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市場調查報告模板

1. 市場經濟調查報告

優化市場經濟環境調查建議報告

李紀兵

【關鍵詞】永久地權 行政檢查法 經濟環境
【全文】
2005年8月到10月，我們抽調精幹力量，與省內8個地州市的市場經濟會員舉行座談會。座談會上，大家圍繞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環境問題，集思廣益，提出如下優化經濟環境，落實國務院36條的建議，供政府領導與人大、政協參考。
一、 糾正思想偏差，引領發展動態，改革公務員教育與學校課堂教育的內容
1、 思想調查出現新情況
過去，政府歷來重視思想動態調查。由於調查主要作為政府對相對人進行思想教育與思想引導的依據，每次的調查報告均有「為富不仁」、「浪費」、「違法亂紀」、「擺闊」的內容，與教材所講的「私人老闆資產階級意識比較濃厚」完全一個樣。
本次思想座談發現新情況：即思想問題的根子不在市場經濟主體身上，而在公務員身上。或者說，部分企業老闆的思想狀況不好無關大局，公務員的思想狀況一個不好，就會出現大問題，抓民眾思想建設不如抓公務員思想建設。本次調查統計的具體數據如下：
（1）私企老闆的思想認識與人生觀體現了對國家法制框架的認同，他們碰到困難一般都會自覺在法律法治的框架內尋求好的解決辦法，但同時有60％左右的人碰到或者聽說過公務員管卡拿要，主動提出不合理要求的。可以說，私營企業出於對財富的愛惜，對黨和國家提出依法治國有很積極回應，在參與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中，自身法律素養也不斷提高，但公務員尤其是執法人員誘導違法的現象並不少見。
（2）私企老闆正面評價我國法制環境，認為好的法制在執行中出了偏差。在收回的44份問卷中，對國家法制環境改善持正面評價的佔90%，持中性評價的佔5%，只有5%的會員認為市場經濟發展的法制環境總體上有所倒退。
（3）社會財富管理人理念成為會員企業家的主流理念；在常德的座談會上，一位會員認為：民營企業家的責任就是為社會創造財富，「我們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我的財富來源於社會，現在看來是我的，過一下也許就轉到其他人手裡，子孫不努力，不一定繼承得到」。這種社會財富管理人的理念，得到了大多數民營企業家的認同。
（4）熱心公益，關注國家大勢；在我們的調查中，認為政治文明建設在經濟發展沒有作用以及對中共中央五號文件及國務院兩個36條不感興趣的，均為零，而認為作用很大並且參加學習的佔到了80%，這既說明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是深得民心的，也說明會員的政治素質是優良的。
（5）飲水思源，扶危濟困，關愛貧民生活；私營企業家成為扶貧、慈善事業的主力軍有目共睹，而新聞媒體的報道卻還以負面事件為多，為社會和諧埋下隱患。
本次思想座談在湖南市場經濟的抽樣比例為：百萬以上規模的企業的41%（152家隨機抽取64家），百萬以下規模的企業的10%（329家隨機抽取32家），有一定的代表性。
2、 只有採用新辦法，加強公務員的思想轉型教育，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市場經濟的思想環境問題
根據上述情況，我們建議在公務員之中，應當加強思想教育，讓他們認同富人，尊重富人的勞動成果，承認富人對國家經濟建設與政治法律建設的貢獻，樹立企業是自己的衣食父母的思想，樹立忠於職守，服務企業的思想。
此外，要適時進行思想轉型教育。過去仇富教育的資料很多，許多材料還在繼續使用，改造富人而不是服務富人（富人與窮人都是公務員的服務對象）的觀念，與富人保持距離甚至勢不兩立的做法一直受到肯定。這從長遠來說，都是不利於小康社會建設與國家經濟發展的。可以說，許多思想沖突與索賄現象，均與我們長期的「殺富教育、妖魔化富人階層」的教育與宣傳有關。
對下一代尤其是在校大學生的教育也要重視，因為他們馬上就會成為公務員，或者成為與富人打交道的人。如果我們在教育與意識形態上都不承認富人，我們又怎麼能夠激發下一代的創業熱情，為下一輪經濟騰飛醞釀良好的經濟環境呢？
二、 彌補法律空缺，完善現行立法，降低經濟運作的法製成本
（一） 兩項重要法律空缺，導致經濟預期不穩，運作成本高昂，民企知難而退
本次調查發現，80%以上的民營企業反映市場經濟進一步做大做強「太難了」，經濟運作前景太不明朗了。大家一方面不敢追加投資，一心一意求發展；另一方面，疲於應付來自各政府部門的各項檢查，確保不得罪人。究其原因，是國家缺了兩項重要立法：
1、 永久地權立法缺失考驗民企投資決心與政府發展智慧
永久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永久的地權之上的。土地權，無論是所有權還是使用權，作為人們安身立命的基礎，各行各業發展的基石，都必須是永久的，才能激發起民眾的投資熱情。因此，在中國大陸，能不能確立永久地權，正在考驗著民企的投資決心與政府的發展智慧。正本清源，當時我們主張土地公有是因為土地公有制可能讓土地的流轉比私有制更有效率，更節省資金。但實踐證明，確立公有制並不能改變民眾依賴土地生存的狀態，國家徵用土地無論是私有土地還是公有土地，都必須提供足額補償，公有制節省國家徵用土地的資金的可能性不僅不存在，而且出現了反方向的副作用，主要表現在：
（1）土地公有制度將土地資源排除在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之外，使得中國的市場成為不完全的市場；
（2）土地公有制度將所有與土地轉讓有關的商業活動都集中到國家有關部門審批，增加了國家機關的工作量，浪費了大量的寶貴的行政資源；
（3）在不變動所有制的前提下，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轉讓能夠部分彌補土地公有制的缺陷，但土地使用權不是永久物權的設計，使得正常商業流轉憑空多添一個事項：「約定以及不斷檢查土地的使用年限是否到期，何時到期，如何退出」，政府、企業、村鎮、自然人耗費了大量的資源作這些無用功，實在可惜；
（4）目前設置土地使用期限的做法，有三種可能，一是到期收回土地與土地附屬物，只給附屬物以補償；二是到期收回土地，但附屬物所有權人有權依照市場價格競買土地使用權；三是允許附屬物所有權人無償或者低價辦理土地使用手續，繼續使用土地。前兩種可能都是國家對民眾的剝奪，是又一次公社化，後一種可能只是民間的一種願望，這種願望一直處在不確定狀態之中，就會大大影響社會交易的穩定性與安全性。總之，期限不管有多長，總會到期。到期以後怎麼辦？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學問題，經濟預期是否穩定的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社會穩定問題。會不會一夜之間一無所有？人們的擔心不是多餘的，非永久的土地物權設置破壞了人們對未來經濟的穩定預期，使得社會經濟主體的長遠經濟發展策劃面臨期限瓶頸，讓我們的經濟發展前景天生劣後於土地私有制國家；尤其是死亡期限來臨前的幾年，有可能出現又一次類似於1958年「人民公社化」的社會危機；調查中發現的民企觀望，有很多人都是因為擔心國家在土地使用權問題上又來一次「人民公社化」。
我們建議可以考慮以下三種解決方案：
（1）最佳方案：落實憲法保護私有產權的規定，讓私有產權的范圍擴大到土地所有權，以後，住宅建設等與土地有關的轉讓，國家應當直接轉讓土地所有權，而不是轉讓土地使用權，這可以極大地活躍我國土地市場，節約行政資源，增加財政收入。
