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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貞元十九年 子厚又例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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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厚，諱宗元［1］。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2］。曾伯祖奭［3］，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後［4］，死高宗朝。皇考諱鎮［5］，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6］。其後以不能媚權貴［7］，失御史。權貴人死［8］，乃復拜侍御史［9］。號為剛直［10］，所與游皆當世名人［11］。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12］，雖少年，已自成人［13］，能取進士第［14］，嶄然見頭角［15］。眾謂柳氏有子矣［16］。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17］。俊傑廉悍［18］，議論證據今古［19］，出入經史百子［20］，踔厲風發［21］，率常屈其座人［22］。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23］，交口薦譽之［24］。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25］。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26］。遇用事者得罪［27］，例出為刺史［28］。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29］。居閑［30］，益自刻苦，務記覽［31］，為詞章，泛濫停蓄［32］，為深博無涯涘［33］。而自肆於山水間［34］。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35］，而子厚得柳州［36］。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邪［37］？」因其土俗［38］，為設教禁［39］，州人順賴［40］。其俗以男女質錢［41］，約不時贖［42］，子本相侔［43］，則沒為奴婢［44］。子厚與設方計［45］，悉令贖歸［46］。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佣［47］，足相當，則使歸其質［48］。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49］，比一歲［50］，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51］，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52］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53］，當詣播州［54］。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55］，吾不忍夢得之窮［56］，無辭以白其大人［57］；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58］，願以柳易播［59］，雖重得罪［60］，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61］，夢得於是改刺連州［62］。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63］，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64］，握手出肺肝相示［65］，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66］，真若不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發比［67］，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68］，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69］。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70］，不自貴重顧籍［71］，謂功業可立就［72］，故坐廢退［73］。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74］，故卒死於窮裔［75］，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台省時［76］，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77］，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78］，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79］，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280］。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81］，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82］。行立有節概［83］，重然諾［84］，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85］，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86］。遵，涿人［87］，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88］，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89］。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90］，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91］。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慶，做過北魏的侍中，被封為濟陰公。高伯祖柳奭，做過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韓瑗一起得罪了武則天皇後，在高宗時被處死。父親叫柳鎮，為了侍奉母親，放棄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請求到江南做縣令。後來因為他不肯向權貴獻媚，丟掉了御史官。直到那位權貴死了，才又被任命為侍御史。人們都說他剛毅正直，與他交往的都是當時名人。
子厚少年時就很精明能幹，沒有不明白通曉的事。當他的父親還在世的時候，他雖然很年輕，但已經成才，能夠考取進士科第，顯露出出眾的才華，大家都說柳家有個好兒子。後來又通過博學宏詞科的考試，被授為集賢殿正字。他才智突出，清廉剛毅，發表議論時能引證今古事例為依據，精通經史典籍和諸子百家，言談縱橫上下，意氣風發，常常使滿座的人為之嘆服。因此名聲哄動，一時之間人們都敬慕而希望與他交往。那些公卿貴人爭著要收他做自己的門生，眾口一辭地推薦稱贊他。
貞元十九年，子厚由藍田縣尉調任監察御史。順宗即位，又升為禮部員外郎。逢遇當權人獲罪，他也被援例貶出京城當刺史，還未到任，又被依例貶為永州司馬。身處清閑之地，自己更加刻苦為學，專心誦讀，寫作文，文筆汪洋恣肆，雄厚凝煉，象無邊的海水那樣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則縱情於山水之間。
元和年間，他曾經與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師，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後，他慨嘆道：「這里難道不值得做出政績嗎？」於是按照當地的風俗，為柳州制訂了教諭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順從並信賴他。當地習慣於用兒女做抵押向人借錢，約定如果不能按時贖回，等到利息與本金相等時，債主就把人質沒收做奴婢。子厚為此替借債人想方設法，都讓他們把子女贖了回來；那些特別窮困沒有能力贖回的，就讓債主記下子女當傭工的工錢，到應得的工錢足夠抵消債務時，就讓債主歸還被抵押的人質。觀察使把這個辦法推廣到別的州縣，到一年後，免除奴婢身分回家的將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備考進士的人，就把子厚當做老師，那些經過子厚親自講授和指點的人所寫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規范的。
他被召回京師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時，中山人劉夢得禹錫也在被遣之列，應當去播州。子厚流著淚說：「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況且夢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夢得處境困窘，他沒有辦法把這事告訴他的老母；況且絕沒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請求，並准備呈遞奏章，情願拿柳州換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獲罪，死也無憾。正遇上有人把夢得的情況告知了皇上，夢得因此改任連州刺史。嗚呼！士人到了窮境時，才看得出他的節操和義氣！現在一些人，平日街坊居處互相仰慕討好，一些吃喝玩樂來往頻繁，誇誇其談，強作笑臉，互相表示願居對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狀給對方看，指著天日流淚，發誓不論生死誰都不背棄朋友，簡直象真的一樣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沖突，僅僅象頭發絲般細小，便翻臉不認人，朋友落入陷井，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機推擠他，再往下扔石頭，到處都是這樣的人啊！這應該是連那些禽獸和野蠻人都不忍心乾的，而那些人卻自以為得計。他們聽到子厚的高尚風節，也應該覺得有點慚愧了！
