他是一位認真負責、誨人不倦、胸懷寬闊、堅持科學真理、和藹可敬的老師。
胡先驌的一生中，不僅有20多種專著，而且由個人發表有關植物學的論文多達140多篇。在植物分類學方面共發現1個新科、6個新屬和百數十個新種。
胡先驌被中外學者公認為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絕非過譽。此外，他在歷史、地理、語言、文學方面同樣也有很深的造詣。特別是在詩詞方面的著述頗多。早在青年時代，每遇一事或旅遊一處，即以詩詞表述，並與詩壇友人往來頻繁。晚清著名詩人陳三立（字伯嚴）對胡先驌的詩極為欣賞，評價是「意、理、氣、格俱勝」。認為他的記游之作，「牢籠萬象，奧邃蒼堅」。
胡先驌晚年，除堅持科研外，於1960年將生平所作詩稿全部整理後，共得詩296首。經逐年編次，分為上、下兩卷，印成《懺庵詩稿》線裝集。通過《詩稿》即可知曉作者本人一生所經歷的事情和重大科學發現的梗概。
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和人民實事求是地評價了胡先驌的一生。1979年5月15日，中國科學院和植物研究所的黨政領導代表、各地的生物學家、古植物學家、農學家、語言學家、書法家、文藝家和大、中學教師等各界代表，數百餘人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隆重的悼念儀式，向在我國生物科學事業中作出重大貢獻的胡先驌先生表示深切的敬意。
1984年7月10日，中國科學院、江西省科委和廬山植物園在廬山植物園的松柏區水杉林內，建造了胡先驌先生的墓地。墓前聳立著由廬山植物園樹立的紀念碑文，上面記載著胡先驌的生平事跡，使人們永遠緬懷一生為中國植物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傑出貢獻的近代植物學家。

H. 珍惜瀕危植物的保護措施有哪些

1、深入開展對植物區系和植被的研究，編制瀕危的珍貴稀有植物名錄，研究其分布區、生物生態學、種群和群落學特性及其生境特點。在此基礎上，查明引起它們瀕危的具體原因，制定相應的保護和管理措施。

2、在不同自然地帶各生物地理省范圍內，根據遺傳基因庫的要求，建立自然保護區。對一些珍貴稀有植物，可在其分布比較集中的區域，建立相應的保護區。必要時還應採取措施，促進其天然更新，或用人工更新的方法，恢復其自然生長。

3、有關植物園和苗圃引種栽培所在區域內的珍貴稀有植物，開展實驗生物生態學、遺傳生態學以及引種栽培方法的研究，普及宣傳保護珍貴稀有植物的作用和意義。對一些比較重要的已滅絕或瀕臨滅絕的珍貴稀有植物，在原產地重新種植，以恢復其天然分布和自然繁衍。

4、為經濟價值高、需用量大的珍貴稀有植物建立栽培基地。

5、拍攝有關珍貴稀有植物的電影，出版珍貴稀有植物的宣傳畫片和畫冊，發動廣大群眾參加保護工作。

(8)植物研究宣傳擴展閱讀：

5月22日是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來自保山市人民政府新聞辦消息，在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山段，保山首次發現珍稀瀕危植物滇桐野生種群，個體數量達31株。

滇桐，椴樹科，落葉喬木，系國家二級保護植物，是國家確定的重點保護和挽救的瀕危植物之一。中國僅存10株以下的珍稀植物，為中國西南特有種，現僅存6株。滇桐在區域地理研究和選育珍貴樹種應用中均有重要價值。

這次在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保山段騰沖境內，首次發現的滇桐總共有31株，通過走訪當地群眾，推測樹齡最大的200年左右，最小的也有10年左右。其中最大的滇桐近30米高，胸徑100多公分，需要4個成年人才圍得過來。

I. 科學家植物「意識」實驗，為何結果會顛覆人類認知

從人類第一次仰望星空，到開始建立太陽系模型、甚至是宇宙模型，總是能看到“神學”的影子，在牛頓之前科學和神學傻傻分不清。

當人們遇見科學無法解決的事情時，總是會不由自主的搬出上帝來說事，牛頓大神雖然在17世紀建立起了一套嚴密而完整的科學體系，推翻了神學千年的根基。

所以並不是意識決定了物質狀態，而是測量時發生的電磁相互作用導致了物質粒子確定的狀態。

在宇宙面前，科學還有很多的未知無法解釋，而這些無法解釋的現象和領域就是神學茁壯成長的地方。

J. 關於植物的法律

法律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植物保護法》這是人大制定的法律，其他就是一些法律中的條款或行政法規、單行條例的規定，如刑法、自然保護區條例、環境保護法、森林法、森林法實施條例、海關法等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植物保護條例》

第三條 國家對野生植物資源實行加強保護、積極發展、合理利用的方針。

第四條 國家保護依法開發利用和經營管理野生植物資源的單位和個人的合法權益。

第五條 國家鼓勵和支持野生植物科學研究、野生植物的就地保護和遷地保護。在野生植物資源保護、科學研究、培育利用和宣傳教育方面成績顯著的單位和個人，由人民政府給予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