（2）次佳方案：在物權法中規定土地永久使用權。實際操作中以後的土地建設，國家土地管理部門都轉讓土地永久使用權給使用人；這個方案不是國際社會通行做法，很難被外國人理解，故不可能象第一種方案那樣吸引外資，降低國際交易成本。但逐步減少了土地管理部門的工作量，節約了行政資源。
（3）最低方案：國家土地管理部門頒布一個新的土地管理條例，規定土地使用期限已經到期的建築物或者資產權利所有權人，可以在到期前5年申請辦理連續使用手續，重新約定使用年限，該手續不收費，或者定額收費（20～50元）。這個方案既不能被國際社會理解，也絲毫沒有節省行政資源，但至少掃除了又來一次「人民公社化」的擔憂，穩定了社會，刺激了長期投資與規劃。我國土地使用權農業、林業用地最短是30年，住宅70年，都引起了民眾的普遍擔心。
2、 行政檢查（程序）法缺失降低企業生產效率，敗壞社會道德，滋生腐敗
目前，我國制定了行政許可法，從源頭（企業設立、市場准入）上堵住了政府濫用審批權擾亂市場秩序的可能，這是一個重大進步。但在整個生產流程中，對政府各部門如何依照確定的行政檢查進行行政檢查還是一個空白。也就是說，政府在檢查時還缺乏一個行政檢查程序法。
眾所周知，公民的合法生產秩序政府不得無故干擾，因為此舉會滋生腐敗，也會降低企業生產效率。就是對有犯罪嫌疑人進行刑事搜查，也不得僅憑公安工作證就可進行檢查，而必須有公安局長簽發的搜查令，這表明政府幹預企業和私人生活領域，受到了嚴格的程序制約。但另一方面，沒有犯罪嫌疑的企業日常經營，政府稅務、安檢、質量監督、城管等部門卻擁有無限的檢查權力，公務員只要出示工作證就可以隨心所欲地下廠檢查工作。這顯然是法律缺失造成的混亂。當前的混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政府檢查部門多，且獨立行事，這家查了那家查，導致企業很大一部分時間在陪檢查。據反映，企業最多要與七個以上的政府檢查部門打交道，每個部門就是每年檢查4次，每次三天，如果錯開檢查，企業也得賠上84天，佔全年工作時間（250天）的33.6%。
2、由於缺乏程序監控，假檢查真了難（敲詐錢財）司空見慣。實際工作中，企業受干擾的程度遠遠大於這個比例，因為有很多防不勝防的假檢查。所謂假檢查，就是公務員為了個人目的假借政府部門名義進行的檢查。許多企業家經過多年經驗總結，認為絕大部分行政執法人員上門都是找著茬兒罰款，為了節省時間耗費，往往在他們一上門時就支付了難費，或者熱情款待以消災減禍。公務員明了這一點，對不給面子的企業總是每茬（查）必罰。許多上門的公務員為了表示成績，節省時間，甚至公開說明檢查的目的就是「有錯沒錯都要交點面子款，了難費」，否則，沒有錯誤會一直查到發現錯誤為止，使得民營企業疲於應付。
濫用行政檢查權已經成為社會一大公害，也有許多地方治理經驗可資借鑒：許多地方政府成立行政長官負責下的「市場環境優化辦公室」，直接處理來自檢查違法的投訴。湖南省長沙市政府更是以大動作先行一步，它們將擁有行政檢查權的所有政府部門歸總到「優化辦」門下，各部門的檢查計劃要到優化辦公室備案報批，實行統一、綜合的檢查，以節省企業應付各種檢查的時間。
我們認為，要從根本上治理濫用行政檢查權這一社會公害，必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使之法制化，透明化，可訴化。行政權是一種國家權力，必須從國務院開始立法，方能從根上收到效益。建議國務院吸納地方經驗，成立高於各行政部門的執法檢查監督審批機構，直接隸屬於國務院總理，名稱可以是「市場經濟環境優化與效能辦公室」，也可以是「公平交易促進與行政執法檢查監督署」，行使發達國家「公平交易局」的職能，反市場壟斷，反行政壟斷，反行政檢查權濫用，歸口審批工商、稅務、城管、消防、質檢、安全、衛生檢疫等部門的檢查計劃與個案，這些部門的工作人員下廠檢查，必須先行備案，領取行政檢查許可證才能進行。同時有接受公民投訴，指令部門檢查的職權。公民因為違法檢查遭受損失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國家賠償。
（二） 金融、稅收與政府收費制度亟待完善
金融、稅收與政府收費都屬於宏觀經濟法律制度的范疇，或者說，都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閥門，對微觀經運行的好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國在使用上述法律手段時，理論上存在著兩大缺陷：
1、 宏觀經濟調控「偽國家利益論」一統天下。
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給我們的東西就是「維國家利益論」。它的內容是：「國家利益至上，個人利益、企業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由於這個說法割裂了「個人、企業、國家」三者之間的聯系，使國家利益虛偽化，國家利益至上的非平等安排最終使得國家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因此，又被稱作「偽國家利益論」。宏觀經濟法律制度只有充分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需要，為微觀經濟主體提供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以及應急的救助與服務，才能實現經濟資源配置最佳化，並避免不必要的企業破產與社會不穩定。我國受計劃經濟思維模式的影響，將宏觀經濟工具當成國家的專用工具，使用這些工具的目的不是為微觀經濟主體的自由、有效、充分的發展服務，而是根據既定計劃，干擾其有效發展，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完全背離，既損害了企業利益，也降低了社會資源配置的整體效益，還造成了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不公平，可以說是宏觀經濟調控「偽國家利益論」一統天下。
2、 「輕視、棄用金融手段，只重視稅收與政府收費」使社會失信、失業、整體貧困與政府欠賬問題久拖不決，政府進退兩難
計劃經濟發展經濟只依靠一種手段：稅費手段。對於金融手段，計劃體制根本不了解，也不打算用。在這個背景之下，計劃體制的設計者們讓所謂的經濟學家大肆宣揚金融手段的罪惡，並最終關閉了全部金融市場。進入市場經濟體制以後，雖然大政方略是市場經濟的，但國內懂得金融手段功能的人才很缺，教育體系與研究體系依然進行著計劃經濟時代的教育，以研習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所謂「市場經濟人才」，還是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經濟人才」。他們同以前的經濟學家一樣，一如既往地宣揚著金融手段的罪惡，不懂、排斥、輕視、棄用金融手段發展國內經濟，只重視稅收與政府收費，使社會失信、失業、整體貧困與政府欠賬問題久拖不決，政府進退兩難。
以政府欠賬問題為例。在人員、資源富裕的情形下，政府無論是為拉動經濟搞建設，還是為改善辦公條件和公務員住宿條件搞建設，不僅使無可非議的，也是不得不為的。因此，中國的地方政府沒有不欠賬的，欠帳問題本來是一個金融問題，用金融手段就能輕松解決，不留任何危害。但由於中央政府的「經濟顧問」、「經濟學家」們都是「政治經濟學」出身，或者是「政治經濟學」嫁接「供需平衡經濟學」出身，沒有根本了解金融手段的妙處，不僅棄用金融手段，而且禁止地方政府使用「金融手段」，只允許他們使用計劃經濟體制慣用的「稅費手段」。這樣，一個小得不能再小，只要運用金融手段就能輕松解決的金融問題就轉化成了重大社會問題，而且是永遠不可能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這個問題的鏈條如下：