子厚從前年輕時，勇於幫助別人，自己不看重和愛惜自己，認為功名事業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牽連而被貶斥。貶謫後，又沒有熟識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薦與引進，所以最後死在荒僻的邊遠之地，才幹不能為世間所用，抱負不能在當時施展。如果子厚當時在御史台、尚書省做官時，能謹慎約束自己，已象在司馬時、刺史時那樣，也自然不會被貶官了；貶官後，如果有人能夠推舉他，將一定會再次被任用，不至窮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貶斥的時間不久，窮困的處境未達到極點，雖然能夠在官場中出人頭地，但他的文學辭章一定不能這樣地下功夫，以致於象今天這樣一定流傳後世，這是毫無疑問的。即使讓子厚實現他的願望，一度官至將相，拿那個換這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一定能有辨別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終年四十七歲；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萬年縣他祖先墓地的旁邊。子厚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周六，才四歲；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後才出生的。兩個女兒，都還小。他的靈柩能夠回鄉安葬，費用都是觀察使河東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為人有氣節，重信用，與子厚是朋友，子厚對他也很盡心盡力，最後竟仰賴他的力量辦理了後事。把子厚安葬到萬年縣墓地的，是他的表弟盧遵。盧遵是涿州人，性情謹慎，做學問永不滿足；自從子厚被貶斥之後，盧遵就跟隨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沒有離開；既送子厚歸葬，又准備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屬，可以稱得上是有始有終的人了。銘文說：
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適，對子厚的子孫會有好處。
（蓋國梁）
【注釋】
［1］子厚：柳宗元的字。作墓誌銘例當稱死者官銜，因韓愈和柳宗元是篤交，故稱字。諱：名。生者稱名，死者稱諱。［2］七世：史書記宗元七世祖柳慶在北魏時任侍中，入北周封為平齊公。子柳旦，任北周中書侍郎，封濟陰公。韓愈所記有誤。侍中：門下省的長官，掌管傳達皇帝的命令。北魏時侍中位同宰相。拓跋魏：北魏國君姓拓跋（後改姓元），故稱。［3］曾伯祖奭（shì士：）柳奭，字子燕，柳旦之孫，柳宗元高祖子夏之兄。當為高伯祖，此作曾伯祖誤。柳奭貞觀時為中書舍人，因外甥女王氏為皇太子（唐高宗）妃，擢升為兵部侍郎。王氏當了皇後後，又升為中書侍郎。永徽三年（652）代褚遂良為中書令，位相當於宰相。後來高宗欲廢王皇後立武則天為皇後，韓瑗和褚遂良力爭，武則天一黨人誣說柳奭要和韓、褚等謀反，被殺。［4］褚（chǔ楚）遂良：字登善，曾做過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尚書右僕射等官。唐太宗臨終時命他與長孫無忌一同輔助高宗。後因勸阻高宗改立武後，遭貶憂病而死。韓瑗（yuàn院）：字伯玉，官至侍中，為救褚遂良，也被貶黜。［5］皇考：對亡父的尊稱。［6］太常博士：太常寺掌宗廟禮儀的屬官。柳鎮於肅宗朝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守朔方。後調長安主薄，居母喪，服除，命為太常博士。鎮以有尊老孤弱在吳，再三辭謝，願為宣稱（今屬安徽）令。此雲「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恐誤。［7］權貴，此指竇參。柳鎮曾遷殿中侍御史，因不肯與御史中丞盧佋，宰相竇參一同誣陷侍御史穆贊，後又為穆贊平反冤獄，得罪竇參，被竇參以他事陷害貶官。［8］權貴人死：其後竇參因罪被貶，第二年被德宗賜死。［9］侍御史：御史台的屬官，職掌糾察百僚，審訊案件。［10］號為剛直：郭子儀曾表柳鎮為晉州錄事參軍，晉州太守驕悍好殺戮，吏莫敢與爭，而柳鎮獨能抗之以理，故雲。［11］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柳宗元有《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記載他父親相與交遊者計六十七人，書於墓碑之陰。並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12］逮（dài代）其父時：在他父親在世的時候，宗元童年時代，其父柳鎮去江南，他和母親留在長安。至十二、三歲時，柳鎮在湖北、江西等地做官，他隨父同去。柳鎮卒於貞元九年（793），子厚年二十一歲。逮，及，到。［13］已自成人：宗元十三歲即作《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劉禹錫作集序雲：「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14］取進士第：貞元九年宗元進士及第，年二十一。［15］嶄然：高峻突出貌。見（xiàn現）：同「現」。［16］有子：意謂有光耀楣門之子。［17］博學宏詞：柳宗元貞元十二年（796）中博學宏詞科，年二十四。唐制，進士及第者可應博學宏詞考選，取中後即授予官職。集賢殿：集賢殿書院，掌刊輯經籍，搜求佚書。正字：集賢殿置學士、正字等官，正字掌管編校典籍、刊正文字的工作。宗元二十六歲授集賢殿正字。［18］廉悍：方正、廉潔和堅毅有骨氣。［19］證據今古：引據今古事例作證。［20］出入：融會貫通，深入淺出。［21］踔（zhuó酌）厲風發：議論縱橫，言辭奮發，見識高遠。踔，遠。厲，高。［22］率：每每。屈：使之屈服。［23］令出我門下：意謂都想叫他做自己的門生以沾光彩。［24］交口：異口同聲。［25］藍田：今屬陝西。尉：縣府管理治安，緝捕盜賊的官吏。監察御史：御史台的屬官，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整肅朝儀諸事。［26］禮部員外郎：官名，掌管辨別和擬定禮制之事及學校貢舉之法。柳宗元得做此官是王叔文、韋執誼等所薦引。［27］用事者：掌權者，指王叔文。順宗做太子時，王叔文任太子屬官，順宗登位後，王叔文任戶部侍郎，深得順宗信任。於是引用新進，施行改革。舊派世族和藩鎮宦官擁立其子李純為憲宗，將王叔文貶黜，後來又將其殺戮。和柳宗元同時貶作司馬的共八人，號「八司馬」。［28］例出：按規定遣出。永貞元年（805），宗元被貶為邵州（今湖南邵陽）刺史。［29］例貶：依照「條例」貶官。永州：今湖南零陵縣。司馬：本是州刺史屬下掌管軍事的副職，唐時已成為有職無權的冗員。［30］居閑：指公事清閑。［31］記覽：記誦閱覽。此喻刻苦為學。［32］泛濫：文筆汪洋恣肆。停蓄：文筆雄厚凝煉。［33］無涯涘（sì四）：無邊際。涯、涘，均是水邊。［34］肆：放情。［35］偕出：元和十年（815），宗元等「八司馬」同時被召回長安，但又同被遷往更遠的地方。［36］柳州：唐置，屬嶺南道，即今廣西柳州市。［37］是豈不足為政邪：意謂柳州地雖僻遠，也可以做出政績。是，指柳州。［38］因：順著，按照。土俗：當地的風俗。［39］教禁：教諭和禁令。［40］順賴：順從信賴。［41］質：典當，抵押。［42］不時贖：不按時贖取。［43］子：子金，即利息。本：本金。相侔（móu謀）：相等。［44］沒：沒收。［45］與設方計：替債務人想方設法。［46］悉：全部。［47］書：寫，記下。佣：當僱工。此指僱工勞動所值，即工資。［48］足相當：意謂傭工所值足以抵消借款本息。質：人質。［49］觀察使：又稱觀察處置使，是中央派往地方掌管監察的官。下其法：推行贖回人質的辦法。［50］比（bì避）：及，等到。［51］衡湘：衡山、湘水，泛指嶺南地區。為：應試。［52］法度：規范。［53］中山：今河北定縣。劉夢得：名禹錫，彭城（今江蘇銅山縣）人，中山為郡望。其祖先漢景帝子劉勝曾封中山王。王叔文失敗後，劉被貶為郎州司馬，這次召還入京後又貶播州刺史。［54］詣：前往。播州：今貴州綏陽縣。［55］親在堂：母親健在。［56］窮：困窘。［57］大人：父母。此指劉母。句謂這種不幸的處境難以向老母講。［58］拜疏（shù樹）：向皇帝上疏。［59］以柳易播：意指宗元自願到播州去，讓劉禹錫去柳州。［60］重（chóng蟲）得罪：再加一重罪。［61］「遇有」句：指當時御史中丞裴度、崔群上疏為劉禹錫陳情一事。［62］刺：用作動詞。連州：唐屬嶺南道，州治在今廣東連縣。［63］徵：約之來，逐：隨之去。徵逐，往來頻繁。［64］詡詡（xǔ許）：誇大的樣子。強（qiǎng搶）：勉強，做作，取下：指採取謙下的態度。［65］出肺肝相示：譬喻做出非常誠懇和坦白的樣子。［66］背負：背叛，變心。［67］如毛發比：譬喻事情之細微。比，類似。［68］陷穽（jǐng井）圈套，禍難。［69］少：稍微。［70］為人：助人。此處有認為柳宗元參加王叔文集團是政治上的失慎之意。故下雲「不自貴重」。［71］顧籍：顧惜。［72］立就：即刻成功。［73］坐：因他人獲罪而受牽連。廢退：指遠謫邊地，不用於朝廷。［74］有氣力：有權勢和力量的人。推挽：推舉提攜。［75］窮裔：窮困的邊遠地方。［76］台省：御史台和尚書省。［77］自力：自我努力。［78］為將相於一時：被貶「八司馬」中，只有程異後來得到李巽推薦，位至宰相，但不久便死，也沒有什麼政績。此處暗借程異作比。［79］元和：唐憲宗年號。十四年，即819年。十一月八日：一作「十月五日」。［80］萬年：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先人墓：在萬年縣之棲鳳原。見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81］周七：即柳告，字用益，宗元遺腹子。［82］河東：今山西永濟縣。裴行立：絳州稷山（今山西稷山縣）人，時任桂管觀察使，是宗元的上司。［83］節概：節操度量。［84］重然諾：看重許下的諾言。［85］盡：盡心，盡力。［86］盧遵：宗元舅父之子。［87］涿（zhuó卓）：今河北涿縣。［88］從而家：跟從宗元以為己家。［89］庶幾：近似，差不多。［90］惟：就是。室：幽室，即墓穴。［91］嗣人：子孫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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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唐韓孟詩派淺談