上述金融手段鏈條表明：搞政府建設或者政府主導經濟不是壞事，只要允許地方票據在市場上流通，允許銀行為地方政府票據貼現，政府建設就等於社會誠信且繁榮。
上述稅費手段鏈條表明：如果不允許地方票據在市場上流通，不允許銀行為地方政府票據貼現，只允許地方政府使用稅費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搞政府建設或者政府主導經濟不僅是壞事，而且是永遠解決不了的拖累個人、企業與社會的大壞事。
根據我們的調查，禁止地方政府發行票據，禁止銀行給地方政府政府與企業本票貼現，是地方政府失信、增加稅費，擾亂市場經濟運行的根源。企業失信絕大部分來源於政府失信，或者與政府失信有關聯。政府拖欠大量的工程款，政府欠老闆的，老闆欠工人的司空見慣。為了解決拖欠問題，政府各部門常常致力於創收工程，上街攬財。上街斂財必然導致稅收收入下降，越攬財越窮酸。最後，出現費用與稅收的比例完全倒置，失信事件更多，政府進退兩難的困境。以湖南省為例，2003年全省非稅收入是250億元，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1.08倍和地方各項稅收收入164億元的1.52倍，省內大部分地市級政府的非稅收入都超過了稅收收入，非稅收入與稅收收入倒置表明政府陷於兩難境地。而這個困境的根源是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政府使用金融手段，自己棄用金融手段，割裂了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
（三） 解決信用問題只能用信用手段，政府失信源於棄用票據手段，運用稅費等行政手段只會勞而無功
雖然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借賬，但只有在中國，才會碰到賴賬的政府，到期不能還賬的政府。現在的情況，幾乎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欠賬，到期不能還賬。地方政府失信嚴重影響了政府在社會的權威，影響了中央政府的形象，同時也拖累中央政府。顯然，為解決失信問題增加稅費或者控制稅費，只會導致稅費倒置現象更加嚴重。同樣，為了解決失信問題嚴禁政府發展經濟，只是把政府的責任推給社會，會導致國家更加落後，失業、貧困、經濟領域的社會失信更加嚴重，政府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左右兩難的困境讓我們意識到了失信的根源：政府失信問題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第一大難題，而根源不是大家沒有誠信觀念，而是我們的金融立法沒有給大家運用信用手段解決信用問題提供方便。
解決政府失信、社會失信、企業失信、個人失信等信用問題不能依靠增加稅費，只能依靠完善金融立法，運用信用手段解決信用問題。
（四） 立法承認地方票據、企業本票，讓人民幣成為有源之水
票據是貨幣之源，承認地方票據、企業本票是增強貨幣競爭力的根本途徑，也是市場經濟的慣例。承認票據並不會危及物價穩定，不承認票據而機械地運用計劃經濟管制物價的辦法管制貨幣價格反而會傷害經濟發展、傷害物價穩定、傷害充分就業，已經成為經濟學的共識。我國票據法、商業銀行法、中央銀行法為了物價穩定這個計劃經濟指標，違背市場經濟慣例與運作經驗，拒絕為地方票據、企業本票貼現，不支持其在市場流通，是計劃體制的產物。它不僅使得人民幣成為無源之水，中央銀行手中沒有地方票據與企業本票資產作支撐，也使得我國的中央銀行資產主要立足於外國貨幣（票據）、金銀之上，與國內經濟實體價值表現脫節，在國際貨幣競爭中被動挨打。
據統計，發達國家的銀行票據資產的總量在貨幣、金銀、外匯資產的總量的6倍以上，全世界86%以上的經濟運作依靠票據進行，依靠貨幣的部分不到14%。人民幣兌美元的價格也已經放開，我們既然可以承認外國票據，為外國人服務，再承認本國票據、為本國人服務服務又有何妨？又有何擔心？因此，就算是為國家民族計，在早已承認外國貨幣的大背景下，立法承認本國地方票據、企業本票，讓人民幣成為有源之水，增強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力、本國地方政府的競爭力、本國企業的競爭力也已經刻不容緩。
（五） 放開利率管制，增強商業銀行競爭力，防止金融腐敗，防止白錢變黑
我國一直實行利率管制制度，在今年匯率放開的情形下，利率繼續管制更是說不過去。在利率管制制度下，商業銀行成為依靠壟斷利潤生存的寄生蟲，成為沒有競爭力與創新能力的腐朽機構。增強商業銀行的競爭力與創新力，首先在於放開利率管制。
利率管制的初衷是給企業生產提供低息貸款，降低企業生產成本，促進經濟發展。調查結果表明，利率管制制度違背了這個初衷，造成了如下不良社會現象：
1、 存款利率過低，民眾手中的白錢被洗黑了
商業銀行的壟斷利潤來源於普通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應得的利息收入，調查中發現，存款利率過低，迫使大量民眾寧願賭博、買彩票、借黑錢，也不願存到銀行接受小利。也就是說，中國的存款利率管制，使民眾手中的白錢流入黑市，白錢被洗黑了。
2、 減少儲蓄率，增加關系貸款，促長地下錢庄
過低的利率在減少人民幣存款存量的同時，也給人民幣貸款的發放增加了難度。由於存款、貸款利率與實際利率存在著巨大的利差，大量貸款落入關系人之手，銀行職員與關系人共同賺取利差，產生金融腐敗；同時也使得地下錢庄的生意異常興隆，地下錢庄搶了地上銀行的生意，道理只有一點：地上銀行對民眾的盤剝比地下錢庄更黑。
3、 銀行不務正業，挾款自重，利用壟斷地位侵凌中介行業利潤
資信評估本來是中介行業的業務，由於利率管制，銀行之間不存在利率競爭，商業銀行之間的服務價格（利率）競爭權被利率管制制度剝奪以後，商業銀行挾款自重，利用行業壟斷侵凌其他行業經營利潤成為必然之選。造成商業銀行不務正業，搶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的怪象層出不窮。據調查，銀行的大量精力由貸款業務轉向其他非貸款業務，非貸款收入比重增加。商業銀行通過對貸款人進行資信評估，指令資信評估，指令擔保，指令封閉貸款的方式從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事務所賺取評估費，分成比例更是達到了令人吃驚50%，使得資信評估制度流於形式。
4、 惡化金融環境，導致國內資源大量外流，造成資源黑洞
利率管制導致中國金融環境惡化，迫使中國資本外流、貨物外流、人力外流、技術外流，形成巨大的資源黑洞。2004年中國的外貿依存率已經超過了70%。而在發達國家，這個比例一般都在10%左右，中國的70％可謂絕無僅有。中國使用本國資源為本國提供的服務之不到30%，說明了中國資源黑洞問題的嚴重性。
（六） 調整稅制，優化結構，精簡稅務人員，確保稅收立法、執法公平
流轉稅是一種在任何時點都可以徵收的稅，流轉稅既使得征稅權力趨向於無限，無法監控，也使得征稅環節無限增多，稅務人員空前增加，稅制效率大大降低。但是，流轉稅最大的惡果在於它對企業日常生產秩序的沖擊。
本次調查中有許多老闆反映他們為什麼不追加投資，是因為怕樹大招風，引來稅務人員隨時隨地的拜訪。流轉稅使得稅務人員擁有很大的自由檢查權和自由裁量權，同時也讓企業感受到多重征稅或者不間斷檢查的壓力。俗話說：「稅納得起但查不起」。如果天天陪稅務查帳，任何一個經營好的企業，也會垮掉。由於民營企業在規模較小的時候，本小利薄，稅務人員很少過來檢查，企業財務環境較寬松。只要做到一定規模，稅務還有其他政府主管部門，都會慕名上訪。「入門必查，沒查必罰，沒有問題要一直查到有問題」的做法，讓企業明顯感到賠不起檢查，不該「樹大招風」。
計劃體制的稅都是流轉稅，目前中國的還有一半來自流轉稅。由於流轉稅無法監控，許多地方政府都在流轉稅方面根據不同的所有制實行差別征稅，對外商投資企業在稅收立法與徵收環節有優惠，對國有企業有特殊保護，對民營企業除了口頭說推動外，很少有實際行動減免稅收的，這就造成了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不公平。
眾所周知，所得稅與財產稅跨越了動態與靜態兩個領域，完全覆蓋了社會生活各個環節，生產要素流動時繳納所得稅，靜止時繳納財產稅，除此以外，再設流轉稅完全是重復征稅，只能增加總成本，無法增加總收入。因此，在我們已經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財產稅的背景下，廢除流轉稅只會使國家稅收收入大量增加。