韓孟詩派是出現在中唐的貞元、元和、長慶這四五十多年中的一個詩歌流派，其主要人物有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賈島等人，這些作家他們的思想觀念相近、審美趣味相投、彼此也有不少的交流，最後在各自的創作實踐中形成了相似的風格特色，由此成為了一個不論是對當時還是對後世都擁有重大影響的詩歌流派。

任何一個詩歌流派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在。客觀原因包括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文學發展自身的要素，主觀原因則包括這個流派中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氣質、經歷、藝術修養等方面。韓孟詩派的產生也是如此。韓孟詩派植根於中唐特殊的社會環境和思想趨勢，而韓愈孟郊等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氣質則是韓孟詩派特殊詩風產生的直接原因。

安史之亂，是唐朝最大的動亂，使得大一統的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安史之亂後來雖然被李光弼、郭子儀等平定，但是藩鎮割據這一痼疾反而更加嚴重，地方對中央的向心力大大減弱，唐朝也從安史之亂開始國勢日衰，政治局勢動盪不安。與此同時，人心浮動，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多，盛唐時期儒釋道三教合流並存的局面到了中唐顯得更加活躍，多種社會思想相互交融，儒學的地位也遭受了較大的沖擊。總體而言，平定了安史之亂後的中唐是個不太平的時代，再也不可能回到盛唐那個光輝燦爛的年代了。

社會動亂、滿目瘡痍導致了人心的浮動，針對這一現象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態度和思想。有的人竭力盡智，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改變社會的現狀，夢想曾經的盛世再現；有的人則看透世情、心灰意冷，對社會失去信心；還有的人雖然有著改變天下的志向，但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使得他們在事與願違之後變得灰心而消極、憤懣而憂郁。這樣不同的思想追求鑄就了中唐獨特的詩歌風格。以韓孟元白四人為例，元稹和白居易前期掀起新樂府運動，主張「歌詩合為事而作」，秉承著儒家兼濟天下的精神，致力於補偏救弊，希望以此引導人心，對社會起到積極作用。但是等到白居易因為寫諷喻詩得罪當權者被貶後，他後來的詩歌就更多關注自我人生的價值，其中大量反映的都是個人的閑情逸致，不再具有前期譏刺時弊的鋒芒。元稹前期詩風類同白居易，但後期雖然一度官至宰相，但不久就被貶，作為唐代詩人中少有的實干政治家，元稹到地方也為當地的發展做出了不少貢獻，但是政治上的失意同樣對元稹的詩風大有影響，他的寫作重點轉向了抒寫男女生死離合悲歡的感情，詩歌變得哀婉纏綿。孟郊一生窮困潦倒，雖然有著對儒學的堅定立場，但卻不具有儒家溫柔敦厚的品格，反而在生活的艱辛中領略了世態人情，經受了苦難和折磨，因此他的詩歌雖然有關注現實的因素，但卻多是抒發個人置身於動盪社會中的喜怒哀樂的詩歌。韓愈雖是儒學復興運動的領袖，但他本人也在政壇上遭受諸多波折，由此釀成了他險躁憤激的性格特徵，他的詩歌既有反應社會、民間疾苦的內容，也有更多對個人生存處境的剖白。伴隨著社會的由盛轉衰而來的是大量不同尋常的社會事件的出現，由此形成了鋌而走險、爭奇斗怪、荒誕虛幻的社會風尚，這樣的社會風氣在當時的唐傳奇小說中可以窺知一二。如唐傳奇中《南柯太守傳》、《聶隱娘》、《紅線傳》等故事都能反應當時的這種風氣。《南柯太守傳》講述的是貞元時期一個追求名利之徒做夢獲得榮華富貴最後又都化為烏有的故事，《聶隱娘》和《紅線傳》反映的都是藩鎮割據的情況下出現的劍俠故事，這些故事中的驚險情節是當時社會風尚的側面反映，這種尚奇的社會風尚對於孟郊、韓愈、盧仝等詩人的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韓孟詩派在寫詩時追求奇異險怪，刻意營造詩歌的陌生化效果，想必也是從中深受啟發。

韓孟詩派應是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期間在洛陽形成的一個詩歌流派，它們並不是一個有著嚴密組織、明確綱領的文學創作集團，而是由於詩風相近，寫出了一批險怪的詩作，而被後人認為是一個詩歌流派。在元和二年之前，孟郊韓愈這些詩人真正的險怪之作並不算太多，其中許多有代表性的險怪之作都是在洛陽的唱和過程中實現的。在元和二年之前，孟郊、韓愈、張籍等人也有過雅歌唱和，但是張籍並不具備韓孟那樣的險怪的創作個性，而只是在復古的創作傾向上與韓孟相類，而此時韓孟詩派其他的詩人如盧仝、李賀等人未加入，因此韓孟詩派的准備階段應該是從元和二年開始的。

韓孟詩派的開創者應是孟郊，他的詩歌創作在整個韓孟詩派的形成過程中具有示範意義。雖然韓愈在後世的名聲要遠遠超過孟郊，但是孟郊是韓愈的先行者，在韓愈還未完全形成自己創作風格時，孟郊就已經形成了自己孤僻險怪的創作個性，並對韓愈詩風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同時，孟郊的詩歌在貞元、元和期間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是韓孟詩派中其他詩人的學習對象。不論是剛剛提到的韓愈，還是盧仝、李賀和劉叉，甚至後來的後起之秀賈島也仰慕孟郊的詩歌，至於韓愈雖然可以稱得上韓孟詩派的領軍人物，但是他在散文發展史上的地位更甚於他在詩壇上的地位。

孟郊對韓孟詩派的示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上：

一是復古的創作傾向。孟郊登上詩壇時，劉長卿、十才子等大歷詩風席捲了詩壇，大歷詩風逐漸趨於柔婉綿軟，孟郊對這種詩風甚為不滿，專攻古體，開始學習詩經和漢魏古詩、古樂府詩的傳統，以恢復儒家關注現實的風雅精神為己任,並在創作實踐中發揚這種精神。張籍、韓愈等人最初推崇孟郊的原因就在於他的這種關注現實的風雅精神，韓孟詩派中的其他詩人也積極發揚風雅精神，以寫古體詩來對現實政治發表看法，同時抒寫大時代中個人的生存境遇。

二是求新求奇的匠心。孟郊的創新最初是為了避免大歷詩風的綿軟之病，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創新本身就是一個避免重復雷同和追求新奇的過程。韓愈後來在詩歌理論和實際創作中講求新求奇的理念進行發展並推廣，進而成為整個韓孟詩派所遵循的詩歌審美取向。

三是苦吟的創作方法。在中唐的詩壇上，孟郊是以苦吟著稱的，孟郊的「苦吟」，正是為了避免與他人相雷同而調動藝術思維進行雕琢和錘煉的過程，同時也是韓孟詩派在寫詩時獨樹一幟、尋得佳句的方法。在孟郊之後，諸多韓孟詩派詩人自發地實踐苦吟的創作方法，我們熟悉的賈島的「推敲」的故事廣為流傳，李賀也是字斟句酌的代表。正是這樣苦吟的創作方法，使得韓孟詩派的詩歌避免落入俗套。

四是幽憤的感情基調。孟郊不幸的一生造就了他幽憤的詩歌感情基調，這促使孟郊雖然服膺儒教卻在詩歌創作上大異於「溫柔敦厚」之趣，在詩歌中將自己的憤懣之情毫不掩飾地表露在詩歌中，盡力宣洩自己的不平之情，而韓孟詩派的其他詩人的創作中也充滿著一腔不平之情，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韓愈所說的「不平則鳴」，不論是在政壇上屢遭挫折的韓愈、懷才不遇的李賀還是一生窮困潦倒的賈島，都在詩歌中流露出這樣的一種感情。或者說，這方面並不能完全說是受到孟郊的影響，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他們自己的性格和經歷使然。

雖然孟郊是韓孟詩派的先行者，奠定了韓孟詩派的總基調，但他卻難以擔當韓孟詩派的盟主。原因首先在於他的社會地位較為低微，前期沒有中進士處於社會下層，後雖然步入官場但是處處不如意，其次還在於孟郊本人的性格較為孤僻，又拙於任事，難以擔當韓孟詩派的盟主，也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去號令一個詩歌流派。因此，聲望較孟郊為高，又擅長應酬，勤於任事，喜歡提攜後進，小孟郊十七歲的韓愈就成為了韓孟詩派的領袖、盟主。

一個文學流派的建立，不僅需要先行者和奠基者，還需要一個頗有聲望的核心人物來吸引那些藝術旨趣相投的人加入。孟郊由於自身性格、地位和影響力等方面的原因無法擔當韓孟詩派的領袖人物，因此這個重任就落到了韓愈的身上。韓愈大概在貞元後期到元和前期這段時間內成為了當時文壇實際上的盟主，此時有一大群文人士子聚集到他的身邊成為「韓門弟子」，這無疑促進了韓孟詩派詩歌流派意識的產生和發展。