希望這些對你有幫助!

2. 一份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社會調查報告怎麼寫

一、概念與特點
調查報告是對某項工作、某個事件、某個問題，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後，將調查中收集到的材料加以系統整理，分析研究，以書面形式向組織和領導匯報調查情況的一種文書。

調查報告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寫實性。調查報告是在佔有大量現實和歷史資料的基礎上，用敘述性的語言實事求是地反映某一客觀事物。充分了解實情和全面掌握真實可靠的素材是寫好調查報告的基礎。
（二）針對性。調查報告一般有比較明確的意向，相關的調查取證都是針對和圍繞某一綜合性或是專題性問題展開的。所以，調查報告反映的問題集中而有深度。
（三）邏輯性。調查報告離不開確鑿的事實，但又不是材料的機械堆砌，而是對核實無誤的數據和事實進行嚴密的邏輯論證，探明事物發展變化的原因，預測事物發展變化的趨勢，提示本質性和規律性的東西，得出科學的結論。

二、分類
調查報告的種類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情況調查報告。是比較系統地反映本地區、本單位基本情況的一種調查報告。這種調查報告平方根是為了弄清情況，供決策者使用。
（二）典型經驗調查報告。是通過分析典型事例，總結工作中出現的新經驗，從而指導和推動某方面工作的一種調查報告。
（三）問題調查報告。是針對某一方面的問題，進行專項調查，澄清事實真相，判明問題的原因和性質，確定造成的危害，並提出解決問題的途徑和建議，為問題的最後處理提供依據，也為其他有關方面提供參考和借鑒的一種調查報告。

三、寫法
調查報告一般由標題和正文兩部分組成。
（一）標題。標題可以有兩種寫法。一種是規范化的標題格式，即「發文主題」加「文種」，基本格式為「××關於××××的調查報告」、「關於××××的調查報告」、「××××調查」等。另一種是自由式標題，包括陳述式、提問式和正副題結合使用三種。陳述式如《東北師范大學碩士畢業生就業情況調查》，提問式如《為什麼大學畢業生擇業傾向沿海和京津地區》，正副標題結合式，正題陳述調查報告的主要結論或提出中心問題，副題標明調查的對象、范圍、問題，這實際上類似於「發文主題」加「文種」的規范格式，如《高校發展重在學科建設――××××大學學科建設實踐思考》等。作為公文，最好用規范化的標題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題結合式標題。

（二）正文。正文一般分前言、主體、結尾三部分。
1．前言。有幾種寫法：第一種是寫明調查的起因或目的、時間和地點、對象或范圍、經過與方法，以及人員組成等調查本身的情況，從中引出中心問題或基本結論來；第二種是寫明調查對象的歷史背景、大致發展經過、現實狀況、主要成績、突出問題等基本情況，進而提出中心問題或主要觀點來；第三種是開門見山，直接概括出調查的結果，如肯定做法、指出問題、提示影響、說明中心內容等。前言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要精練概括，直切主題。
2．主體。這是調查報告最主要的部分，這部分詳述調查研究的基本情況、做法、經驗，以及分析調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種具體認識、觀點和基本結論。
3．結尾。結尾的寫法也比較多，可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對策或下一步改進工作的建議；或總結全文的主要觀點，進一步深化主題；或提出問題，引發人們的進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發出鼓舞和號召。