在貞元至元和的文壇上，權德輿是唐德宗的筆桿子，首席的御用文人，是台閣文人的代表人物，但是常年勞形於案牘使得他的詩作比起官樣文章來少之又少，其接觸的生活面也很窄，大抵是宮廷豪門、王侯將相。政治地位的顯赫使得權德輿脫離於社會，下層士人要想見他一面難於登天，而他的詩文創作也並不符合當時流行的審美趣味，因此下層士人也不會去學習他的台閣體詩風。因此，盡管當時明面上的文壇領袖是權德輿，但貞元到元和時期的下層士人更加推重的人，應當是韓愈。

韓愈具有極高的聲望和極強的號召力。貞元十二三年韓愈在汴州時，李翱、張籍等人就開始跟隨韓愈學習做文章，而到了貞元十七年李翱再次向韓愈學習時，韓愈的回信中就已經提到此時向他學習的人已經很多了，這說明當時的韓愈聲望已經非常隆高了。貞元十八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推薦了侯喜、李珝等人，這些人也不負眾望，相繼登科，由此文壇震動，韓愈在下層文人士子中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當時的下層文人士子都爭做「韓門弟子」，以做「韓門弟子」為榮。韓愈從此後也大力招收後學，這樣更有利於文人士子投入他的門下。在元和年前後，韓愈已經成為下層文人士子心目中真正的文壇領袖，因此當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韓愈在東都洛陽的時候，李賀、賈島等人都慕名而來，最終他們成為了韓孟詩派的中堅人物。在韓孟詩派形成的過程中，韓愈起到了重要的領袖作用。

韓愈的領袖作用除了以他的聲望影響無數的下層文人士子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韓愈以他獨特的詩歌理論規范著韓孟詩派的創作，並且以自己的創作實踐為韓孟詩派奠定了詩風的基調。

韓愈的詩學理論可以分別概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就詩歌的任務方面，韓愈認為詩歌的任務就是「舒憂娛悲」。他對文章的要求是「文以載道」、「扶樹教道」，希望能夠通過復興古文達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儒學復興的理想。他在政治上主張削弱藩鎮鞏固中央集權，在思想上他認為儒學真正的道統已經失傳，需要發揚古聖賢之道，而這兩者都需要通俗易懂、明白曉暢的古文作為載體。但是詩歌卻不同，詩歌是抒發個人感情和人生體驗的工具，觸景生情，緣事而發，因此詩歌的主要作用是舒緩作家的憂郁之心，愉悅作家悲傷的內心。韓愈將詩歌和文章歸為不同的類型，固然有忽視詩歌的社會作用的一方面，但是他卻明確地指出了詩歌與文章的不同之處。詩歌是用塑造蘊含作者想表達思想內蘊的藝術形象的方式來感染讀者，使讀者通過自己的想像和理性思考結合自身的社會經驗審美趣味進行審美，獲得審美愉悅和領悟人生意蘊的一種文體，韓愈很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白居易的諷喻詩和新樂府則過於看重詩歌的社會作用而忽視了其審美意義，而韓愈這個詩歌理論對韓孟詩派後來詩人創作的影響力是很大的，韓孟詩派後來創作的詩歌其藝術性顯然要高過同期的其他類型的詩歌。

其次，就詩歌的來源而言，韓愈認為詩歌是不平則鳴的產物，他在給孟郊寫的信中首次提到「不平則鳴」這個概念，這一理論是對司馬遷「發憤著書」思想的進一步闡發，在後世也有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對「不平則鳴」作進一步的發展。韓愈經歷過社會中許多的不平之事，由此養成了他郁憤險躁的性格，對於「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他而言，國家前途、人民命運、民間疾苦是他關心的問題。他的不平之氣也是不得不鳴，他的許多詩歌可以稱得上是時代的聲音，而在《送孟東野序》里，他將自己的創作思想正式提出。後來的韓孟詩派的詩人們大多出身下層，一生能稱得上一帆風順者極少，因此他們也遵循了不平則鳴這個優良傳統，通過抒發自己的不平來表現時代的不平，反映了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的真實情況，使他們的詩歌具有感染力、歷史感、真實性和時代的普遍意義。不朽的文學必然與時代精神密切相關，這也是韓孟詩派能取得輝煌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三，就師法的對象而言，韓愈主張學習李杜。學習李杜是韓愈在深入的了解了中國古代文學的淵源和優良傳統之後做出的正確決定。在杜甫看來，詩歌和儒學道統傳承一樣，也有一個傳承的過程。他肯定中國的詩歌來源於《詩經》和《離騷》，並倡導學習從詩經、楚辭、漢魏五言詩、陳子昂、李杜再到孟郊的這樣一種優秀傳統，同時批判了兩晉到宋齊梁陳隋朝的詩風，認為這種詩風太過於淫靡。在繼承傳統上他並不像白居易那樣以復興詩三百和漢樂府為旗幟號召詩歌復興運動，他真正欽服的詩人是李白和杜甫。正如他自己的詩中所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從此這句詩幾乎成為了李白杜甫詩歌的標準定論。他在詩歌中盛贊了李白杜甫在詩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時也在自覺地學習李杜。他學習李白的主要是大開大合、縱橫千里的浪漫主義創作方法，而他學習杜甫的則是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傳統和「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奇險之風。當然，正如李白杜甫繼承漢魏五言詩和陳子昂的傳統而又有所創新一樣，韓愈學習李杜的過程同樣有所取捨和創新。

其四，就創作的總體精神而言，韓愈主張獨創，鼓勵詩歌創新，他雖然學習李杜，但並不蹈襲古人，這是他與許多古文家、學古詩者不同的地方。韓愈在文章和詩歌方面的創新是不相同的，這與前面提到的他對文章和詩歌的不同定位有關系。在文章方面，韓愈主張「文從字順」，要求文章明白曉暢，而在詩歌方面，韓愈則主張「橫空盤硬語」，認為詩歌應該故意營造陌生化的效果。當然，韓愈在詩歌和文章方面的革新也有共同點，一是「惟陳言之務去」，主張不蹈襲古人，不用陳言套語，二是「以文為詩」，用散文化的手法來創作詩歌。