3. 誰幫我寫一篇《政治經濟學(專題)》讀書報告3000---5000字

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順序：資本、土地所有制、僱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它三項的相互聯系是一目瞭然的。第一冊論述資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組成：（1）商品，（2）貨幣或簡單流通，（3）資本一般。前兩章構成本分冊的內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專題論文，它們是在相隔很久的幾個時期內寫成的，目的不是為了付印，而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至於能否按照上述計劃對它們進行系統整理，就要看環境如何了。

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不過在這里倒不妨談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

我學的專業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學和歷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後，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進」願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當時，在《萊茵報》上可以聽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著微弱哲學色彩的回聲。我曾表示反對這種膚淺言論，但是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一次爭論中坦率承認，我以往的研究還不容許我對法蘭西思潮的內容本身妄加評判。我倒非常樂意利用《萊茵報》發行人以為把報紙的態度放溫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經落在該報頭上的死刑判決撤銷的幻想，以便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

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後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裡繼續進行研究。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里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後，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當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在我們當時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眾表達我們見解的各種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與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寫的關於《僱傭勞動》一書，匯集了我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講演，這本書的印刷由於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離開比利時而中斷。

1848年和1849年《新萊茵報》的出版以及隨後發生的一些事變，打斷了我的經濟學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倫敦才能重新進行這一工作。不列顛博物館中堆積著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於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最後，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看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批判地仔細鑽研新的材料。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屬於本題之外的學科，在這方面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但是使我所能夠支配的時間特別受到限制的，是謀生的迫切需要。八年來，我一直為第一流英文的美國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寫作真正的報紙通訊在我只是例外），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時時間斷。然而，由於評論英國和大陸突出經濟事件的論文在我的投稿中占著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經濟科學本身范圍以外的實際的細節。

我以上簡短地敘述了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的經過，這只是要證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它多麼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

「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
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

4. 運用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相關知識，結合實際撰寫一份調查報告或工作報告（急急急）