在「橫空盤硬語」和「惟陳言之務去」方面，韓愈非常贊賞孟郊的詩風，認為他詩歌的語言不僅生新獨創，而且還自然妥帖。雖然提到了自然妥帖，但韓愈的重點仍然是放在生新獨創這一方面，這一詩歌創作主張是基於之前盛行的圓熟綿軟的大歷詩風而提出來的，韓愈認為大歷詩風不重視對詩歌的錘煉，缺乏獨創，於是以創新代替陳言，以硬語代替套語，這一觀點在現在看來有矯枉過正之嫌，但在當時卻為糾正詩壇的不正之風起到了重要作用。韓愈現存的詩作既有清新自然之作，也有雄健瑰麗之作，也有很多怪癖生硬之作，韓孟詩派後來的創作將這一傾向更加發展，發展至賈島，就往怪癖奇特的方向越走越遠，殊不可取。

他的以文為詩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語言上，他主張以當時盛行的俗語俚語入詩，從而使得詩歌富有生機與活力。雖然總體上韓愈的詩歌風格是雄奇怪大甚至有些生僻險怪，但這並不妨礙韓愈以那些一般不被吸收入詩歌中的俚語俗語入詩，這也是一種陌生化效果，以俗語作雅句。以文為詩的第二點表現在詩歌的句式上，韓愈有一些詩的詩句句子長短不齊，句法交錯參差，可以說似文而非文、似詩而非詩。習慣性的破壞詩歌的常見句式，使得詩歌初看上去不免有些突兀，與大歷詩風綿軟圓熟的寫作風格大異其趣，勾起讀者興趣之後又能讓讀者從陌生化的效果中注意到生活中常見的但習以為常的事物。    以文為詩的第三點以散文的章法寫作方式入詩。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大散文家韓愈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散文理論，其中首要的就是寫散文要注意「含英咀華」，寫詩亦是如此。他將散文特有的鋪敘手法引入詩中，這點在他著名的《山石》一詩中體現地淋漓盡致，他運用散文的章法，層層深入，層次清晰，採用多種敘述方法，夾敘夾議，儼然正是一篇用詩體寫的游記。以文為詩的第四點則是以議論入詩。對於詩歌，雖然韓愈比起詩歌的社會作用更看重詩歌抒發詩人感情的作用，但他卻認為，對政治、對社會的議論本身就是詩人「不平則鳴」的一個重要部分，因此詩人的「不平則鳴」也是可以發議論、講道理的，也因此在他的詩歌中夾敘夾議甚至全篇都是議論的詩歌數目也不在少數。總體來說，韓愈主張詩歌的散文化是可取的，但是他所創作實際中，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敗的例子。

韓愈以他極高的聲望、極大的影響力和系統的詩歌理論，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韓孟詩派的領袖和盟主，即使是先行者孟郊的詩歌創作，也在其後受到了韓愈詩風的影響，而先行者和領袖齊備後，韓孟詩派這個詩歌流派也就正式開始了醞釀階段。

首先是韓愈和孟郊的詩風逐漸趨同的過程。貞元八年之前，孟郊詩風已經顯示出求奇求怪的傾向，而韓愈的詩風卻是質朴笨拙。貞元八九年之間，韓孟相識，韓愈的詩歌受到孟郊的影響開始趨於求奇求怪。貞元十四年，韓孟在汴州相遇，他們通過詩歌聯句的創作切磋技藝，但此時還是可以明顯看出兩人詩風的不同：韓愈氣勢奔放，孟郊構思奇巧。元和元年，韓孟相會於長安，又一次進行詩歌聯句活動，這一次二人的配合十分和諧，兩人找到了共同的審美取向：求奇求怪。

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韓孟居住在洛陽，由於韓愈藉助他在文壇上的巨大影響力加以推廣，盧仝、劉叉、李賀、賈島等人都受到求奇求怪趨勢的影響，從而逐漸形成了整個韓孟詩派共同的詩歌審美取向。孟郊鼓勵盧仝、指點劉叉，同時給與賈島以指導，劉叉慕韓愈之名，有意學習韓愈寫詩的風格，李賀詩歌同樣受到韓愈的影響，得到過韓愈的指導，而賈島有名的「推敲」故事就是發生在他與韓愈身上的事情。於是，在這段時間內，後來韓孟詩派的骨幹們齊聚洛陽，他們有的是慕韓愈孟郊之名，有的是本身就在洛陽居住，還有的因故要來洛陽。總之聚集在洛陽這段日子，這些詩人們相互唱和、相互學習，相互影響，寫出一批具有險怪特色的詩歌，這些詩歌大多是在他們互相切磋，互相鬥詩的過程中寫出來的，因此也可以說，韓孟詩派的形成離不開詩人們的爭奇斗險，這便是韓孟詩派形成的大致過程。

然而，俗語有雲，物極必反，韓孟詩派過於追求險怪的風氣使得他們的詩歌愈發走向奇僻怪異，甚至以丑為美，詩歌不斷向險怪方向探索，以致最後失去了「舒憂娛悲」的最初目的，而淪為詩人爭奇斗險的工具。作為韓孟詩派的領袖，韓愈率先發現了這一弊病，並且採取了實際的措施希望補偏救弊。元和五年盧仝作《月蝕詩》，詩歌篇幅極長、洋洋灑灑，同時延續並發展了韓孟詩派艱澀險怪的詩風。而韓愈此時卻作了《月蝕詩效玉川子作》，這一首詩不同於他以前所作的艱澀險怪的詩歌，而是明白曉暢的風格。韓愈不滿盧仝的詩歌太過於險怪，因此開始了他的又一輪詩歌革新，刪除了他的怪詞繁語，在走向平淡的路上邁出了自己的一步，從此他一改以前的怪誕風格，而是寫格律嚴謹的律詩，追求平淡。當元和六年賈島拜謁韓愈時，韓愈也是鼓勵他寫詩多用平淡之語。