以經濟分析方法著稱的當代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認為，「經濟學的發展已經進入第三階段。在第一階段，人們認為經濟學僅限於研究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結構；到了第二階段，經濟理論的范圍擴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現象，即研究貨幣交換關系；今天，經濟研究的領域已囊括人類的全部行為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定」。公共選擇理論分析從經濟市場向政治市場的延伸正是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新擴展，而這一擴展所依託的理論基礎及採用的分析框架在經濟學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貝克爾所強調的那樣，「經濟學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社會科學而成為一門學科，關鍵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本文通過對公共選擇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進一步說明公共選擇理論由經濟市場向政治市場跨越的邏輯推理過程。 一、公共選擇理論與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 公共選擇理論（publicchoicetheory）是介於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新的交叉學科。它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尤其是理性人假設）、原理和方法作為分析工具，來研究政治市場上的主體（選民、利益集團、政黨官員和政治家）行為和政治市場的運行。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丹斯·繆勒給公共選擇理論下的定義常常被西方學者引用：「公共選擇理論被定義為非市場決策的經濟研究，或者可以簡單地定義為把經濟應用於政治科學。公共選擇的方法仍然是經濟學的方法。」但其與主流經濟學在分析框架的差異主要表現在： 第一，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經濟市場上的供求行為及其相應的經濟決策，而把政治決策視作經濟決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在經濟市場上，個人受利己動機支配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場上，個人的動機和目標是利他主義的，超越了個人利益。公共選擇理論試圖把人的行為重新納入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用經濟學的方法和基本假設來統一分析人的行為的兩方面，從而拆除傳統的西方經濟學在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豎起的隔牆，創立使二者融為一體的新政治經濟學體系。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由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另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商（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需求者）和政黨官員、政治家（供給者）。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效用的私人物品；但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上活動的是同一個人，沒有理由認為同一個人會根據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為動機進行活動；主流經濟學分析方法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這種政治經濟截然對立的「善惡二元論」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主流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都是以微觀的個體為起點，按照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進行政治經濟分析的，但二者在理論上卻存在著分歧。公共選擇理論強調他們的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不同於主流經濟學的個人主義。布坎南和塔洛克在《一致同意的計算：憲法民主的邏輯基礎》中寫道：「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不應當和作為組織社會活動規范的個人主義相混淆。前一種個人主義表示試圖把政治組織的所有問題簡化為個人面臨各種選擇以及他在這些選擇中所做的選擇。而指導他選擇的目標或標准在這種分析中不佔任何位置。相反，作為一種組織規范的個人主義包含明確認可一定的價值標准。」主流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目標是客觀的，公共選擇理論的成本效益以及選擇都具有主觀性質。公共選擇學派強調，任何外部觀察者都不能確定社會的福利情況，只有個人才知道他們自己的效用，因此，必須給個人充分的選擇自由。而主流經濟學則認為，資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可以由客觀標准確定或可以從物質上進行計算，函數的最大值也是客觀確定的。 第三，自1932年羅賓斯發表《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以後，經濟學是研究在各種可供選擇的或有競爭性目標中怎樣配置稀缺資源的科學，這成了經濟學教科書中的標準定義。根據這個定義，人們的選擇行為和選擇結果似乎與制度結構和憲法秩序無關。分析框架以資源稀缺性為基本前提。公共選擇理論試圖重新構造經濟學的理論大廈，他們對主流經濟學的挑戰就是從經濟學的定義開始的，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選擇的科學或資源配置理論，而是一門交易的科學，把市場交易作為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分析的重要工具，分析框架以市場交易為基本條件，並在此基礎上得以展開。 二、公共選擇理論方法論形成的理論基礎 公共選擇理論是以公共財政理論為理論之源的，因為財政理論是關於政府稅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論，涉及到公共產品的供給與消費。政府稅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體的活動，在政府的收支過程中，消費者面對的是國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經濟市場上，他面對的是企業。這些特點把財政學與經濟學中的其他分支區別開來。經濟學理論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決策人（如消費者、生產者）的活動，財政學則把公共經濟引入解釋私人經濟活動的分析體系。為此必須研究稅收和支出選擇的政治決策機制，而政治決策則是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的主題。 19世紀末，瑞典經濟學家維克塞爾提出了政治自願交易學說和一致性原則。他認為，沒有個人利益就沒有任何利益。人們正是基於自身利益，通過自願的交易來形成所需要的政治過程的結構。在市場上，個人用一種物品交易另一種物品；在政治上，個人交易他們同意的公共需要的成本份額。由於政治行為人是在一定的規則內做出選擇的，所以規則是極其重要的。如果判斷規則是否重要，就需要確立某種標准來進行檢驗。用全體一致的原則來檢驗政府活動的效率是最好的檢驗原則。在維克塞爾之後，另一位瑞典經濟學家林達爾提出了公共產品理論。林達爾在1919年發表的《公平的賦稅》一文中，根據維克塞爾的自願交易學說，認為公共產品的生產同私人產品的生產一樣，都是社會成員各自交易的獲益的行動。人們通過公共產品的消費獲得滿足，人們繳納的稅款則是為公共產品的生產支付的成本價格。政府在一定時期提供的公共產品的數量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不同利益的社會成員進行相互交易的均衡點來決定的，並由此確立了公共產品市場與政治市場相均衡的理論基礎。 19世紀在歐洲大陸流行的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學說，尤其是社會契約理論也構成公共選擇理論的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社會契約理論家們認為，人類曾經生活在一種沒有法律和政府的自然狀態中，並且由於這種自然狀態缺少一個公正的、強有力的裁判者而相互為敵。於是人們便通過相互訂立契約，把部分自然權力讓給社會，從而產生了國家和政府。政府的權力不是無邊無際的，它受憲法的制約；統治者也必須遵守社會契約，否則選民有權推翻他。這種自然法思想和有限政府學說構成公共選擇理論中的國家學說的基礎。 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致力於分析市場的缺陷，強調政府幹預的合理性，把糾正市場失靈的希望寄託於政府，把政府看成是一部超級機器，是集體利益的體現。公共選擇理論並不認為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而是只有通過政治程序或在「一致同意」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公共利益目標。塔洛克發現，資本主義企業和行政部門的區別在於個人在其中的表現不一樣，而在規定他們追求個人目標時自治程度的行為准則和制度約束在私人企業中要比在政府部門中嚴格得多。由此產生了一個反常結果：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私人企業中的個人活動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機構中，人們卻有可能恣意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管這些個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這不但為「政府失靈」提供了微觀分析基礎，而且成為公共選擇理論的重要特徵。 福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都認為，市場機制並不象古典經濟學所說的那樣，是一架運轉良好、能夠自動調節的機器，市場的解決辦法並不總是最優的。政府（或集體）干預應該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陷，這些缺陷是傳統的完全競爭模型的假設和實際情況之間的差異造成的。如壟斷、外部性、公共產品、信息不完全以及規模經濟的存在和出現，完全競爭模型並沒有把這些情況納入它的分析框架。因此，他們提出國家應當更多地擔負起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陷、使社會資源得到最優配置的責任。但公共選擇理論從「經濟人」的自利性，推出了由這些人組成的政府必然是失靈的結論。這對凱恩斯政府幹預理論是一次重大的修正，並使經濟學分析由經濟市場向政治市場延伸，公共選擇的政治程序化有了邏輯基礎。 公共選擇理論在由經濟市場向政治市場的延伸中，只強調了「經濟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對「經濟人」在政治市場上的政治利益及政治集團利益並未做出解釋。將個體置於政治市場中，應當存在一個「政治人」或「社會人」。這往往需要藉助於政治經濟分析方法對政治人的政治利益進行描述，否則「投票」中的政治民主就失去了邏輯基礎，也不能很好地說明利益集團政治訴求的動因。 三、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評價 主流經濟學的所謂制度心理個體主義，是包括以下幾個命題的分析方法：一是只有個體才能有目標和利益，因此，任何制度分析除了個體之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科學的解釋基礎；二是社會整體是個體行動的結果，所以社會整體必須歸結到個體行為上才能形成一致性的理論；三是個體行為的動力是由個體主觀效用最大化構成的，個體行為的性質是由認知結構決定的，因此，對制度等整體范疇的認識必須從個體心理出發。公共選擇理論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體現在它們對社會秩序和個人行為的看法以及對政府和政治的見解上。在公共選擇理論家看來，個人只是社會秩序的基本組成單位，而政府只是個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復合體，個人通過制度復合體做出集體決策，來實現他們相互期望的集體目標，同時也通過制度復合體開展與私人活動相對立的集體活動。公共選擇理論把個人作為分析的基本單位，把社會存在看作是個人之間的相互作用，認為應當根據個人來解釋社會和政治，而不是根據社會來解釋個人。布坎南曾經把他的公共選擇理論看作是「政治過程的個人主義理論」。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對政治程序的解釋，只是一種邏輯推理，與主流經濟學一樣，在分析框架方面面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 一般認為，方法論個人主義是門格爾提出的。1883年，門格爾出版了《關於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方法的調查研究》，提出了關於人類行為的假設。