然而，在韓愈、孟郊等老一輩詩人相繼謝世之後，韓孟詩派的大旗由賈島來扛，他雖然聽取了韓愈追求平淡的建議，但是由於他個人孤僻的性格和創作個性，還是力求險怪，並一路走上了追求險怪的歧路。千百年來，雖然孟郊賈島一直並稱，但孟郊的詩歌成就要高於賈島。然而在後來賈島也學習韓愈寫作律詩，不再一味趨於險怪，他的律詩又對後來的晚唐詩人有著重要的示範作用，開一代之風氣。

5. 柳宗元的歷史背景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

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

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餘篇，其文的成就大於詩。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理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游記寫景狀物，多所寄託，有《河東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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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文學特點

柳宗元的詩，共集中140餘首，在大家輩出、百花爭艷的唐代詩壇上，是存詩較少的一個，但卻多有傳世之作。他在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受的基礎上，借鑒前人的藝術經驗，發揮自己的創作才華。

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成為代表當時一個流派的傑出詩才。蘇軾評價說：「所貴乎枯談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淵明並列。現存柳宗元詩，絕大部分是貶官永州以後作品，題材廣泛，體裁多樣。

他的敘事詩文筆質朴，描寫生動，寓言詩形象鮮明，寓意深刻，抒情詩更善於用清新峻爽的文筆，委婉深曲地抒寫自己的心情。

不論何種體裁，都寫得精工密緻，韻味深長，在簡淡的格調中表現極其沉厚的感情，呈現一種獨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關心現實、同情人民的詩人，所以無論寫什麼題材，都能寫出具有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的詩篇。

6. 遼寧貞元服務外包有限公司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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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西太原有什麼名勝古跡

清真古寺 在太原市解放路南段東側。建於唐貞元年間 (785-805),現存為明代遺構。門前牌樓一座，黃匾「清真古寺」。殿內為阿拉伯式裝飾，彩繪施瀝粉貼金，富麗堂皇。周圍木壁上刻有阿拉伯文《可蘭經》第29、30本中經文數段，雕刻精細工整。左右碑亭對峙，亭內碑刻為宋黃庭堅草書，元趙孟頫和清初傅青主觀後題銘。 還有明方孝孺等人榜題。

純陽宮 在太原市五一廣場西北隅。又稱呂祖廟。創建年代無考。明萬曆二十五年 (1597年)，晉藩王朱新揚對宮內重新規劃，規模空前。清嘉慶年間 (1796-1820) 增築後院巍閣3層，景觀宜人。該院整個建築布局，類似八卦形式，為國內少見。

崇善寺 在太原市東南隅。創建於唐。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 朱元璋三子晉恭王朱棡為薦其母高皇後，就該寺舊址大事擴建，南北長550餘米，東西寬250餘米，總面積達14萬平方米。寺內大雄寶殿居中，面寬9間，高達30餘米。殿堂樓閣、亭台廊廡數近千間。清同治三年 (1864年) 大部建築毀於火。現存崇善寺的局部，包括山門、鍾樓、東西兩廂和大悲殿，亦自成格局。殿內神台上供千手千眼十一面觀音及千缽文殊和普賢三尊巨像，像高8.5米。殿宇和塑像，都為明初遺物。門前鐵獅一對，明洪武時 (1368-1398) 鑄造，為明代獅獸中的佳作。

雙塔寺 在太原市東南郊郝庄村南。明萬曆三十六年 (1608年) 高僧福登奉敕建造。現存寺內主要建築，全為磚構。八角十三級，高54.7米。塔內有階梯踏道，可登頂層，憑窗遠眺，太原風光歷歷在目。人們出入太原，雙塔首先映入眼簾，成為太原的標志。寺內牡丹遍地，傳為明代所植。

開化寺連理塔 在太原市西南17公里蒙山腳下。寺建於北齊天保二年 (551年)，依山崖雕造佛像，高約60多米，規模宏偉，與龍山童子寺齊名。隋仁壽元年 (601年)，建高大佛閣，改稱凈名寺。唐高祖和高宗都曾到此瞻仰，復改名開化。五代後晉開運二年 (945年) 北平五劉知遠重建大閣5層，130間。北宋淳化元年 (990年) 又建釋迦、如來二磚塔。既有唐代古樸遺風，又有宋代精細刻法，是唐到宋的一種過渡形式。

龍山石窟 在太原市西南20公里的龍山山巔。滿山林密葉茂。石窟開鑿於元初，道人宋德芳於太宗六年 (1234年) 主持營造龍山石窟及昊天觀。現廟宇殘壞，石窟尚存，共8龕。各龕雕像數額不等，共40餘尊，大都保存完好，雕工朴實，衣著莊重，與佛教石窟藝術風格截然不同。

童子寺燃燈塔 在太原市西南20公里龍山上。寺為北齊天保七年 (556年) 僧宏禮禪師創建。北齊文宣帝高洋曾登寺俯瞰並州 (今太原) 城景。金天輔元年 (1117年) 寺毀於兵火，明嘉靖元年 (1522年) 重建。寺內建築及其石雕佛像早已不存。寺前有燃燈石塔，高4.12米。雖歷經1400多年風雨，依然如故，是我國已知最古的燃燈石塔。

太山寺 在太原市西南23公里風峪溝北。四周叢林遍野，古柏掩映，寺隱其間，非登臨不易得見。始建於唐景雲元年 (710年)。原為道教廟宇，名昊天祠，明初始改為佛寺。為附近佛寺之首。

晉祠* 在太原市西南25公里懸瓮山下晉水發源處。始建於北魏，為紀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叔虞封唐，子燮因晉水更國號，後人因以命祠名。晉水主要源頭由此流出，常年不息，水溫17度，清澈見底。祠內貞觀寶翰亭中有唐太宗撰寫的御碑《晉祠之銘並序》。祠內還有著名的周柏、隋槐，周柏位於聖母殿左側，隋槐在關帝廟內，老枝縱橫，至今生機勃勃、鬱郁蒼蒼，與長流不息的難老泉和精美的宋塑侍女像被譽為「晉祠三絕」。

對越牌樓

魚沼飛梁 在晉祠聖母殿前。魚沼為晉水三泉之一，沼上架橋曰飛梁，亦稱板橋。四周有勾欄圍護可憑依。因形持殊，在我國橋梁史上佔有重要位置。橋東月台上有鐵獅一對，神態勇猛，造型逼真，鑄於北宋政和八年 (1118年)。