他認為，經濟理論的最簡單因素是個人的評價，以此為出發點，可以形成實際生活中可觀察到的更為復雜的經濟關系。把方法個體主義加以系統闡述，並把它作為基本原理來加以推崇的人是與門格爾屬於同一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米塞斯指出，構成方法論個人主義原理的內容有三項：第一，任何行為都是由一些個人做出來的。一個集體有所作為，總是經由一個人或多個人做些有關集體的行動而表現出來的；一個行為的性質，決定於行為的個人和受該行為影響的各個個人對於這個行為所賦予的意義。第二，人是社會動物，但社會過程是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個人行為的不斷變動就是社會過程的進展。第三，集體是無法被具體化的。由於個人的行為才賦予集體以具體的意義，米塞斯給「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下的定義是，一切行為都是人的行為；在個體成員的行為被排除在外後，就不會有社會團體的存在和現實性。這個定義不但把個人和個人有目的性作為理論分析的出發點， 主張對社會現象的分析應當是從個人到社會，而不是相反，而且承認社會機構和社會團體也具有某種意識或目的。盧瑟福認為，只有個體才有目的和權益，社會制度及其變遷只是個人行動的結果。在他看來，個體分析方法，對理解任何一種經濟制度或組織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這一方法對理解企業尤其是對理解市場制度或組織，更是不可替代的。因為市場行為以及企業中的契約行為，恰恰就是個人行為的一種直接結果。 筆者認為，整體雖然是由個體組成，但它決非是個體簡單相加的產物。個體本身並非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的綜合和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單純從個體出發來認識制度，一則無法清楚地把握個體本身的性質，而只能從抽象而又含糊的人類行為理論出發；二則無法判斷個體間各種直接和間接的相互作用的性質，而只能把個體的相互作用比擬成抽象的契約談判行動，從而無法把握各種個體間契約談判行動的外部影響，以便從個體相互作用中總結出社會作用方式的規律性。這些缺陷體現為：第一，無法把握人類行為中各種價值目標的形成過程，特別是意識形態的起源方式；第二，無法解釋歷史上許多集團行動產生的原因，以及一些非利他主義行為廣泛存在的現實；第三，無法真正解釋許多社會整體現象起源的過程，而只能給出某種邏輯性的理論假說。 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個體主義錯誤地理解「自由選擇」的內涵，從而將各種行為限制、行為強制以及行為能力排除在分析之外。這表現在：第一，最大化分析框架直接排除了個體選擇的過程機制。選擇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目標不確定以及目標效用結果不確定的存在。如果用完全信息下的最優化行為和不確定性條件下的貝葉斯選擇模型來代替人類行為，那麼實質上就排除了行為選擇的可能性，而將社會演變為個體決定論的世界。第二，人的意願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在考慮其實現意願的可能性以及實現能力等條件時，選擇必須以可實現的客觀能力為基礎。因此，在沒有給予任何主觀實現能力的條件下採取的某種違心的行動不是選擇，而是一種被強制行為。因此許多社會結果不能被視為是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應是相互作用的結果。如果強調人的相互作用，那麼它必須分析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主體意識指導下的行為作用方式；二是由該行為通過各種機制產生的間接作用。如果要洞悉各種間接作用的性質，則必須考慮社會結構以及個體所在集團的性質。而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它僅僅分析了效用最大化動機引導下的直接行為作用方式，而忽視了後者。 過分強調理性最大化行為方式，可能會將人類行為中非意識性、非目的性的行為排除在分析之外。因為最大化行為方式要求主體的效用偏好必須滿足一致性、傳遞性等條件。但事實上，許多偏好根本無法滿足上述三個條件。如許多非財富化價值目標根本不能同財富目標相協同，具有非連續性、跳躍性、間斷性的特點；強行將一些社會價值目標和人類各種行為基礎都納入理性最大化行為模式中，必定抹殺這些范疇的內涵，忽視它們在制度變遷、制度績效中的作用。 從包含了意識形態在內的個體行為模式來分析制度，容易導致反復，因為意識形態中的各種規范和價值准則本身就包含了制度的維度，本身也是社會相互作用過程中的產物。而從單純的抽象的個體出發，則又容易陷入「社會決定個人，個人決定社會」這類爭論之中。 一般認為，方法論的整體主義者在於他們強調以下三點：首先，社會的整體大於各個部分的總和；其次，社會整體顯著地影響和制約著它的各部分行使職能的行為；最後，個體行為將從宏觀的或社會的規則、旨意或力量而推斷出來，而這些都是獨特的適用於作為整體的社會系統的，從個體在整體中的地位（或職務）中推斷出來。 從整體出發來理解社會形態與制度結構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人不可能僅僅是一個生物形態下的自然人，他還是一個社會中的具體人。既使我們進行最抽象的個體分析，也需要就這個人的生存環境作一個或一些前提假設。這些假設本身就不能不具有社會的、文化的或道德的含義。如果我們假定一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人，那麼，這個假定比如在原始社會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因為在那個歷史條件下並不存在單純的可分的個人利益。在管理學中的霍桑實驗是說明這一問題的典型案例之一。梅奧在霍桑實驗的第四階段的結果表明：如果人是為了追求個人最大利益化的人，那麼工人將會按照計件工資尤其是累進的計件工資的要求，努力爭取完成大的生產定額。但這個適合於市場制度的假設，在企業組織內部卻並不成立。在班組中的工人寧可完成大部分工人所完成的生產定額，既不願意超額，尤其不願意過多地超額。為什麼同樣的人在同一市場中，所做的行為選擇會如此不同呢？因為一個人處於不同的制度結構中，他的行為選擇就會有所不同。制度決定個體行為，而不是個體行為決定製度。 繆勒認為，公共產品的特性構成了公共選擇存在的理由。從公共產品的個別特性中推論出整體的特性的方法，由於忽視了公共產品供給中的社會歷史意義，特別是尚未將社會歷史分析方法納入分析框架之內，公共選擇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如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公共產品的本質特徵決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其基本邏輯分析是：公共產品的基本特徵是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和外部性。非排他性決定了人們在消費這類產品時，往往都會有不付費的動機，而傾向於成為免費搭乘者。在一個經濟社會中，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免費搭車者」就不可避免。這樣，私人企業如果提供公共產品，就無法收回成本。同時，由於公共產品的個人消費「量」是不確定的，價格機制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競爭市場上一般無法提供這類產品，因而需要公共經濟部門介入。 對於公共產品的政府提供，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從不同的分析視角和運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給了出不同的理由：從社會學的觀點出發，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可能是構成政府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生產工具簡陋，文明程度太低，人們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只能依靠國家集中全國的資源和人力來進行，而且在人類歷史上這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所以，隨著歷史的延續和發展，組織和管理這一共同體活動，促成了政府的產生並構成政府活動的主要內容。魏特夫據此得出了「東方專制社會」主要起源於乾旱半乾旱地區的結論。馬克斯·韋伯在分析到這一問題時也指出：「在埃及、西亞和中國文化演進中灌溉是具有關鍵性的問題。治水問題解決了官僚階級的存在，依附階級強制性勞役以及從屬階級對帝王的官僚集團職能的依附」，闡明了官僚政治存在的基礎；馬克思談到政府這一職能時，對此做出了明確的論述：「節約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蘭德和義大利，曾使私人企業家結成自願的聯合，但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遼闊，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魏特夫、馬克斯·韋伯及馬克思都從公共工程的組織的角度闡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也明確地區分了東西方社會在進行公共產品提供時的不同制度安排。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於人類（集體）對公共產品的需求，才導致了政府的產生或形成了這一制度安排。所以，社會歷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經濟學分析框架之外，否則不能充分說明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 四、結論公共選擇理論與主流經濟學的突出的區別是：主流經濟學把利益沖突和利益集團放在了經濟學之外，留給了政治學；公共選擇理論由於研究視角向政治領域的延伸，對利益集團及其利益關系進行了探討，但並沒有把利益沖突及矛盾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納入分析框架之中，而是仍然堅持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在遇到個人需求偏好缺失與公共選擇的矛盾無法解決的情況下，便把經濟問題上升為通過「政治程序」解決。這既是公共選擇理論的貢獻，也是公共選擇面臨困境時的選擇。但問題到此並沒有結束，如何把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能置於一個合理的分析框架內，把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就需要引入新的分析方法。 研究社會經濟制度問題必須採取「利益———沖突———矛盾」的政治經濟學方法。因為：第一，公共選擇理論「理性———最大化———選擇」和「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在納入制度因素時，必然會產生許多該分析框架不可解決的理論沖突，也不可能真正地把握制度的本質和市場交易的根源。第二，政治經濟學的本質是一種「社會經濟學」，它為分析各種社會經濟制度提供了一個內在邏輯相一致的理論分析方法。而公共選擇理論首先構建了行為理論（包括奧爾森的集體行為理論），在行為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了理性選擇理論，在理性選擇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了交易理論，從而構建了公共選擇理論的大廈。具體表現為：一是在修正古典「經濟人」行為假設的基礎上，將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以及各種非財富最大化價值目標納入行為理論之中；二是將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模式進一步拓寬，運用於整個社會范疇，認為每個人都進行著選擇，即便是在一個政治市場上，也是每個人都在一定約束內「自由地」選擇。由於抽象地從人類個體出發，因此，公共選擇方法論只能將人類不同的個體視為無差別的、平等的原子體，從而只能將人類相互作用過程中的利益沖突歸結為機會主義式的沖突，而無法看到個體談判與個體談判相互的間接影響。因此，集團間的利益沖突就被排除在理論分析之外了。這決定了公共選擇經濟學無法將它的分析深入到社會生產系統中。公共選擇理論雖然對利益集團及利益關系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但並沒有揭示利益沖突的結果，也沒有認識到個體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宏觀結構的沖突決定的。因此，分析公共行為與公共利益必須採取「利益———沖突———矛盾」的政治經濟學方法。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經濟的分析，採用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益———沖突———矛盾」分析框架。正如克萊因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完全不同於凱恩斯和古典派的方法論。馬克思並未研究單獨的個人行為，而是直接研究各階級的行為，馬克思體系的宏觀單位不僅是生產者和消費者，而且也是工人和資本家。這兩個集團是相互排斥的，他們的利益的基本沖突成為經濟體系變化的推動力之一。 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方法論整體主義都堅持著一個片斷，堅持著觀察世界、觀察人類社會的一個視角，因此都是不正確的。個體分析方法與整體分析方法應當是互補的；只採用其中任何一種分析方法，都不可能獲得完整全面的認識。經濟學的研究中應當採取的是整體分析與個體分析相結合的規則。