金人台 在晉祠中軸線會仙橋正西。古稱蓮花台。因台上四隅各鑄鐵人一尊，亦稱鐵太尉。台正方形，四周砌欄板，正中設琉璃焚帛爐，高約4米。祠為晉水源頭，故鎮以金神，為防水患。

宋鑄鐵人

晉水源流 在晉祠內。源流為難老泉，秒流量1.8立方米。源上建水母樓。現灌溉稻田4萬畝，水勢清澈晶瑩，水溫保持17度，常年不息。唐代詩人李白《詠晉祠》詩中有：「晉祠流水如碧玉，傲波龍鱗沙草綠」。

聖母殿 在晉祠中軸線末端。前臨魚沼，後擁危峰雄偉壯觀。四周圍，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木構建築之一。殿內採用減柱造，擴大了空間。是國內規模較大的一座宋代建築。殿內有宋代彩塑43尊。姿態自然神情各異，塑工高超，是我國宋塑中的精品。

晉祠之銘並序碑 在晉祠貞觀寶翰亭內。唐太宗撰文並書。碑高195厘米、寬120厘米、厚27厘米。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建立唐朝後到此酬謝叔虞神恩，銘文歌頌宗周政治和唐叔虞建國策略，宣揚唐王朝的文治武功，以其鞏固唐皇室政權。全文1203字，行書體，勁秀挺拔，頗有王右軍書意。刻工洗煉，是僅次於《蘭亭序》法帖的傑作，可謂行書楷模。

奉聖寺 在太原市西南郊晉祠南側。全稱十方奉聖禪寺。原為唐將尉遲敬德的別墅，唐武德五年 (622年) 建為寺，今已殘壞。寺北浮屠院有舍利生生塔一座，依山傍水，風景秀麗。塔建於隋開皇年間 (581-600)，宋代重修，清乾隆十六年 (1751年) 重建。八角七級，高30餘米，登塔遠眺，晉汾景色盡收眼底。

豫讓橋 在太原市西南24公里赤橋村。橋上勾欄圍護，橋下晉水常流。春秋末期，晉卿智伯瑤為奪取趙家采地，決晉水以灌晉陽 (今太原)，兵敗被誅。家臣豫讓為報仇謀刺未成，又漆身毀容，吞炭變啞，趁趙襄子游晉祠之際，懷利刃伏於祠北里許橋下，趙至馬驚仍未刺成。趙執豫讓欲殺，豫讓曰：「忠臣不憂身之死，明主不掩人之善。願請君之衣而擊之，則雖死無怨矣！」趙伶其義，脫下錦袍，豫讓擊袍三劍而自剄。後人以豫讓血流橋下，因名赤橋，亦稱豫讓橋。

天龍山石窟 在太原市西南40公里天龍山腰。四周山巒起伏，山頭龍王石洞泉水盪漾。石窟分布在天龍山東西兩峰，東峰8窟，西峰13窟。各窟的開鑿年代不一，自東魏至唐，歷魏、齊、隋、唐四個朝代。以唐代最多，達15窟。石雕體態生動，刀法洗煉，具有豐富的質感。宋代改名聖壽寺，寺宇已毀。寺前蟠龍古松蒼翠蔽日。

大佛寺 在太原市西北20公里土堂村。又稱凈因寺。東臨汾水，古柏參天。據考證，寺始建於北齊，金泰和五年 (1205年) 重建，明代又多次重修。現存除垂帶下端兩軀石獅為金代雕刻外，余皆明清遺物。各殿塑像清代曾予裝繪，已失明塑風格。寺址兩側明嘉靖二十年 (1541年) 依山崖築有重檐歇山式樓閣一座，供一佛二菩薩，佛高9米，結跏趺坐。「土堂怪柏」亦為太原一景。

竇大夫祠 在太原市西北20公里上蘭村、汾河峽谷左側。祠內古柏蒼翠。晉國大夫竇犨封地太原，曾開渠興利，後人在此立祠祀奉。歷代都留有碑記。現存山門、獻亭、大殿等都是元至正三年 (1343年) 重建，局部還保留宋金時期風格。其中獻亭甚大，後檐柱，用大殿明間廊柱代替，結構簡練而嚴謹，為金元建築中所罕見。祠旁清泉自烈石山蒼崖下湧出，水溫較低，人稱「寒泉」。「烈石寒泉」為太原名勝之一。

多福寺 在太原市西北24公里崛山之巔。山勢陡峻，松柏遍野。為太原著名風景之一。寺在山頂小峪之中，極富古剎風趣。寺始建於唐貞元二年 (786年)。唐人李克用、李存勖 (後唐庄宗)父子曾到此佛焚香，寺況空前。宋末毀於兵火，明洪武年間 (1368-1398) 重建，後又多次重修。唯寺前山巔磚塔，仍是宋代原構。寺旁小屋，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讀書處。

8. 求好看完本穿越小說（男穿）。

很多的啊，三少，土豆的都有的啊
《紈絝子弟》《無良皇帝》《重生之絕色風流》 也是相當的YY.很輕松、搞笑。
《限制級特工》沒得說，絕對是經典。
《都市良人行》禹岩新書
《幻夢唯心三部曲》美女如雲的那種
《霸醫天下》剛完結的YY書
《回明當王爺》《納妾記》
<獸血沸騰> 目前認為是跟家丁最相似的書，雖然書的類型只有穿越這一點類似之處，但總感覺神似。
天下第一丁》 他，是繼林晚榮之後，史上臉皮最厚、最無恥、最下流、最YD的家丁。

《皇家娛樂指南》
《瓷王》作者：格魚
《大唐酒徒》作者：格魚
《新宋風流》
《上品寒士》（未寫完，主角也不無恥，但強烈推薦！）
《大宋之風流才子》作者：午後方晴
《大宋時代周刊》作者：戴小樓
《調教初唐》作者：晴了
《龍游大唐之貞元記事》作者:水葉子
《天寶風流》作者:水葉子
《高衙內新傳》
不是男穿的不要介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