5. 關於高中生社會實踐中的超市調查報告

其實超市就是 一小眼光 來看待 經濟 ！ 如果從比較 長遠的方面來看待 經濟 在來呈現 其實是最好的！

先以 介紹經濟 來 圍繞出你的實踐很充實！ 這是題材經濟學是關於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對稱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的終結，科學經濟學的開始。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各個階級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經濟學。由於政治經濟學不可能以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對象（雖然有的政治經濟學也標榜自己以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對象），所以政治經濟學作為範式是前經濟學。對稱關系是宇宙的最深層本質，對稱規律是社會的最根本規律，對稱原理是科學的最基本原理，也是經濟學的最基本原理。對稱經濟學，是用對稱的方法，五度空間的方法，系統論的方法，對人類經濟活動中的各個因素與結構及其相互關系作邏輯的、歷史的、現實的分析，從中揭示人類經濟活動的一般規律的經濟學。只有以對稱哲學為哲學基礎、以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對稱關系為自己的對象、出發點和建構體系的基本原則的對稱經濟學才是科學的經濟學。！

最後在以你自己的 艱苦實踐！ 等等！ 來圍繞！結束 少寫流水！ 語言精練！
這是一份 大學的實踐生活 希望對你有幫助！ 呵呵
調查目的：時下，大學生通過利用課余時間找份兼職工作打打工或在假期積極參與社會實踐，打暑期工、實習體味生活已經成為了一股熱潮。對大多數學生而言，掙錢是打工的首要目的。有的卻認為掙錢並不是大學生打工的惟一目的，不少同學把打工看作是參加社會實踐、提高自身能力的機會。許多學校也積極鼓勵大學生多接觸社會、了解社會，一方面可以把學到的理論知識應用到實踐中去，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積累工作經驗對日後的就業大有裨益。通過調查可以了解當代大學生對社會實踐的看法以及透析大學生生活實踐情況，從而結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大學生社會實踐所存在的問題以及提出解決方法，使大學生能正確對待社會實踐，在實踐中見真知。在往後實踐中能更好地接觸社會、實踐自己的專業技能，尋找發展的機會。

調查對象：大學生成長成才，是高等院校普遍關注的問題。而大學生社會實踐已成為培養合格大學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決不能忽視或放棄大學生社會實踐。因此這次調查就選擇了在讀大學生50名，其中咸陽師院20名，陝西中醫學院10名，西安外語外貿大學10名，陝西理工大學5名，西安工業大學5名。年級分別為大一學生5名，大二學生30名，大三學生15名。

調查內容：本次調查通過對大學生有否參加過暑期工、兼職或實習，最想參與何種社會實踐，所參與的打工或實習是否與所學專業相符，能否體現實踐與理論知識相結合以及在工作或實習中獲得了什麼等問題進行展開。

調查方法：通過派發問卷進行調查，發放問卷共50份，收回有效問卷50份。（調查問卷及數據統計詳見附錄）

樓主加油額！

6. 根據市場經濟的有關理論，說明大蒜價格下跌和上漲的原因以及怎樣自覺運用價值規律來更好地指導農業生產

根據價值規律，商品的價格總是在價值上下波動。

去年種大蒜的人多，產量大，所以供過於求價格低。今年，一些農民看到種大蒜不掙錢，就轉向了其他作物。但是這樣的農民多了，大蒜的產量大大減少，但人們的需求每減少，供不應求，自然價格上漲，這都是價值規律的表現。

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程中的客觀經濟規律，只要存在商品經濟，它就像一條無形的指揮棒，指揮著人們的經濟活動。

價值規律的作用有三個：．價值規律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各生產部門的分配在私有制商品經濟條件下，每個商品生產者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都是按照各自的打算進行的，整個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中，盡管如此，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還是保持著大致的平衡；

在現代經濟中，各生產部門、各企業是緊密聯系、相互依存的，客觀上要求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各部門之間有一定的比例，某一部門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多了，生產出來的產品就會賣不出去，而少了，又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

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是價值規律自發地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各生產部門的分配。

價格所以總是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是因為供求與價格存在相互制約的關系。商品供求關系會影響價格，使價格上漲或下跌；反過來，價格上漲或下跌，也會影響供求，使供給和需求趨於平衡。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價值規律就像一條無形的指揮棒，指揮著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流向，哪裡多了它就指揮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從這個部門流出來；哪裡少了它又指揮著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流向這個部門，從而達到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大體上保持平衡。

例如，80年代初，我國冰箱、彩電市場供不應求，價格高，且憑票供應。由於有利可圖，一時間，我國冒出了許多冰箱、彩電生產廠家，到90年代，光是引進義大利阿里斯頓生產紅的冰箱廠家就有7個。

(6)政治經濟學市場調查報告模板擴展閱讀：

價值規律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各生產部門的分配。這是因為價值規律要求商品交換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而等價交換又是通過價格和供求雙向制約實現的。

所以，當供不應求時，就會使價格上漲，從而使生產擴大；供過於求會使價格下跌，從而使生產縮減。這里價值規律就像一根無形的指揮棒，指揮著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流向。

當一種商品供大於求時，價值規律就指揮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從生產這種商品的部門流出；相反，則指揮著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流入生產這種商品的部門。